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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该何去，该何从？香江日夜奔腾，仍然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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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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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听到《客途秋恨》是张国荣唱的南音，说的是一个书生谬仙与妓女麦秋娟的爱情。哥哥一句“凉风有信，秋月无边……况且客途抱恨对谁言”，唱得荡气回肠，我却怎么听也像是一个关于“追寻”和“惘然”的独白。1990年，许鞍华借用了《客途秋恨》的题目，讲述了一个“本是客途，终成归地；遥望国家，又添秋恨”的故事。1999年，施淑青在她的《香港三部曲》[5]中，又让主人公用这首地水南音来叙述自己的生平，也叙述着香港的生平。也许“客途秋恨”，恰是香港的旅程和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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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窗外暮色渐起，西山隐约可见。忽然觉得，一个人，一个城市，一个时代，都终究是过客。耳畔隐隐传来罗大佑苍凉沉郁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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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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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65年年底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创立。汇丰上海分行借助雄厚资本、外资特权和先进的银行的制度，很快垄断上海华洋金融市场同业拆借业务和上海外汇市场业务，其规模和实力远远超过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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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海于1843年开埠。由于有长江三角洲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上海的发展一日千里。到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上海已经出现了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和江南制造局等著名洋务企业，将长江流域经济与海外贸易连成一片。1865年在香港成立的汇丰银行，同年底在上海创立分行。19世纪中后期，大清与列强屡屡战败，巨额的战争赔款催生了巨额的外债，尽管没有正规交易所，大量的资金流动仍然刺激着上海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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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名倪亦舒，香港著名的都市小说家，也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华人女作家之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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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目前活跃在香港市场的中资股票主要是两种：“红筹股”和“H股”。“红筹股”以香港为注册地，注入内地业务为核心的资本；而“H股”是以内地为注册地的国有企业在香港上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市场分割严重，为了绕开监管，投行和中资企业一起设计了以香港为注册地、将内地资产注入后上市的方法。随着中信泰富成功运作在港收购的系列案例，越来越多的中资窗口企业以“红筹股”的形式在港上市。而后，1992年，青岛啤酒第一次以“H股”的方式在港上市。到2000年以后，国有企业赴港上市成为一时之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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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出自其中《她名叫蝴蝶》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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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永不眠：资本世界的暗流涌动和金融逻辑 [:170340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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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永不眠：资本世界的暗流涌动和金融逻辑 百姓日用即道：中国改革中的世俗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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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拉开了中国历史波澜壮阔的一幕。30多年来，中国历史之所以伟大，不是哪些会议策划和设计的结果。相反地，正是历史的伟大成就了这些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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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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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个充满了历史趣味的词语。早在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为了加强国力，下令让百姓从传统的汉服长裙改穿胡人的短衣长裤，学习骑马射箭，这就是著名的“胡服骑射”。由于胡人服饰多为皮毛皮革，从此“改革”一词就入了大雅之堂，成为“变革”“革新”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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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水流湍急、惊涛拍岸的时代——数十年高达两位数的高增长率；从1.8%到12%的全球GDP占比；从阡陌纵横的村镇小城到高楼鳞次的摩登城市——在30多年的历史风云中，“改革”毋庸置疑成了最激荡人心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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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历史也不负众望地显示，在“改革”和“开放”的大背景下，整个社会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和热情，令人惊奇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框架内相当程度的市场化转型，使得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从贫穷萧条转变成为最富活力的市场经济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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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村、莫干山、巴山轮、深圳特区、1992年南方视察……对这些历史名词的缅怀难免让人血脉偾张。1978年开始“拨乱反正，改革开放”；1984年正式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方针”；1993年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2013年强调“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每一次都表明，领导层力图以务实的态度来实现他们带领这个国家的人民走向繁荣富裕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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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历史体验，自然让人们不免对每一次大会、每一次决议满怀期待。尤其在当下，不均衡的经济发展伴生着的贫富差距拉大、庞大既得利益的固化，以及权力滋生的腐败，更让人们产生了回到历史源头“重启改革”的憧憬。然而人类有时很容易被似是而非的逻辑误导：30多年的中国历史之所以伟大，不是哪些会议策划和设计的结果。相反，是历史的伟大成就了这些会议。因此，我们要追问的命题应该是：究竟是什么成就了这段历史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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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中的世俗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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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就必须溯源而上，追究湮没在历史细节中的关键。如果能暂时抛开人类自身对历史和精英的天生迷恋，认真地审视刚发生过的一切，我们会发现：从1978年开始的这一段历程，其实并不是一个宏大雄伟的叙事篇章，而是一个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的渐进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有一个被坚持却没有得到明白阐述的原则，即整个国家在经济生活中重新努力向“世俗理性”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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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世俗理性，简单地说就是从生活经验的“俗”出发，以“士”的方式加以诠释固化而成“礼”。根本上就是基于现世社会的实用主义。由于文明的早熟，中国从来是世俗文化的原乡，被称为“精英”的士大夫阶层，也从来都是实用理性的贯彻实施者。对此，最坦率和最精辟的表述就是明清理学家们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一直贯穿着这个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直到近现代被一连串的激进主义的革命所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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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阶段，尤其是延安时期的施政方针，是最具世俗理性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打土豪，分田地”都是实用主义的精彩表达。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建国初期，直到50年代末期为“大跃进”所中断。及至60年代，由于急切要摆脱积贫积弱的旧时代，中国社会彻底切断了自己的文化传统，替而代之以更为激进的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从农业合作社到“大跃进”，到砸碎一切的政治暴力，暴风骤雨式的革命理想取代了务实和理性的世俗理想。当时极具代表性的语言“人定胜天”，和传统中的“百姓日用即道”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