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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从2001年到2014年，香港家庭收入（中位数）从25.2万港元上升到27.48万港元，增幅为9%左右。2001年本港大学毕业生（入职）月薪为10000元港元左右；2014年，这个数字几乎没有变化。而同期港岛50平方米的公寓售价从195万上涨到650万港元左右（九龙同等面积的公寓售价从大约140万港元上涨到540万港元），增幅均超过200%。此外，同期港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从1.06左右下降到0.8，也就是相对购买力下降了2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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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新世代的香港居民只能在电影小说和父母的回忆中回想那轻歌曼舞的年代。每一个九龙大角咀的麦兜们，出生在港式黄金岁月的余晖中，上学、工作、希望、失望……和绝大多数草根阶层的命运一样，他们长大后发现被生活的空间和“鸽子笼”压得喘不过气，日日奔忙，承受压力，却终于成为“负资产”的“失败者”。纵向比是本港的黄金时代，横向比是中国内地和新加坡令人目眩的增长，而自己极目四望，发现高昂的房价、多年如一日的薪资和乏力的经济增长已经像低垂的天幕，纵然如何努力，也压垮了上升的通道——苦闷和绝望像瘟疫一样，蔓延在香港社会的底层和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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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绪在文化上也表露无遗。颓废、怀旧式的自嘲取代了自我奋斗和救赎式的调侃。尤其近10多年来，与内地文化上的疏离、制度上的隔阂、语言体系上的分歧，随着双方关系与地位的微妙变化和“话语权”的转移，一点一点累积成了巨大的张力。本港人从《狮子山下》唱到了《喜帖街》，从“无畏更无惧，理想一起去追”终于走向了“忘掉种过的花，放弃理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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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怎么没了那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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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话题说起来如此复杂和沉重，我不敢妄言。不过，仔细想想，世界所有大都市的兴衰其实都有一些历史的因缘际会。香港也不例外。回看历史，香港第一次起飞在20世纪40—60年代，靠的是出口加工业，一来和内地的政权更迭不无关系，二来赶上了战后西方经济复苏、欧美市场大开的历史机遇。第二次飞跃，也就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点石成金的岁月，更是几个大的历史机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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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深层次的内因，也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的，香港和内地所有的城市有根本性的差别，她地处半岛，地形崎岖，资源匮缺，入不了“达官贵人”的法眼，却因此“边缘生长”，长出了一种极具韧性的“平民精神”和商人文化，这种传统恰好和现代法治社会的契约精神不谋而合，为现代金融业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而英属殖民地文化的影响，也使得香港在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毫无困难，基本没有遇到制度和文化上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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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因则比较复杂。首先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盛于80年代的全球金融自由化浪潮和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崛起。港英政府在这一波浪潮中的表现可圈可点：迅速清除所有的政策壁垒，利用香港的区位优势，打造金融贸易自由港。然而，金融贸易的自由化需要一个庞大的市场吸收，单靠香港这样的经济体量很难独擎一片天。正在此时，内地适逢其会的改革开放为香港自由港在亚太地区中心地位的确立提供了巨大契机。同时，自1978年以来内地经济的高速增长又为香港的资本提供了绝佳的回报率——而这样的历史机遇，比如像十几亿人口的市场从封闭到开放的进程，几乎是不可复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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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说，维多利亚港湾孕育出这颗东方之珠，是多种内生和外生因素碰撞的结果。有必然，也不乏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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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时代的变迁如同自然界的法则，不随人们的意志转移。1997年，内地的GDP总量为2659.26亿美元，香港是1773.53亿美元——香港和内地的经济体量在一个数量级。1998年开始，内地进入长达15年的“两位数”增长时代，到2014年年底，内地GDP总量为10.36万亿美元，是香港经济体量（2736.67亿美元）的38倍左右。即使只从城市角度比较，上海、北京的经济总量也相继超过香港——香港的人均富裕程度当然仍然远超内地，但从体量和影响力的角度来说，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已经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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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民最关心的证券市场为例。作为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香港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专业化程度是毋庸置疑的。而金融市场的起伏也直接关系着香港的经济状况和港人的就业水平。即使在这个充分国际化的市场上，“内地资本”的影响也举足轻重。截至2015年2月，中资股[4]在香港主板的数目为347，市值占比为43.24%，交易量更占到55.15%，上证指数和恒生指数的相关系数（2003年至2015年2月）高达0.78。而仅仅20年前，对于香港来说，这些数字都微小得几乎可以忽略——1993年，中资占香港股市的份额大约为6%。“港股A股化”这么标签化的词语也许是言过其实了，但从中长期来看，尤其在内地放松资本管制后（如2015年证监会开始“允许公募资金投资港股”，保监会“允许保险资金投资香港创业板”），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因干扰中断，香港资本市场的“中资化”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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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历史造就的现实。1996年以后，随着内地对“进出口权”的放宽和调整“出口配额制度”，香港的增速开始进入下行通道。2003年更是历史转折点——中国加入WTO，与世界不再保持着“一臂间隔”，这意味着香港特殊地位就此结束，转口贸易的下滑不可逆转，金融机构和国际资金直接进入中国内地的趋势也不可逆转。除此之外，金融、航运、贸易等几乎所有的传统优势产业，从对“内”来说，香港都面临着来自上海、天津等港口城市的竞争——这些城市，除了有巨大的人口红利之外，都背靠一个广阔的经济区域（长江三角洲、华北经济带）。而香港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来自深圳和广州的竞争（尤其是深圳）也日趋激烈。对“外”而言，新加坡除了地理位置外，在“软实力”——比如良好的法治环境，高效透明的监管体系，成熟的投资者构成等——方面也完全不逊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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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仍然是香港，而世界已经不是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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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卷轴已经翻过。2015年冬天我在香港，和往常一样在街头闲逛，累了，到置地广场一楼的咖啡厅歇歇。一抬眼，隔壁桌是吴君如，修着短发，妆容精致时尚。我隔着桌子看了她半天，眼前却浮现出的是“韦春花”（电影《鹿鼎记》），夸张的满头玉翠，摇头晃脑而来，却扑腾一跤，恰恰摔在我们嬉笑怒骂的顽劣岁月里。那一刹那我忽然意识到，对于我们来说，“香港”是一段集体的青春记忆。而对于本港人来说，香港却是历史、现实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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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是个路径相依的过程——香港的地理位置（三面环海）和历史渊源决定了它和内地经济之间的依存关系。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房地产曾刺激了香港金融服务业的发展转型，但也在一个仅有700万人口的港口城市经济体中埋下大地产商垄断的导火索。尤其在经济下行的时期，垄断式的畸高房价逐渐成了一辈子悬在普通港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根据英国《经济学人》2015年的统计，香港已经成为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地区，财富集中度逐年上升，已经超过80%，社会阶层流动性急速下降。中下层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从而引发了与内地之间的对立和裂痕。而这种裂痕被政治命题包装加工，又反过来阻碍香港继续以其柔软的身段和灵活的机制充当内地与世界的润滑剂——而这恰恰是香港成为“东方明珠”的最大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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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那么挥挥手我可以轻易告别这个城市。而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本港青年来说，这仅仅700万人口，100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却是他们无法逃离的原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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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该何去，该何从？香江日夜奔腾，仍然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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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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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听到《客途秋恨》是张国荣唱的南音，说的是一个书生谬仙与妓女麦秋娟的爱情。哥哥一句“凉风有信，秋月无边……况且客途抱恨对谁言”，唱得荡气回肠，我却怎么听也像是一个关于“追寻”和“惘然”的独白。1990年，许鞍华借用了《客途秋恨》的题目，讲述了一个“本是客途，终成归地；遥望国家，又添秋恨”的故事。1999年，施淑青在她的《香港三部曲》[5]中，又让主人公用这首地水南音来叙述自己的生平，也叙述着香港的生平。也许“客途秋恨”，恰是香港的旅程和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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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窗外暮色渐起，西山隐约可见。忽然觉得，一个人，一个城市，一个时代，都终究是过客。耳畔隐隐传来罗大佑苍凉沉郁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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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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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65年年底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创立。汇丰上海分行借助雄厚资本、外资特权和先进的银行的制度，很快垄断上海华洋金融市场同业拆借业务和上海外汇市场业务，其规模和实力远远超过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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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海于1843年开埠。由于有长江三角洲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上海的发展一日千里。到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上海已经出现了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和江南制造局等著名洋务企业，将长江流域经济与海外贸易连成一片。1865年在香港成立的汇丰银行，同年底在上海创立分行。19世纪中后期，大清与列强屡屡战败，巨额的战争赔款催生了巨额的外债，尽管没有正规交易所，大量的资金流动仍然刺激着上海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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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名倪亦舒，香港著名的都市小说家，也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华人女作家之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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