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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官山海”是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提出的一项政策,即对盐和铁实行专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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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缣:双丝织成的细绢,古时多用作赏赠酬谢之物,亦用作货币或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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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永不眠:资本世界的暗流涌动和金融逻辑 危机过后,韩国是怎样走出低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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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蔓延到韩国。韩元贬值70%,股市重挫,大量银行破产,企业倒闭……“汉江奇迹”下的盛世竟危如累卵。10年后,韩国经济凤凰涅槃,成功转型。韩国是如何走出危机的?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在中国经济遭遇漫长寒冬的当下,不妨以他人的杯酒,浇自己的块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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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之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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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经历30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之后,韩国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人均收入从82美元上升到8449美元。[1]经历了多年政府高度集权主导和要素投入拉动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腐败、财阀垄断、政府隐形担保、金融抑制等病灶开始在韩国社会蔓延。从1992年开始,韩国经济增速连续两年创下1981年以来的新低(分别为5.8%和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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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通过民选上台的金泳三政府雄心勃勃,决心要根治这一系列“韩国病”。[2]他的药方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政治上整顿吏治,公布官员财产,实施财产和不动产实名制,政府简政放权,由军事独裁转向民主政治;经济上则大力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提出了“新经济五年计划”,包括利率市场化、国企私有化、财税体制改革、调整产业结构、鼓励高新科技产业等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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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发表了一篇《亚洲奇迹的神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的文章。他的观点是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苏联并无二致,主要靠的是要素投入(如密集劳动、高储蓄、高投资等)增加,而不是科技进步。因为要素投入总是有限度的,而且边际产出递减,克鲁格曼认为这种“奇迹”难以持续,做出了“亚洲无奇迹”的大胆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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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1994年,韩国经济增速猛然加速到8.8%(外贸出口增加了17%,其中对中国的出口增加了20%),韩元贬值幅度下降到–0.1%,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上升到2.32%,遥遥领先于其他“四小龙”。1995年,韩国继续保持高增长势头,人均收入首次突破1万美元,贸易自由化继续加深,并作为创始国加入WTO。1996年,韩国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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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包括“四小龙”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克鲁格曼的“预言”看起来遥远而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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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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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露出嘲弄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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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开始,人民币汇率并轨,官方汇率从5.8大幅贬值到8.7,中国庞大的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吸引了大量外资,世界开始进入“中国制造”时代。东南亚的吸引力逐渐下降,各国的出口显著下降,经常账户开始恶化。然而在泡沫的繁荣中,无人觉察日益累积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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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1997年1月,泰国的未回收贷款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35%,泰铢贬值压力剧增。5月,国际炒家开始攻击危如累卵的泰铢,泰国政府被迫消耗大量外汇储蓄(约合150亿美元)维持汇率,在国内经济难以迅速改善的情况下,泰国政府于7月2日放弃固定汇率,当天泰铢暴跌近20%。国际投机资本一招得手,迅速转战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东南亚各国的汇率市场呈现出多米诺骨牌式的崩溃,货币大幅贬值,股市狂挫,银行出现兑付危机,房地产泡沫破裂,大量金融机构和企业一夜清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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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终究未能幸免。随着30家大财阀中的韩宝、起亚等8家破产倒闭,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大幅增加,市场开始恐慌。1997年11月24日,韩元兑美元价格到达1139:1,股市暴跌70%以上,创出488点的十年新低,资本疯狂外逃,外汇储备迅速下降到200亿美元以下(实际可用外汇储备仅有79亿美元)。穆迪等评级机构大幅下调韩国国债的信用等级。12月12日,韩元兑美元暴跌到1891:1,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韩元贬值了66%。泡沫全面破灭:韩国33家银行中,5家破产,10家被卖,剩下18家;1984家券商、基金、信托等金融机构中,关停并转了400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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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韩国民众来说,经过了30年的高速稳定增长,国家能力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和信用。面对几乎失控的经济残局,整个社会的信心经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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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2月19日,韩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达成协议,接受IMF 195亿美元有条件的紧急援助。IMF的协议包括:(1)韩国全面开放资本市场,外国公司(个人)可以拥有上市公司的股份从26%(7%)上升到50%;(2)韩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金融改革,企业必须使用国际会计原则,金融机构必须接受国际会计事务所的审计;(3)韩国中央银行必须独立运作、实现完全资本项下的货币自由兑换,以及规定具体的经常项目赤字和经济增长速度等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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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看似苛刻的援助条款一经曝光,韩国民众哗然,甚至有媒体宣称这是“国耻”。1998年,金泳三黯然下台,反对党领袖金大中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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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定思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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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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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与李翱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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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部分接受IMF援助的国家不同,金大中政府并不敌意解读和抵触这些“乘虚而入”的条款,而是首先开始严肃反思前30年的“汉江奇迹”究竟有哪些短板和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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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体中,良好健康的企业是国家竞争力的体现,而公平畅通的融资渠道是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韩国经济积弊的关键之一就在于官办金融。所谓官办金融,就是指国家掌控金融资源,设立和管理金融机构,并依据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战略,决定信贷规模、资金成本和资金流向。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金融模式能把有限资本投向国家扶持的产业部门,起到引导经济增长的作用。[3]但是随着经济规模扩大和复杂程度加深,这种金融模式的后遗症越来越明显,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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