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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 那座工厂那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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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戴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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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叫攀枝花的钢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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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我和双胞胎妹妹出生在四川一座叫攀枝花的山城。山城是以花命名的，但是直到我19岁离开那里，我也从来没有觉得家乡很美。印象中视野内全是光秃秃的山岭。就算是春季，这些山岭也不会披上青色。因为有丰富的钒钛磁铁矿，这块西南偏隅的不毛之地以一个钢铁工厂为中心衍生出一座移民城市。这座工厂就是攀枝花钢铁公司（攀钢）。妈妈说，毛爷爷时代，国家从1964年开始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中西部省市、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备战”为目的的大规模建设。[2]攀钢基地投建就起源于“三线建设”（见表1）。当时全国重要钢铁产业基地的很多职工都举家搬迁到了攀枝花支援“三线建设”。特别是很多鞍钢的辽宁人，他们从东北到西南，跨越了大半个中国来到这片山区，支援这里，也扎根在了这里。我的奶奶和爷爷也是从牡丹江畔的军垦国营农场医院搬迁过来的。他们俩都是四川人，作为医生，他们在1958年响应“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的号召去支援东北，16年后，又响应“三线建设”返回西南边陲，在攀钢附属医院工作。记得我小时候，周围很多小朋友都是一口东北腔，上学以后，在攀钢附属的学校里也没有说四川话的氛围，后来知道这种情况在四川省内是很不常见的（四川的中小学生在课堂之外都是讲四川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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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身庞大的车间体系以外，还有很多附属于攀钢的后勤单位、医院、学校和幼儿园，以及配套的服务业设施（例如购物点、餐厅、体育馆、休闲中心）。周围小伙伴们的爸爸妈妈要么就是工厂的工人，要么就是附属单位的职工。我们的衣食住行都跟这座工厂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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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64–1980年“三线建设”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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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也曾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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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很多老攀钢人的子女一样，我爸爸在冶炼专业毕业后也进了攀钢，在附属职教中心工作。我妈妈是随着她姐姐和姐夫移民到这座城市的，他们都是攀钢职工。后来我妈妈也进了攀钢附属的后勤公司工作。1990年我和妹妹出生后，他们需要抚养两个孩子，所以在我10岁以前家里生活还是比较紧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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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5年开始，钢铁开始紧俏。爸爸说当时如果有办法拿得到一吨钢材的话，在原价两三千元一吨的基础上，都可以再加价五六百元卖出去。爸爸和同事们开始也在职教中心建了小型轧钢厂作为校办副业，与攀钢的热轧厂合作对次废钢材进行再加工。再后来，我发现身边的很多大人成立了钢铁贸易小公司，开始做一些生意，爸爸和他的朋友们也不例外。我们家的生活也逐渐好转，买了车，住进了市中心的房子。直到2005年我念高中，爸爸妈妈的工作都很安稳。印象里市中心开了一家很大的华联超市，妈妈每次都会把购物车塞得很满，爸爸还会每周邀请职教中心的美国志愿者（支援偏远地区教育的美国人士）到家里来玩，做满满一桌子菜。有一个叫Lindsey的志愿者姐姐经常来家里玩，她会跟我们讲很多美国的故事，包括她的家乡（纽约州罗彻斯特市）因为柯达破产而衰退的故事。她没有讲得很细，只是说她的爸爸和爷爷都是柯达老职员，还有家里很多亲朋好友，都因为数码相机带来的变革失去了工作。她说得有些无奈伤感，我当时也就是在饭桌上呆呆地听着，浑然不觉类似的事情会在自己的身边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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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雪崩与大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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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的时候（2007年），我开始时常听到妈妈对工资待遇的抱怨，她说攀钢效益不好了。高二时，妈妈干脆办理了退休，全职在家照顾我和妹妹。不久，爸爸兼职的钢铁贸易公司业绩也出现了问题，他们职教中心的小型轧钢厂也荒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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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生的事情，越来越出乎预料。钢铁价格（以典型的螺纹钢为例，如图1）在2008年后半年开始出现雪崩式暴跌。4万亿刺激计划将钢铁价格死撑至2011年，随后钢铁价格就开启持续走弱模式，直到不如白菜价。2015年冬季，一吨螺纹钢下挫到1800元的价格（即9毛钱/斤），同期白菜市场价在1块钱/斤以上。攀钢在2008年和2009年出现了明显亏损，并在2010年被鞍钢重组收购，将业务重心从“钢铁冶炼”转移至“钒钛磁铁矿开发”（见图2）。随着中国经济的急速减速，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市场行情每况愈下，铁矿石由2010年的180美元/公吨[3]降至2014年年底的70美元/公吨，攀钢在2014年出现了严重亏损，开始“激励”子公司进行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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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螺纹钢和铁矿石MySpic指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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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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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钢年利润总额（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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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攀钢钒钛公司年度利润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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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攀钢钒钛（000629.SZ）年度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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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我和妹妹到外地上大学以后，爸爸没有继续做钢材生意，在职教中心做后勤；妈妈在成都找了一份工作。渐渐地，爸爸妈妈的很多朋友都离开了攀钢，在外地做生意或找工作，并且开始陆续把家搬到外地。2010年，我们也搬家到了成都。因为高中的很多同学都搬过来了，我们暑假在成都组织高中同学聚会也很容易。就在几年之内，好像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官方统计数据说攀枝花市的人口还在增长，到了120万，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人都渐渐走了（民间有说法是已经流出了差不多1/3，近30万）。最明显的是我们家在那儿的几套房子，从2015年开始就很难租出去了。后来妈妈和妹妹在成都工作，我到北大去读博士，我们三个“走出了”山城，但是爸爸却反反复复地离开又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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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缩影：转型中的困兽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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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爸爸待得很郁闷，他不太适应朋友介绍的外企工作，又很抗拒闲在家里。因为一群朋友在那里守着自己的钢铁产业，他一直想回到那座山城。终于在2015年年初，他不顾全家反对回去了。我当时并不清楚他回去做什么，但可以肯定还是跟“钢铁”有关。果不其然，他加入了他的朋友在钒钛高新园区设立的纳米铁粉公司。这个产品听上去挺高大上的，属于高科技创新。他一把年纪了也要响应国家号召，跟着朋友创新创业，我们母女也不能硬拦着。爸爸回去工作的热情高涨，要么加班要么开会，电话里语速都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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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解是，因为攀枝花丰富的钒钛资源，攀枝花的第二产业由“钢铁冶炼”向“钒钛资源开发”转型，政府专门设立了钒钛高新区作为涉钒涉钛公司的孵化器。爸爸所在的纳米铁粉公司作为涉钛公司进驻了这个园区（纳米铁粉的原材料是硫酸法生产钛白粉的副产物，属于涉钛产品）。爸爸跟我讲政府和军工部门对他们公司高科技产品重视了，中信资管对公司注资了，投行开始接触他们拟筹备上市新三板了。周末的时候，我跟在北京创新创业的年轻朋友们吃火锅，他们也会兴致高昂地跟我讲类似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