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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攀钢钒钛（000629.SZ）年度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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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我和妹妹到外地上大学以后，爸爸没有继续做钢材生意，在职教中心做后勤；妈妈在成都找了一份工作。渐渐地，爸爸妈妈的很多朋友都离开了攀钢，在外地做生意或找工作，并且开始陆续把家搬到外地。2010年，我们也搬家到了成都。因为高中的很多同学都搬过来了，我们暑假在成都组织高中同学聚会也很容易。就在几年之内，好像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官方统计数据说攀枝花市的人口还在增长，到了120万，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人都渐渐走了（民间有说法是已经流出了差不多1/3，近30万）。最明显的是我们家在那儿的几套房子，从2015年开始就很难租出去了。后来妈妈和妹妹在成都工作，我到北大去读博士，我们三个“走出了”山城，但是爸爸却反反复复地离开又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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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缩影：转型中的困兽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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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爸爸待得很郁闷，他不太适应朋友介绍的外企工作，又很抗拒闲在家里。因为一群朋友在那里守着自己的钢铁产业，他一直想回到那座山城。终于在2015年年初，他不顾全家反对回去了。我当时并不清楚他回去做什么，但可以肯定还是跟“钢铁”有关。果不其然，他加入了他的朋友在钒钛高新园区设立的纳米铁粉公司。这个产品听上去挺高大上的，属于高科技创新。他一把年纪了也要响应国家号召，跟着朋友创新创业，我们母女也不能硬拦着。爸爸回去工作的热情高涨，要么加班要么开会，电话里语速都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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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解是，因为攀枝花丰富的钒钛资源，攀枝花的第二产业由“钢铁冶炼”向“钒钛资源开发”转型，政府专门设立了钒钛高新区作为涉钒涉钛公司的孵化器。爸爸所在的纳米铁粉公司作为涉钛公司进驻了这个园区（纳米铁粉的原材料是硫酸法生产钛白粉的副产物，属于涉钛产品）。爸爸跟我讲政府和军工部门对他们公司高科技产品重视了，中信资管对公司注资了，投行开始接触他们拟筹备上市新三板了。周末的时候，我跟在北京创新创业的年轻朋友们吃火锅，他们也会兴致高昂地跟我讲类似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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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2015年冬季，爸爸所在的纳米铁粉公司陷入了困境，跟当时绝大部分企业一样，遇到了资金短缺，即缺血。这种血虚之痛源于多方面：他们在前期改善产能的研发尝试方面消耗了大量资金（例如高价购买的粉体改造设备没有达到预期的生产功效）；经济下滑，银行惜贷，公司办理展期难度加大；省政府的奖励补贴卡在市政机构的层层审批环节（后来终于下来了）。然而，他们看好纳米铁粉在军工市场的前景，所以没有选择停产（而钒钛高新区里的不少公司都在这个经济发展的严冬停产了）。他们仍然继续寻求投资方，继续改善产能，继续坚持车间运转，即使有时工资会拖延，即使部分股东和供货商有抱怨，即使现实已经给了他们很多可以停产的理由。2016年年初，攀枝花电视台的一期新闻节目还专门报道了他们纳米铁粉公司的高科技创新以及在经济严冬期维持生产的事迹。外人可能看到的是满满的正能量，可妈妈说看到的却是困兽之斗般的心酸。话说回来，我从心里还是佩服这种老产业人特有的顽强精神（或者叫硬骨头精神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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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产业发展规律的一点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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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过剩”“供给侧改革”“转型升级”，这些听上去飘在云端的大而空的词，只有降落到凡间，发生在身边，关切到亲朋好友，方能有意义。产业发展的经济规律是什么？它是我眼中的攀枝花山城，Lindsey眼中的罗彻斯特市。极端一点儿，它还可以是底特律市、鄂尔多斯市或者端岛。城镇化本身是经济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具体可以体现为产业的空间集聚带来人口、资金和技术的集中。产业结构的变化也会使得城市发展模式做出相应调整。产业由兴旺到衰退的生命周期变化，会直接影响城市繁荣和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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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钢铁产业产能过剩3亿吨，产能利用率67%（以粗钢为例，其产能为12亿吨左右，2015年其产量仅为8亿吨，产能利用率不足七成），亏损面达到五成。2015年各省钢铁产业的粗钢去产能完成了1.25亿吨，其中各省政府计划内的去产能量为0.18亿吨，工厂自主去产能量1.07亿吨。除了钢铁产业，煤炭、水泥等重工业同样聚集了高风险，行业亏损分别达到了八成和四成。[5]这些亏损和去产能的背后是一座又一座工厂，一片又一片以工厂为中心汇集而成的城区，以及千家万户留下或者外迁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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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5年全国（不含港澳台地区）各省市区粗钢去产能情况统计 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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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摩根斯坦利研报《全球钢铁手册》（Global Steel Playbook），2016年3月22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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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反思的是，这些产业在面临产能过剩的同时，也极度缺乏高端产品。正如2016年第一个工作日，李克强总理在山西主持召开工作座谈会时说的那样：“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包括圆珠笔的笔头，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同样的话，他早在2015年6月就讲过。我细查了一下，圆珠笔的笔头分为“球珠”和“球座”（均属于模具钢）。我国已经具备“球珠”材料的生产基础，但是不具备“球座”材料的生产基础。并且笔头的组装技术也长期掌握在法国比克公司（BIC）、瑞士米克朗集团（Mikron）、德国奥托·赫特（Otto Hutt）等公司的手中。我国向瑞士进口组装笔头的精密机床，向日本进口笔头的模具钢线材，向德国进口墨水，最终成了毛利率极低的圆珠笔生产和出口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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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过剩”是衰退的方式之一。而“供给侧改革”和“转型升级”是延长产业生命周期的关键。如果罗彻斯特市的柯达在1998年就果断地转型数码成像；如果底特律市的汽车三巨头在1970年就果断改变大尺寸、大排量的单一产品结构；如果山城的攀钢在2006年就果断地布局（纳米铁粉一类的）高端钢铁制品，而不是躺在粗加工产品上挣钱……产业转移无法被阻止，产业转型必定承受阵痛，同样的故事和城市还会出现在未来，出现在世界各地。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本就是两个并行不悖的动态过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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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和他的伙伴们还留在山城。昨天电话里爸爸说，钢铁产业没落以后，攀枝花没那么多污染了，政府严控污染，也开始打发展旅游产业的牌，山城的空气质量变好，天也变蓝了。终于，我的家乡变美了，但是我们也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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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 那座工厂那座城番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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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3日，我在自己的公众号“香帅的金融江湖”上推出了《那座工厂那座城》，一篇近7000字的长文，几天之内全网阅读迅速突破10万，被多方转载，然后不断发酵……很多攀枝花的读者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也有许多来自山东淄博的、东北的、河北煤炭城石油城的读者告诉我们，不同的城市其实有着相似的命运。还有更多的“藏二代”“疆三代”（那些因为祖辈父辈支边、支藏、支疆而出生在兵团、农场、深山峻岭的工厂中的人们）落下泪来——因为“庙堂上轻飘飘的一个词语，是底下多少普通百姓长长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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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朋友圈里看到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的留言。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汉生来自重庆一个三线小镇江津。作为当年的江津中学优等生，他考上北大，海外留学，学成归国，现在是北大最亮眼的学术明星——而在他光芒四射的履历背后，却是一个“藏二代”时刻的自惕与警醒。汉生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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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中国几十年，发生太多故事，落实到我们每一个凡夫俗子身上，意味着什么？这让我想起自己的老爸老妈，在西藏最艰苦的时候，他们贡献边疆20年。贡献了青春，贡献了健康，贡献了骨肉亲情。回内地后，国有企业说不行就不行了，员工说下岗就下岗。攀枝花的故事，对我来说太熟悉了。这样的事发生在重庆，也发生在江津，这个三线小镇。这段经历让我养成一个习惯。任何时候，尤其是好日子的时候，都要瞪大眼睛看社会变迁，都要时时刻刻有危机感，要不停地学习成长，要有一身能耐。对过去，坚决抛弃；对未来，不给任何被抛弃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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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留言的过程中，像这样被触动、被击痛的时刻还有很多。谢谢所有的你们，无论是生长在哪个年代，无论在哪个城、哪片天空下，无论是“出走”还是“坚守”——我们都有相似的感动，为祖辈和父辈经历过的悲欢离合、困顿挣扎，为我们自己亲历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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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们聆听，谢谢你们敞开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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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三 消失的继承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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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佳仪[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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