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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时间的顺序，接下去是第三册的手稿。这个手稿至少大部分写于1864年和1865年。马克思在基本上完成这个手稿之后，才着手整理1867年印行的第一册。我现在正在整理这个第三册手稿，以便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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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一段时间，即在第一册出版之后，有供第二册用的一组对开纸手稿，计四份，马克思自己作了Ⅰ—Ⅳ的编号。其中第Ⅰ稿（150页），大概写于1865年或1867年，这是现在这样编排的第二册的最早的一个独立的、但多少带有片断性质的文稿。这个手稿也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第Ⅲ稿一部分是引文和马克思札记本的提示的汇编（多半和第二册第一篇有关），一部分是关于个别论点的文稿，特别是涉及对亚·斯密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以及关于利润源泉的见解的批判的文稿；此外，还有属于第三册范围的关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的论述。提示没有提供多少新的东西；用于第二册和第三册的论述部分，由于有了后来的文稿，大部分也只好弃置不用。——第Ⅳ稿是第二册第一篇和第二篇前几章的已经可以付印的文稿，这部分已经在适当的地方采用了。这个手稿虽然比第Ⅱ稿写得早，但是，因为形式上比较完整，所以可以在本书适当的地方很好地加以利用，只要把第Ⅱ稿的一些内容补充进去就行了。——最后的这份手稿，是第二册的惟一相当完整的文稿，稿上注明的日期是1870年。下面马上就要提到的供最后修订时参考的笔记说得很清楚：“第二个文稿必须作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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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以后，又有一个间歇期间，这主要是由马克思的病情造成的。他照例是利用这类时间进行各种研究。农学，美国的特别是俄国的土地关系，货币市场和银行业，最后，还有自然科学，如地质学和生理学，特别是独立的数学研究，成了这个时期的许多札记本的内容。1877年初，他感到健康已经恢复到可以进行原来的工作了。1877年3月底，他从上述四份手稿中作出提示和笔记，并以此作为重新写作第二册的基础。这一册的开头部分在第Ⅴ稿（对开纸56页）中。这个手稿包括开头四章，还没有怎么加工。一些要点是放在正文下面的注释中来阐述的。材料与其说经过精心挑选，还不如说只是搜集在一起。但是，这个手稿是对第一篇的最重要部分的最后的完整的论述。——根据这份手稿整理出一份可以付印的手稿的第一次尝试，是第Ⅵ稿（写于1877年10月以后和1878年7月以前）；只有四开纸17页，包括第一章的大部分，第二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尝试，是“1878年7月2日”写成的第Ⅶ稿，它只有对开纸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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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这时马克思已经明白了，如果他的健康状况不根本好转，他就决不能完成他的第二册和第三册的写作工作，使之达到自己满意的程度。事实上，第Ⅴ—Ⅷ稿已经够多地留下了他同折磨人的疾病进行顽强斗争的痕迹。第一篇最难的部分在第Ⅴ稿重新改写了；第一篇其余的部分和整个第二篇（第十七章除外）没有什么重大的理论上的困难；但是第三篇，即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在马克思看来，非重写不可。因为第Ⅱ稿在论述再生产时，起初没有考虑到作为再生产中介的货币流通，后来考虑到这种货币流通就再一次作了论述。这种情况应当消除，全篇应当改写，以适应作者已经扩大的眼界。这样就产生了第Ⅷ稿，这是一个只有四开纸70页的笔记本；只要对照一下现在印成的第三篇（采自第Ⅱ稿的插入部分除外），就可以知道，马克思善于把多少东西压缩到这个篇幅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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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手稿也只是对问题的初步考察；它的首要课题，是确定并且阐述那些对第Ⅱ稿来说是新获得的观点，而对那些没有新东西可说的论点，就不加考虑了。与第三篇多少有关的第二篇第十七章的重要部分又被吸收了进来并作了扩展。逻辑的联系常常中断；有些地方的论述不完整，特别是结尾部分的论述完全是片断的。但是，马克思要说的话，在这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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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第二册的材料。马克思逝世前不久曾对他的女儿爱琳娜说，希望我根据这些材料“做出点什么”来。我在最有限的范围内接受了这种委托；我尽可能把我的工作限制在单纯选择各种文稿方面。因此，我总是把最后的文稿作为根据，并参照了以前的文稿。只有第一篇和第三篇出现了实际的、不仅仅是技术性的困难；而这种困难也不小。我总是设法完全根据作者的精神去解决这些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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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的引文，在用作事实例证的地方，或在每一个想探究问题的人都可以找到原文（例如亚·斯密著作的引文）的地方，大多数我都翻译出来了。只有第十章不能这样做，因为那里要直接批判英文原文。——摘自第一卷的引文，都注明了第二版即马克思生前付印的最后一版的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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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册可用的材料，除了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最初的论述，除了第Ⅲ稿中前面提到的部分和一些随手记入札记本的简短笔记，只有上述1864年到1865年写的那个对开纸的手稿，它经过和第二册的第Ⅱ稿大致同样充分的加工，最后，还有一本1875年的手稿，是论述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的，这是用数学的方法（用方程式）来说明的。第三册的付印准备工作正在迅速进行。根据我现在的判断，这一工作的困难主要只是技术性的，当然，某些极为重要的章节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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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要驳斥对马克思的一种指责。这种指责，最初只是个别人暗地里进行的。现在，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却由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及其信徒，当作不容置疑的事实加以宣扬，说什么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关于这件事，我已经在另一个地方说了急需说的话(1)，但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提出有决定意义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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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这种指责最初见于鲁·迈耶尔《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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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证明，马克思从这些出版物〈指那些可以追溯到30年代后半期的洛贝尔图斯的著作〉中，汲取了他的批判的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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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进一步的证据以前，我尽可以认为，这种断言之所以全部“可以证明”，是因为洛贝尔图斯曾经向迈耶尔先生保证有这么一回事。——1879年，洛贝尔图斯亲自出场了，他在写给J．采勒的信（1879年在蒂宾根出版的《一般政治学杂志》第219页）中，谈到他的《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1842年）一书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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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将会发现，这一点〔指书中展开的思路〕(2)已经十分巧妙地被马克思……利用了，当然他没有引证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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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贝尔图斯遗稿的出版者泰·科扎克也毫不隐讳地重复了这种说法（洛贝尔图斯《资本》1884年柏林版，导言第ⅩⅤ页）。——最后，在1881年由鲁·迈耶尔出版的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的《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中，洛贝尔图斯直截了当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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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发现，谢夫莱和马克思剽窃了我，而没有提到我的名字”（第60封信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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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个地方，洛贝尔图斯的奢望表达得更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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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在我的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中说明了，本质上和马克思一样，不过更简单、更明了。”（第48封信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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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关于剽窃的指责，马克思从来都是一无所知。他手边的一册《解放斗争》，只裁开了和“国际”有关的部分，其余的部分是在他逝世以后才由我裁开的。蒂宾根的杂志，马克思从来没有见到过。给鲁·迈耶尔的《书信》，他也毫无所知。说到“剽窃”的那个地方，只是到1884年，由迈耶尔博士先生自己好意地提起，才引起我的注意。不过，第四十八封信马克思是知道的。迈耶尔先生曾经好意地把原信交给马克思的小女儿。关于马克思的批判要在洛贝尔图斯那里寻找秘密源泉这样一些离奇的谣言，当然也传到了马克思的耳边。当时马克思把信给我看，并说，他在这里终于得到可靠的消息，知道洛贝尔图斯本人的奢望是什么。只要洛贝尔图斯不再说些别的什么，他，马克思，尽可以不予理睬；如果洛贝尔图斯认为他自己的叙述更简单、更明了，那就让他去享受这种乐趣。事实上，马克思认为，整个事情已经由洛贝尔图斯的这封信而了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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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完全可以这样想，因为正如我清楚地知道的，直到1859年前后，他对洛贝尔图斯的全部文字活动还是一无所知，而这时，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在纲要上已经完成，而且在最重要的细节上也已经完成。1843年，他在巴黎开始研究经济学时，是从伟大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开始的。在德国人当中，他只知道劳和李斯特，而有这两个人，对他说来也就够了。马克思和我以前都根本没有听说过洛贝尔图斯，直到1848年，当我们要在《新莱茵报》上批判洛贝尔图斯这位柏林议员的演说和他充任大臣的活动时，我们才知道这个人。当时，我们对他什么也不了解，就去问莱茵省的议员，这个突然当了大臣的洛贝尔图斯究竟是什么人。然而那些议员也不能告诉我们洛贝尔图斯的经济学著作方面的任何东西。可是，当时马克思在没有洛贝尔图斯的任何帮助下，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这一点，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和1847年在布鲁塞尔所作的、1849年发表在《新莱茵报》第264—269号上的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演，可以得到证明。1859年前后，马克思才从拉萨尔那里知道还有洛贝尔图斯这样一个经济学家，后来他在英国博物馆看到了洛贝尔图斯的《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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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就是这样。马克思从洛贝尔图斯那里“剽窃”的内容又是怎样的呢？洛贝尔图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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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在我的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中说明了，和马克思一样，不过更简单、更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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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核心问题是：剩余价值理论；事实上不能说，洛贝尔图斯还能从马克思那里把别的什么东西说成是他所有的。因此，洛贝尔图斯在这里自封为剩余价值理论的真正创始人，而马克思从他那里剽窃了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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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又怎样向我们说明剩余价值的产生呢？只不过是这样：被他看作地租和利润之和的“租”所以产生，不是由于对商品价值的“价值追加”，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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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资所受到的价值扣除，换句话说，由于工资仅仅构成产品价值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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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有足够的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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