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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台纺纱机，如果不是用来纺纱，不执行生产要素的职能，就是说，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不执行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的职能，那它就没有使用价值。不过，纺纱机是可以移动的。它可以从出产国输出，在国外直接或间接地卖掉，换成原料等等或换成香槟酒。这样，它在出产国只是执行商品资本的职能，而决不是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即使在它出卖之后也不是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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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那些和土地连在一起，固定在一个地方，因而只能就地利用的产品，例如厂房、铁路、桥梁、隧道、船坞等等，以及经过改良的土地等等，却不能作为物体原封不动地输出。它们是不能移动的。它们要么是没用的，要么在卖掉以后，必须在生产它们的国家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它们的资本主义生产者为了搞投机而建造工厂或改良土地，目的是要把它们卖掉，对他来说，这些东西是他的商品资本的形式，因而按照亚·斯密的说法，是流动资本的形式。但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这些东西要成为并非没用的东西，归根到底就要在本国，在一个固定在它们本身所在地的生产过程中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不过，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不能移动的东西本身一概都是固定资本。它们，例如住宅等等，可以属于消费基金，因而根本不属于社会资本，虽然它们是社会财富——资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的要素。用斯密的话来说，这些东西的生产者通过它们的出售而获得利润。因此，它们是流动资本！这些东西的使用者，它们的最后买主，只有把它们用于生产过程，才能够利用它们。因此，它们是固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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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证书，例如铁路的所有权证书，每天都可以易手，它们的所有者甚至可以在国外出售这种证书而获得利润，因此，铁路本身虽然不能输出，所有权证书却是可以输出的。但不管怎样，这些东西在它们所在的国家内，要么必须闲置不用，要么必须执行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的职能。同样，工厂主A可以把工厂卖给工厂主B而获得利润，但这并不妨碍工厂和以前一样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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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那些固定在一个地方、同土地不能分离的劳动资料，虽然对它们的生产者来说，能够执行商品资本的职能，不形成他的固定资本的要素（对他来说，固定资本是由他用来建造房屋、铁路等等的劳动资料构成的），但必然预期要在本国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可是，由此决不能反过来得出结论说，固定资本必然由不能移动的东西构成。船舶和机车只有通过运动才能发挥作用；但是，它们不是对它们的生产者，而是对它们的使用者来说，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另一方面，有些东西千真万确固定在生产过程中，它们生在生产过程也死在生产过程中，一经进入生产过程就永不离开，但它们却是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例如，用于生产过程中使机器运转的煤炭，用于厂房内照明的煤气等等，就是这样。它们是流动资本，并不是因为它们作为物体和产品一道离开生产过程并作为商品来流通，而是因为它们的价值全部进入在它们帮助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从而必须全部由商品的出售来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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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引用的亚·斯密的那段话中，还应该注意下面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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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它们〈机器等等〉的工人所需的给养是由流动资本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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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学派把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部分正确地列入和“原预付”相对立的“年预付”。但另一方面，在他们那里，不是劳动力本身，而是付给农业工人的生活资料（用斯密的话来说，就是“工人的给养”）表现为租地农场主使用的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这一点恰好和他们独特的理论有联系。在他们看来，由劳动加到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正像原料、劳动工具等不变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加到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完全一样），只是等于付给工人的为维持他们作为劳动力的职能所必须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他们的理论本身使他们不可能发现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如果劳动（除了再生产它本身的价格外）生产剩余价值，那么，它在工业中也像在农业中一样，生产剩余价值。但是，按照他们的体系，劳动只在一个生产部门即农业中生产剩余价值，所以，剩余价值就不是由劳动产生，而是由自然在这个部门的特殊作用（协助）产生。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在他们看来，农业劳动和其他种类的劳动不同，是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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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斯密把工人的生活资料规定为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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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为他把与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和那些属于流通领域的资本形式即流通资本混同起来；这种混同被他以后的经济学家不加批判地继承下来。因此，他就把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混同起来，不言而喻，在社会产品采取商品形式的地方，工人的生活资料同非工人的生活资料，材料和劳动资料本身一样，都必须由商品资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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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斯密那里，无意中混进了重农学派的见解，虽然这种见解是同他的阐述的内在部分即真正科学的部分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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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预付资本会转化为生产资本，就是说，会采取生产要素的形式，而生产要素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物。（劳动力包含在内。）只有在这个形式上，预付资本才能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如果现在我们用工人的生活资料来替换资本的可变部分转化成的劳动力本身，那就很清楚，就价值形成来说，这种生活资料本身，同生产资本的其他要素，同原料和役畜的生活资料是没有区别的。斯密以此为根据，效法重农学派，在前面引用的一段话中，把它们相提并论。生活资料本身不能增殖自己的价值，或者说，不能把剩余价值加到自己的价值上。生活资料的价值，和生产资本其他要素的价值一样，只能在产品的价值中再现。它加到产品中去的价值，不可能多于它原有的价值。生活资料和原料、半成品等等一样，同由劳动资料构成的固定资本的区别仅仅在于：生活资料（至少对支付生活资料的资本家来说）全部消耗在它参与制造的产品中，从而它的价值必须全部一次补偿，而固定资本只是逐渐地、一部分一部分地补偿。因此，预付在劳动力（或工人的生活资料）上的那部分生产资本，现在只是在物质方面，而不是在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方面，同生产资本其他的物质要素相区别。这部分生产资本只是由于它和产品的客观形成要素的一部分（斯密统称为“材料”）一起归到流动资本的范畴，而同产品的客观形成要素的另一个归到固定资本范畴的部分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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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属于生产资本的流动部分，它同生产资本的固定部分相反，具有和产品物质形成要素的一部分（原料等等）一样的流动性，这种情况和资本的可变部分在价值增殖过程中所起的同不变部分相对立的作用绝对无关。问题仅仅在于，这部分预付资本价值必须怎样以流通为中介由产品的价值得到补偿、更新、从而再生产出来。劳动力的购买和再购买，属于流通过程。但是只有在生产过程中，投在劳动力上的价值（不是为工人，而是为资本家投入的），才会由一个已定的不变的量，转化为一个可变的量；并且始终只是由于这一点，预付的价值才转化为资本价值，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但是，如果像斯密那样，不是把投在劳动力上的价值，而是把投在工人的生活资料上的价值，规定为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那就不可能理解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区别，因而也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这部分资本是和投在产品物质形成要素上的不变资本相对立的可变资本这一定义，被掩埋在这样一个定义之下：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就周转来说属于生产资本的流动部分。这种掩埋由于不是把劳动力，而是把工人的生活资料列为生产资本的要素而最终完成。至于劳动力的价值是用货币预付还是直接用生活资料预付，那是没有关系的，虽然后一种情形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自然只能是例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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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由于亚·斯密所下的流动资本的定义，被认定对于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价值具有决定的意义，——这是重农学派的定义，但是丢掉了重农学派的前提，——他就顺顺当当地使他的后继者不可能理解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是可变资本部分。他本人在别处作过的更深刻的和正确的阐述并没有取胜，他的这个谬误占了上风。以后的著作家甚至走得更远。他们不仅认为，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定义在于，它是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而且还认为，流动资本的本质的定义在于，它是投在工人的生活资料上的资本。由此自然就得出了劳动基金的学说，即认为由必要生活资料构成的劳动基金是一个已定的量，这个量一方面从物质上限制工人在社会产品中占有的份额，另一方面又必定全部花费在购买劳动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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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看魁奈《经济表分析》（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例如，那里说：“年预付是由每年在耕作劳动上的支出构成的；这种预付必须和代表农业创办基金的原预付相区别。”（第59页）——晚一辈的重农学派已经时常把“预付”直接叫作“资本”：“资本或预付”，见杜邦·德奈穆尔《魁奈医生的学说，或他的社会经济学原理概述》（德尔，第1部第391页）。其次，勒特罗纳写道：“由于劳动产品的耐久程度不同，一个国家就拥有不以每年再生产为转移的一个可观的财富储备，这个储备代表长期以来积累的资本，它原来是用产品支付的，是不断保存和增加的。”（德尔，第2部第928—929页）——杜尔哥已经更经常地用“资本”一词代替“预付”，更彻底地把“工厂主”的“预付”和租地农场主的“预付”等同起来。（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6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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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亚·斯密怎样阻碍自己去理解劳动力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作用，可以用下面这句话来证明，在这里，他像重农学派那样把工人的劳动和役畜的劳动相提并论，他说：“不仅他的〈租地农场主的〉雇工是生产劳动者，而且他的役畜也是生产劳动者。”（第2篇第5章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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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卷） 第十一章 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李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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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提到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只是为了说明价值规律的例外，即工资率影响价格的各种情况。这个问题，我们要到第三册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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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原来的糊涂观念一开始就表现在下面这种轻率的并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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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本耐久程度的这种差别，和这两种资本可能结合的比例的这种多样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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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这两种资本是什么？我们听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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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劳动的资本和投在工具、机器和建筑物上的资本可能结合的比例也是多种多样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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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固定资本＝劳动资料，流动资本＝投在劳动上的资本。维持劳动的资本，是从亚·斯密那里抄袭来的陈词滥调。在这里，一方面把流动资本同可变资本即投在劳动上的那部分生产资本混为一谈。另一方面，由于对立不是从价值增殖过程——通过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得出的，而是从流通过程得出的（斯密的旧有的混乱），就出现了双重错误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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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把固定资本耐久程度的差别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所形成的资本构成的差别等量齐观。但是，后一种差别决定剩余价值生产上的差别；相反，前一种差别，在考察价值增殖过程时，只涉及生产资料的一定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的方式，而在考察流通过程时，只涉及所投资本的更新期间，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考察，只涉及资本预付的期间。如果我们不去洞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内部机构，而是从既有的现象出发来考察，那么，这两种差别事实上就合而为一了。就社会剩余价值在投入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中间的分配来说，资本的不同预付期间的差别（例如固定资本的不同寿命）和资本的不同的有机构成（从而也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不同的流通），对于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和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都同等地发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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