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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还有更多的例子，比如这次股灾中被千夫所指的股指期货归中金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管，而股票现货交易均属于上交所、深交所的管辖范畴。事后公安部队在股指期货上频频出击，斩获不少，就有人问，为什么没有一个事前关于期货和现货账户的联动监管呢？还有人问，为什么期货T+0、现货T+1这么明显的制度套利不改掉？两边交易所都很委屈，虽然同属证监会，却也是分家的兄弟。谁会让别人看自己家的保险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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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这系列的现象起了个名字，叫“监管分割”（英文Regulation Segmentation）。金融学文献中常常会讨论的“市场分割导致套利机会”和市场分割造成套利机会的逻辑一样，在一个融合的、统一的金融市场里，分割的监管也会导致监管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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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要结束这篇文章时，手机上又推送即时消息，分别是华尔街新闻和万得的推送，说是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先是中信证券的总经理，国家队主力队员的头儿，后又是我资本市场最高监管机构高管……“三观”要怎么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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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口水压压惊，考虑一下要不要去南京申请办理一个“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的患者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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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永不眠：资本世界的暗流涌动和金融逻辑 [:17034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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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永不眠：资本世界的暗流涌动和金融逻辑 错乱的手：泛亚悲剧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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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亚悲剧的背后，是错乱的手。不是每个独臂者都叫“神雕侠”，也不是每个四只手的生物都是小妖王胡巴。地方政府也罢，监管的职能部门也罢，总要学会管住自己“闲不住的手”，也要做该做的事情，摆正自己“缺失的手”，让“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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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大家都曾被“泛亚”的事情刷屏。涉案资金430亿，涉及22万人，平均每人19万元的资金。也就是一个普通中国人近7年可支配收入的总和（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8万元。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城市是上海和北京，分别为4.77万和4.3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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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亚的事情，琢磨一下并不算复杂。掀开什么“稀有金属交易”的高大上外衣，归根结底，就是个庞氏法则的民间集资案件。[1]投资人通过泛亚交易所将资金借给交易商，获得高达13.88%的年化收益——这样诱人的收益只有两种渠道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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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这些交易商可以获得远远高于这个收益率的投资回报，也就是他们所交易的有色金属（这次出事的产品叫铟，其实任何产品都一样）必须价格持续疯狂上涨。如果铟的价格下跌，那么这些收益就只能来自第二种途径——泛亚用后面投资者的钱去垫付前面投资者的利息，俗称“接盘侠”。一旦交易商品的价格剧烈波动，或者接盘侠的资金流入减少，就会发生资金链断裂，然后挤兑、破产、跑路……变成多米诺骨牌式的坍塌。这样击鼓传花式的“集资”案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穿着各式各样的皇帝的新装在神州大地此起彼伏，处处开花。随便查查，什么蚁力神、亿霖木业、万里大造林等，大多属于此类，举不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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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和收益是一对拆不散的C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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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以教金融学为生计的人，我所理解的现代金融学就是研究不确定环境下人类最优投资决策的学问。不确定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风险”。金融学最基本的原则是：回报和风险从来都是唇齿相依。金融学中说“没有无风险的收益”，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举个例子，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市场里，国债利率（无风险利率）在3%左右，如果有一个回报为20%的金融产品，我们要明白，在追逐这个回报的同时意味着自己承担了与此相适应的不确定性，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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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世界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婚姻市场上，是安安稳稳找一个暖男（低风险—低收益），还是承受遭遇失败或者背叛的风险追逐高富帅（高风险—高收益）？金融学的知识告诉我们，这两种选择的风险调整后期望收益率一定处于相对均衡。否则，就会有一类男生发生极大的供不应求而导致价格暴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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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风险管理”是干什么的呢？风险管理就是根据你的个人偏好（比如是“颜控”？是“宅腐”？）和资金约束（长相、身高、学历、收入等），做出对你来讲风险最小（成功概率比较大）和收益最高（根据你的人见人爱程度所能找到的“最高最富最帅”）的选择。这叫作“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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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告诉我，你就是“土肥圆”，可是你的人生理想就是找一个谢霆锋、吴彦祖。那我能怎么说？我不能因为不忍心你“掉入火坑”，就规定身高1米6以下、体重50公斤以上的不允许追求高富帅（这叫作“过度监管”）。我只能告诉你，这事儿概率低。你成功了，我替你高兴（高收益得以实现）；你失败了，回家哭完再收拾旧山河（风险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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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亚的悲剧究竟“悲”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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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那泛亚的投资者就是活该倒霉？倒了血霉简直是一定的，而定论是否“活该”之前则先得问几个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泛亚有如此之大的魔力，能在短时间内席卷几十万人口、几百亿资金？撇撇嘴简单地说一句“因为贪婪”或者“动物精神”恐怕是不够的。我在一路查阅资料的过程中，看到的是“政府公信力”的影子在泛亚巨大而丑陋的架构之后若隐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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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泛亚作为昆明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由政府批准设立，并于同年成立了由分管金融副市长任组长的专门监管委员会，对交易所进行监管。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泛亚的董事长单九良的履历表极其“丰富多彩”。2006年，单九良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叫“考尔煤炭电子交易公司”的企业，和泛亚的模式几乎如出一辙，仅有的不同，就是煤炭换成了更加稀里糊涂的“稀有金属”。4年之后，也就是2010年，“考尔”遇到资金兑付危机，考尔的负责人被处以4年有期徒刑。而单九良作为“考尔”的法人代表，却毫发无损地从上海滩来到了春城，再次大展“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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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有“信用记录”的社会，我很难想象这样污（pi）垢（gu）还没揩干净的人能迅速地开张一个更大的赌场。念书的时候，我有个来自摩洛哥的同学，因为几千元的信用卡违约被列入黑名单，7年才能“信用重建”。他博士毕业当了三年教授后，月薪是两万加元，银行仍然拒绝给他发放信用卡。他只能带着现金到处跑。而单九良如此迅速“凤凰涅槃”，不能不令人感叹，在我们这个市场上，有时候“信用”和“节操”一样，会碎一地，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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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闲不住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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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5年的4年中，云南省政府不断地为泛亚“加持”，进行“信用增级”。随便举几个例子，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国务院办公厅在2011年发文要求各地清理整顿乱象丛生的交易所市场。奇怪的是，2013年，经过“联合检查验收”，云南金融办、证监局、银监局、昆明市政府等机构居然给出了泛亚交易所合规经营的验收报告。而在2013年，铟的现货价格已经从2011年720美元一吨下降到了615美元一吨，也就是下降了13.88%（很讽刺，恰好是泛亚承诺的“保本无风险收益率”）。这种情形下，交易商怎么可能向投资人（交易所）支付接近20%的利息？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泛亚在拆东墙补西墙，击鼓传花式地继续着“集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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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官商勾结这样的诛心之论，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地方政府要这样不遗余力地为泛亚站台？除了极个别的涉案人员外，也许地方政府的动因没有那么复杂，从我的角度看，一是无知，二是急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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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是对于现代金融知识了解的匮乏。术业有专攻，本来也不应强求每个地方官员对金融风险有足够的认识，但是“金融监管部门”对于这么明显的模式漏洞视而不见，就比较令人费解了。急切则是对于“地方经济飞速发展”的强烈渴望。这些年“地方GDP锦标赛”（北大周黎安教授语）使得政府在“招商引资”上绞尽脑汁，出尽百宝。像云南这样的西南边陲省份，对“大项目”的渴望更是到了望眼欲穿的地步。泛亚顶着“金融创新”“全球最大贵金属交易所”这样光彩夺目的帽子，实在容易闪花人的眼。更何况，按照地方上的口径，“泛亚为国家直接纳税3.6亿元”——一个“创新”的金融机构，短短几年成为纳税大户。这么一个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的“项目”，地方上当然不愿意花时间去想：华美的袍子下是不是全是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