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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本面的好转为金大中政府下一步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金融部门、劳资部门、企业和公共部门四大领域相继开始了“刮骨”式的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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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从利益最大，也最艰难的金融部门开始。首先是确立金融监管的制度性框架，修改银行法，确保银行能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同时改变以往各个金融机构各占山头的局面，成立隶属于总理的金融监管委员会（FSC），对银行、保险、证券以及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统一监管。在制度性改造的基础上，打破刚性兑付，让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破产重组，截至2000年8月，韩国超过20%的金融机构被关闭或者重组。此外，大力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引入国际竞争，提高金融业的经营水平。韩国第一银行、外汇银行等银行相继引入外资，改善银行的资本结构，务必在加强监管的基础上加快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业的市场化。金大中力图通过这些措施切断金融机构和政府职能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混乱关系，让金融业回归市场属性，恢复为企业融资的正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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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改革都是从制度层面对整个金融业做结构性调整，触及很多人的利益。同时大量不良债权的处理也别无他法，只能通过财政资金的支持进行剥离，以政府（全民）买单的形式消化。因此每一步都走得困难重重。幸而当时危急关头，整个韩国社会对改革的渴望处于高涨期间，金大中的“大手术”得以进行下去。到2000年年底，韩元兑美元的汇率稳定在1300：1的水平，外储达到近1000亿美元，22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超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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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金融行业的改革，韩国政府对企业部门的痼疾也开始做出调整，一是要求各个财阀集团改变“八爪鱼”式的多元化扩张，转向专业化经营，同时修改会计准则，大力提高企业的财务透明度，改善其公司治理结构，并限制财阀集团的产业资本对金融体系进行渗透，以维持金融行业的完整性和独立性。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银（行）政（府）不分、银（行）企（业）不分的局面有所扭转。改革初见曙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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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也于1998年启动。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企业没有活力，而过高的失业率又是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金大中政府努力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1998年修改劳动法，放宽了企业解雇员工的条件，但另一方面，政府大力增加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职业培训等社会福利开支，到2000年实施了覆盖全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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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不断扩大的全民社会福利开支配套的，是政府公共部门的简政放权和缩减开支。从1998年开始，韩国进行机构改革，两年间共清退近15%的中央政府工作人员，废除了50%以上的规章制度，对30%以上的国有企业（包括著名的浦项制铁、韩国重工等企业）进行私有化，并实施减免税收政策，让利于民，将政府的权力逐步转移给市场，逐步转型为“小而美”的服务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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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改革的重头戏落在产业结构的转型上。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要素投入的边际回报率下降很快，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不再，民众对于社会福利、政治民主方面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加，外延扩张型的高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科技创新和文化成为21世纪韩国发展战略中的“立国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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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20世纪80年代的以政府规划和管理的科技发展战略不同（例如，设立专门科技创新部门，增大研发投入，国家资助科研创新课题，等等），金大中政府的科技文化兴国战略仍然遵循着“市场化”的导向，坚定地“去行政化”，政府支持而不干涉，和市场保持“一臂间隔”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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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方面，金大中政府鼓励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政策上大幅向创新型的中小企业倾斜，以改变大企业研发一统天下局面，加强高科技行业的竞争度（例如，免除科研人员兵役，提供贷款资金和财政补贴的支持，部分政府购买，税收优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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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方面，韩国政府一方面在资金政策上大力扶持，在总体预算增加不到5%的情况下，将文化部门的预算增加40%，加大对文化行业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培养电影、卡通、游戏、广播影视等产业高级人才；2004年，韩国软件振兴院投资构建网络全球测试平台，为韩国中小游戏企业进军海外市场铺路。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放松早期威权政府的文化产业政策，提升自由创作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1998年，韩国取消电影的“剪阅”制度，代之以国际通行的分级审查制度。改变规则后，电影电视题材大为放宽，电影人获得巨大创作自由，创作开始热情高涨。一场席卷全球的“韩流”开始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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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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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韩国提前三年还清了IMF 195亿美元的紧急救助贷款，告别IMF的监管时代，外汇储备达到1200亿美元，失业率创出3.1%的新低，经济增速换挡为中速的4.5%。2002年，韩国主权债信用评级从1998年1月的B–回到A，成为最早从危机中走出的东亚国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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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危机倒逼的全面改革后，韩国实现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平稳过渡，基本完成产业结构升级，从要素投入型的发展中经济体逐步转化为创新驱动型的成熟经济体。从1998年到2001年，韩国信息技术产业附加值的年增长率达到16.4%，远远超过同期4%左右的经济增长率。2009年，韩国宽带普及率和互联网人口百分比已经跃居世界前列。2011年，韩国研发费用占GDP总量的4.03%，居全球首位。手机、汽车、数码家电、特种船舶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快速成长，行销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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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实力是软实力文化输出的基础。从2000年开始，“韩流”席卷亚洲乃至全球。韩国影视剧大热，从《大长今》到《蓝色生死恋》再到《来自星星的你》，韩剧在中国的流行度可以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港剧、日剧媲美（如《上海滩》《射雕英雄传》《血疑》《东京爱情故事》等）。大批韩国明星成为和当年的成龙、周润发、张国荣、山口百惠、滨崎步一样的亚洲乃至国际巨星。从金喜善，到全智贤、李敏镐，再到林允儿、EXO男子团体……不同年龄层次的韩星像磁铁一样吸引了几个世代的亚洲年轻人。2012年，鸟叔的一曲《江南Style》在Youtube视频网站更是创下逾4亿的点击量，包揽英国、美国、比利时、巴西等35个国家iTunes单曲榜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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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4年，韩国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仅次于汽车制造业的第二大出口创汇产业。2015年，文化产业出口更达到50亿美元，占韩国GDP比重的15%（同年，中国是4%左右）——《大长今》播出后韩国泡菜和烤肉风行一时；男星Rain的机场街拍捧红了皮具品牌MCM；韩剧中那美丽善良的女主使用三星手机，潇洒痴情的男主开现代汽车，带动了三星电子产品和现代汽车在全球的销量。据统计，在文化产业出口中，每100美元的输出就有461美元的产业拉动，其中包括395美元的信息技术产品（手机等），35美元的服装和化妆品，31美元的食品和其他产品。最新的数据分析认为韩国有51.9%的企业销售额都或多或少受到“韩流”的影响。在可见的将来，热衷于粉丝经济的“90后”和“00后”将逐渐成为消费主体，文化“韩流”所带来的经济影响甚至政治影响更加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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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韩星一骑绝尘地引领着亚洲时尚偶像天团，朋友圈里常有“迷弟迷妹们”晒韩国欧巴的演唱会。算一算，这些年轻的韩国偶像们，刚好是出生在90年代——20多年过去了，曾经危如累卵的“汉江盛世”，在经历了痛定思痛的反省、釜底抽薪的改革后，经济危机的阴影已经逐渐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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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遭遇寒冬的当下，在中国改革步入深水区的今天，我们不妨以史为镜——凤凰涅槃，终究要经历怎样的烧灼和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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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做个简单的对比，1963年，韩国和朝鲜的人均收入分别为82美元和253美元。中国2015年人均收入为8016美元。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及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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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金泳三之前，韩国经历了靠政变上台的全斗焕政府和卢泰愚军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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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韩国官办金融模式的作用是有争论的，但是由于韩国早期经济增长强劲，支持者也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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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出自杨翔和李卫华的《危机后韩国的金融改革》一文（《国外财经》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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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们普遍认为企业部门的改革是相对不彻底的。尽管韩国政府力图降低财阀集团的垄断地位，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反而加大了韩国财阀集团的垄断地位，到2013年，仅三星集团一家的营业收入就占韩国GDP的20%以上。韩国出现了真正的国际企业巨头。这种现实究竟是忧是喜，至今尚无定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经过改革，企业利用政府的隐形担保，肆无忌惮地从银行获取低廉资金，从而导致超高负债率的大环境被改变。目前的垄断，更类似于市场化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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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采用的是惠誉评级（Fitch Rating）的数据，该机构为全球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之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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