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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出自杨翔和李卫华的《危机后韩国的金融改革》一文（《国外财经》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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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们普遍认为企业部门的改革是相对不彻底的。尽管韩国政府力图降低财阀集团的垄断地位，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反而加大了韩国财阀集团的垄断地位，到2013年，仅三星集团一家的营业收入就占韩国GDP的20%以上。韩国出现了真正的国际企业巨头。这种现实究竟是忧是喜，至今尚无定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经过改革，企业利用政府的隐形担保，肆无忌惮地从银行获取低廉资金，从而导致超高负债率的大环境被改变。目前的垄断，更类似于市场化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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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采用的是惠誉评级（Fitch Rating）的数据，该机构为全球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之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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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永不眠：资本世界的暗流涌动和金融逻辑 [:1703404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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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永不眠：资本世界的暗流涌动和金融逻辑 历史有张相似的脸：A股市场20年波动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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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5年的“327国债事件”后的市场剧震，到2015年夏天惊心动魄的股灾、救市，时代在变，一切都在变，然而却又什么都没有变。在泛黄的故纸堆里，在喧闹的自媒体中，我看见历史嘲弄的脸，竟然和现实如此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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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写一本关于资本市场的书，这段时间一直在查资料，将A股市场的数据整理了几张表出来。上证指数从1990年12月19日99.98点开始，起起伏伏，高高低低。25年之后，在2016年的8月5日停在2976.70点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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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觉得数据是个又理性又残酷的东西，就这么一条蜿蜿蜒蜒的曲线，不过几千个简单的数字，却包含了多少企业的沉浮跌宕，多少普通人的命运悲欢，甚至是整整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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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2月至2016年8月上证指数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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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闷热的夏日——深圳“810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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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的11月26日与12月1日，上海和深圳分别开始证券交易所的试点。中国的证券市场从此开始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历程。在黑白影像的历史资料中，证券交易所门庭若市，车水马龙。那个时代，虽然没有多少人明白“股票、股市、上市公司”这些新鲜名词背后的含义，但是“股票上市”动辄上几十、上百倍的涨幅让穷怕了的中国人看到了一夜暴富的希望，“炒股”成为一时之风潮。1992年，上交所的上市股票已经从1990年的8只（老八股）上升到了232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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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代的中国股民中，不少人曾亲身经历过1992年认购新股的狂潮。这一年，8月的深圳特区炎热潮湿，来自全国的数百万人通宵达旦地等着认购一张薄薄的纸——这张有魔力的纸叫“新股认购抽签表”，一共发售50万张，一张身份证可以认购10张，每张100元（在1992年，这不是个小数目，中型城市一个普通白领的月收入也就100元左右），中签率为10%，一旦中签，每人可购买新股1000股。因为新股那几十、上百倍的溢价，在普通人眼里，这张表犹如点石成金的魔杖。上百万人带着发家致富的梦想，拎着、背着搜集来的身份证，像潮水一样涌入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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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剧情发展就像一场拙劣的剧本编排——由于各个销售站点出现舞弊行为，成千上万没有购买到抽签表的投资者既悲且愤，在8月10日的晚上开始打出“要公平，要股票”的口号，向深圳市政府方向开始游行。事态越演越烈，开始酿成暴力事件，混乱中出现打砸抢劫和人员受伤，最后当局只得用催泪弹和水炮驱散人群。为了平息民愤，当晚深圳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最后决定第二天增发50万张抽签表，而新股发售量不变——这意味着每张抽签表可认购的新股数量下降到5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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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中国一直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抢购到抽签表的人虽然不悦，但也还是接受了这个妥协的安排。轰动一时的“810事件”被平复下来，但是“股票”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引起了中央的极大关切。同年10月，中国证券市场的最高机构——证监会紧锣密鼓地成立了。12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宣布了对“810事件”中舞弊者的调查处理情况，清查出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10万多张，涉及干部职工4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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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算是中国股票市场“野蛮生长”的开端吧——股票带来的风险，第一次真切又深刻地烙在了政府管理者的脑海里。从此，“防控风险”一直被视为股市监管最首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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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那张相似的脸——20年的波动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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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8月之前，股票发行仍处于“试点”阶段，仅局限在沪深两个城市的少量企业。到1994年年底，中国A股的上市公司数目也才缓慢增长到287个，体量极为微小，财务和交易数据也都残缺不全[1]。所以严格说起来，从1995年到2016年的20余年，才算是中国A股市场脱离襁褓，开始蹒跚学步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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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市场的波动，大体分为两个阶段：1997年之前（上证A股股指）波动率大约是1997年之后的5倍以上。这种大起大落在金融市场的蛮荒丛林年代并不鲜见——市场上证券数目不多，个股涨跌幅也没有限制，单日涨跌幅常常能在100%以上，导致指数上蹿下跳。但是对于在计划的笼子里长大的管理者来说，跌宕起伏的市场意味着“不可控”和“不确定性”，实在是生命难以承受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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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一书中，中国A股市场最早的拓荒者阚治东回忆说，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出现股票热潮，当时负责股市筹建的领导特别担心股市“暴涨暴跌”，一直试图寻找某种机制来“稳定市场”——正负3%的涨跌停板和T+4的交割制度就曾被纳入微观制度设计的范畴，不过这个涨跌停制度后来被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弃用。直到1996年，对于股市过热的担心让证监会重新设定了10%的“个股涨跌停板制度”（规定A股及基金在一个交易日内的涨跌幅度不允许超过10%），从此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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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我们A股市场这么多年来一直以“防范过度市场波动”为一个重要的监管目标，很多条例、举措都围绕着这个目标来制定实施。但现实情况是，A股市场却常有激剧波动，并不如愿“平稳”。我们将1995年到2015年的A股市场波动率和同期美国市场（没有个股涨跌停制度）做个简单比较，就会发现这一时期上证指数的月度波动率是1.604%，而同期道琼斯指数的平均月度波动率为0.995%左右，我国A股市场波动率几乎是美国市场波动率的1.6倍。用深证指数和美国纳斯达克做比较，结果还是这样，纳斯达克的平均月度波动率为1.376%，而同期深证指数波动率则是1.756%，深证指数比纳斯达克的波动率高出近30%。如果再仔细探究市场巨大的起落背后的故事，我们就会发现“国家意志”的影子总是时隐时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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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上证综指及其月度波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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