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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购买土地而支出货币资本，并不是投入农业资本。这其实是相应地减少了小农在他们的生产领域本身中可以支配的资本。这相应地减少了他们的生产资料的数量，从而缩小了再生产的经济基础。这使小农遭受高利贷的盘剥，因为在这个领域内，真正的信用一般说来是比较少的。这种支出是农业的一个障碍，即使进行这种购买的是大田庄，也是如此。这种支出实际上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矛盾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土地所有者是否负债，他的土地是继承来的，还是买来的，这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他究竟是自己收取地租，还是必须再把它付给一个抵押债权人，这不会在租地农场本身的经营上引起任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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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在地租已定时，土地价格是由利息率调节的。如果利息率低，土地价格就高；反过来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在正常情况下，高的土地价格必然和低的利息率相并行，结果，农民如果由于利息率低而按高价支付土地，那么同一个低利息率，也必然使他能以有利的条件通过信用取得经营资本。但在小块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地方，情况实际上不是这样。第一，信用的一般规律并不适用于农民，因为这个规律要以生产者是资本家为前提。第二，在小块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在这里不谈殖民地——和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是国民的主体的地方，资本的形成，也就是说，社会的再生产，相对地说是微弱的，而前面已经说明过的意义上的借贷货币资本的形成，则更加微弱。这要以积聚和一个富有的有闲资本家阶级的存在作为前提（马西）。第三，在这里，土地所有权是绝大部分生产者的生活条件，是他们的资本的不可缺少的投资场所，所以，土地价格上涨是由于对地产的需求超过其供给，而和利息率无关，并且往往和利息率一起上涨。在这里土地按小块出售的价格比在大块出售的场合要高得多，因为在这里，小块土地的买者的人数是多的，大块土地的买者的人数是少的（黑帮，吕比雄，纽曼）。由于这一切原因，在这里土地价格也会在利息率相对高的情况下上涨。在这里，农民从用来购买土地的投资上取得的利息是相对较低的（穆尼哀），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反过来对抵押债权人支付的高利贷利息却是很高的。爱尔兰制度的情况也是这样，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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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土地价格这个和生产本身无关的要素，在这里可以提高到使生产不能进行的程度。（东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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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价格起这样一种作用，土地的买卖即土地作为商品的流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这些实际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因为在这里，商品已经成为一切产品和一切生产工具的一般形式。另一方面，这些现象却又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还很有限，还没有展开它的全部特性的地方才会发生；因为这些现象正好是以下述事实为基础：农业不属于或尚未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属于一种由已经消亡的社会形式遗留下来的生产方式。因此，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缺点，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者对于自己产品的货币价格的依赖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不充分所产生的缺点是一回事。农民变成了商人和产业家，但没有具备那些让他能够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来进行生产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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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价格对生产者来说是成本价格的要素，但对产品来说不是生产价格的要素（即使地租会参加决定土地产品的价格，但预付20年或更多年数的资本化的地租，决不会参加决定土地产品的价格）。这种冲突，不过是体现着土地私有权同合理的农业、同土地正常的社会利用之间的矛盾的形式之一。但是另一方面，土地私有权，从而对直接生产者的土地的剥夺——一些人拥有土地私有权，意味着另一些人丧失土地所有权——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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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对小农业来说，土地价格，即土地私有权的形式和结果，表现为对生产本身的限制。对大农业和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大地产来说，这种所有权也是一种限制，因为它会限制租地农场主所进行的、最终不是对他自己有利而是对土地所有者有利的生产投资。在这两个形式上，对地力的榨取和滥用（撇开这种榨取不是取决于社会发展已经达到的程度，而是取决于生产者个人的偶然的不同的境况这一点不说）代替了对土地这个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即他们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所进行的自觉的合理的经营。在小所有制的场合，发生这种情况是由于缺乏应用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手段和科学。在大所有制的场合，却是由于这些手段被用来尽快地增加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的财富。在这两个场合，都是由于对市场价格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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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对小土地所有制的批判，最后都归结为把私有权当作农业的限制和障碍来批判。一切对大土地所有制的反批判也是这样。当然，在这两个场合，都把政治的次要的考虑撇开不说。一切土地私有权对农业生产和对土地本身的合理经营、维护和改良所设置的这种限制和障碍，在这两个场合，只是展开的形式不同罢了，而人们在争论有关弊病的这些特殊形式时，却忘记了弊病的极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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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土地所有制的前提是：人口的最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社会劳动，而是孤立劳动；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和再生产的发展，无论是再生产的物质条件还是精神条件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可能具有合理耕作的条件。在另一个方面，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李比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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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小土地所有制创造出了一个半处于社会之外的未开化的阶级，它兼有原始社会形式的一切粗野性和文明国家的一切贫困痛苦，那么，大土地所有制则在劳动力的天然能力借以逃身的最后领域，在劳动力作为更新民族生活力的后备力量借以积蓄的最后领域，即在农村本身中，破坏了劳动力。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共同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么，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因为产业制度在农村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使土地贫瘠的各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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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看比雷、托克维尔、西斯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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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图克引用的法国国王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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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见穆尼哀和吕比雄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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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龙博士先生（《粗放经营还是集约经营？》〔马克思没有引用关于这本小册子的其他材料〕）是从他所反驳的那些人的错误假定出发的。他认为，用于购买土地的资本是一种“创业资本”，然后在创业资本和经营资本的定义上，也就是，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定义上进行争辩。他关于资本一般的非常幼稚的观念（鉴于德国“国民经济学”的状况，这对一个非经济学家来说，是可以原谅的），使他无法知道，这个资本既不是创业资本，也不是经营资本，正如某人在证券交易所中投下的用来购买股票或国债券的资本，对这个人来说，代表一种投资，但并不是“投”在任何生产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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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卷） 第七篇 各种收入及其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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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章 三位一体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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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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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就是把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切秘密都包括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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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因为正如以前已经指出的那样(2)，利息表现为资本所固有的、独特的产物，与此相反，企业主收入则表现为不以资本为转移的工资，所以，上述三位一体的形式可以进一步归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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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在这个形式中，利润，这个体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特征的剩余价值形式，就幸运地被排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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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现在更仔细地考察一下这个经济上的三位一体，我们就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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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每年可供支配的财富的各种所谓源泉，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彼此之间毫无相同之处。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就像公证人的手续费、甜菜和音乐之间的关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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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土地，劳动！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或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社会某一部分人所垄断的生产资料，同活劳动力相对立而独立化的这种劳动力的产品和活动条件，通过这种对立在资本上人格化了。不仅工人的已经转化为独立权力的产品，作为其生产者的统治者和购买者的产品，而且这种劳动的社会力量及未来的……〔？这里字迹不清〕形式(3)，也作为生产者的产品的属性而与生产者相对立。因此，在这里，对于历史地形成的社会生产过程的因素之一，我们有了一个确定的、乍一看来极为神秘的社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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