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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之道：世俗理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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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理性的根源就是人类承认自身知识的局限，不轻易以一己之见来做普世真理。如果以时间纵轴看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些惊人的相似：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王阳明谓“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邓小平要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从时间的横轴看世界，我们同样会发现一些有趣的巧合：亚当·斯密提出市场是人类社会资源配置中“看不见的手”；马歇尔认为市场资源分配的根本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均衡价格；哈耶克论述计划经济的假设前提就是有一个“全能全知的价格计算系统”来设计经济运行，而市场价格则是通过汇集各种不同信息，来实现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优化。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敬畏人类智慧的共性：跨越巨大的时间空间沟壑，古老的东方政治哲学思想和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相融、相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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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认知局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对于在权力架构上层的领导者来说。这一点上，改革早期和中期的中国领导层尤其显得可贵。他们坦诚地表示自己在市场经济建设上的经验欠缺，对于如何领导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框架下的市场经济改革，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模式可循，更无从制订周详的计划。所以他们以基层实践作为自己制度变迁的法则。幅员辽阔的人口大国最大的特征就是多样性：不同的气候、语言、风俗和经济环境，信息不对称几乎是必然结果。然而，对于每个微观的个体（家庭、企业、地方等等）来说，改善生活是本能的追求，一定会有人因地制宜地想办法，这差不多是经济学中给定约束条件利益最大化的现实应用。而在国家层面，最优的选择则是支持和保护好这些改革的外部环境，疏通引导这些自发改进措施，提炼出更有普遍意义的政策立法。这种改革的思路，恰恰和我们文化传统中的世俗理性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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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3年开始的这十年，被普遍认为是改革陷入僵局的一个时期。为什么有宏大的目标设计却成了“失落的十年”？归根结底，是过度自信于已经取得的成绩，急切地要总结和设计未来长远发展的路径，忘记实践的真知从来就扎根在基层。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有乌托邦式的美好，却终于被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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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有一个词叫作“致命的自负”，用来描述计划经济“中央设计者”所假定的全能全知，这正是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源。而市场经济得以存在的终极原因则是个体，甚至集体的认知局限。我们面临的危险是，当已经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时，我们可能以为自己已经找到通往真理的唯一道路。激进的“市场主义”者急切地要通过“理性设计”改变现行市场的不完美，同时绝对的“现实主义”者宣称已经找到人类历史上最完美的制度构架，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不过是“致命的自负”在不同意义上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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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不是一个封闭的静态过程，而是一个开放的集体学习的演变过程。到今天为止，我们对于如何在一个全新的情况下建立市场经济仍然知之甚少。我们所知道的这样那样的理论和观点，都只是代表了我们对历史和未来的某种理解。太过执拗，其实是忽视了我们对于历史和未来的无知。如果我们肯正视自己的无知，那么我们也许能承认，“摸着石头过河”所代表的世俗理性其实比“顶层设计”的精英理性要来得实在、可靠。当形形色色的学者专家凭空畅想种种“政策走向”，提出关于“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金融体系改革，解决小微企业贷款难问题”的建言时，成都的“地票”改革早已跨过了土地流转的门槛，而以支付宝、余额宝、蚂蚁小贷开启的“互联网金融”已经一骑绝尘，渗透千万寻常百姓家，并以细雨微风之势，润物细无声地改变着中国金融业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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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底层的实践者总是比顶层的设计者要更早、更快摸到石头。如果领导层真的践行他们承诺的“实事求事”和“群众路线”，他们会发现，社会生活的实践远远比我们所知道的要丰富和深刻，在现实世界里发生的一切问题差不多都可以在现实世界里找到答案和解决办法，领导层所要做的，不过是对众多底层实践进行去粗取精的筛选，并将其纳入合法化的框架内。这正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成功的改革，其实是最朴素的世俗理性原则——“百姓日用即道”——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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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不一定要宏大的框架。最需要的是顶层对基层突破性甚至挑战性的尝试、摸索等生动实践的宽容和认可。改革，是一个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的渐进学习的过程。这个开放系统的学习过程一旦停止，再宏大的设计也终会镜花水月，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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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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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百岁的罗纳德·科斯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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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中国的市场经济一定会保留中国特色……然而这并不意味我们对现行的中式市场经济无条件地捧场，它仍有太多的缺陷和不足。但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抵制我们自身排斥异己的人类本性。开放的社会因多元化和包容性而繁荣发展。自我强加的制度划一和组织僵化曾经将看似强大、不可阻挡的社会主义列车陷入泥潭。如果我们能从社会主义的历史中学到经验的话，那就是应该鼓励和颂扬多元化，而不是警惕和怀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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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是不确定的，谦卑是更好的学习。鉴于这个民族已经凭借实用主义的精神走过了千年，鉴于我们的执政党在“世俗理性”上有过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也许我们可以谨慎地乐观期待未来。科斯看好中国，我们当然希望他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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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邓小平文选》（第一卷）1962年7月7日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的讲话《怎样恢复农业生产》，原文为：“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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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永不眠：资本世界的暗流涌动和金融逻辑 [:1703404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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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永不眠：资本世界的暗流涌动和金融逻辑 从张謇到袁庚：所有的传奇都是时代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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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历史，不仅仅是为了铭记，更是为了前行。或者，袁庚留给我们的，远远不是几个企业、一个开发区所能概括的。历史走得越久远，我们越能了解“伟大”和“传奇”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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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31日下午，前两天还颇有几分暖意的江南突然下起雨夹雪，噼噼啪啪地打在车的顶篷上，然后又转成大片的雪花，被冷风吹得斜斜地飘下。天色昏暗，颇有点“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的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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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所有的头条都被“袁庚”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名字占据。仔细玩味一下，这个被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尊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具有标志性的先驱者、探索者之一”的老人，身份颇有几分特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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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是官员吧，在官方的排名体系中，他只是“副部级”（严格说是享受副部级待遇）。他的正式官衔是（交通运输部下属）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和（招商局下属）蛇口工业区总指挥——要戏谑地换算，也最多相当于五品官员。说他是商人吧，他虽然主持创建了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系列著名股份制企业，但是他既不拥有股份，也不曾直接管理经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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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官非官，似商非商，非权倾朝野，非财倾天下，却拥有极高的政治和社会声望。这在中国“官本位”的历史文化体系中，确是一个异数。然而翻看历史，却总是能发现似曾相识的影子。每次读到关于袁庚、深圳蛇口工业区、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的历史资料时，我总是不由自主想起另外一个“似官非官，似商非商”的伟大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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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8月24日，广东的袁庚10岁。而在长江三角洲，一个叫张謇的海门人病逝于南通，出殡之日，南通万人空巷，百姓悲泣于道路两侧，这个人此时的身份，是中国千年科举历史上的末代状元，是一家风雨飘摇的棉纺企业——大生棉纺厂的所有者，是南通城的城市规划者、筹资建设者，也是长江三角洲系列西学学校的缔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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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张謇生于江苏海门，自幼聪颖，遵父命投身科举之路。22岁中秀才。1882年（光绪八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入侵，清政府应朝鲜请求出兵援朝。29岁的张謇投笔从戎，入朝平叛，并发表系列政论文章，主张对日强硬政策，因此得到著名的“清流”、南派首领翁同龢的赏识。作为光绪皇帝的老师，清流是朝廷中的“拥（光绪）帝派”，理所当然为慈禧不喜，张謇政治上也颇受排挤。他虽有“才华横溢”之美名，科举之路却并不平坦，屡战屡败了2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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