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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大部分制造业来说，这是个喜忧参半的消息。我曾经和一家大机械设备制造商谈过话，大意是部分企业如果能熬过寒冬，果断实施产业升级，转型智能制造或者另辟蹊径，则也许能实现凤凰涅槃。反之，就接受经济和产业生命周期的宿命，退出市场。这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现实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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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叫城市化。从全球和本国过去30多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增长其实就是城市化的进程，也就是劳动力从低附加值的农业（第一产业）向高附加值的工业（第二产业）转移，继而向服务业（第三产业）转移的过程。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正是“城市化”的深化——这个“深化”既包括城市化率的扩大，更包括城市化进程中产业转移，也就是服务业的升级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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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以来，中国所遵循的发展路径是以“企业”为核心的。在国有银行体系一支独大的环境中，巨量的居民储蓄以极低的价格（例如，被人为压低的存款利率）吸收，通过各种贷款的方式输送到国家要扶持的产业、行业和企业中去。与此相适应的，是被压抑和忽略的小微企业、个人消费，以及配套的服务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私营部门从石头中蓬勃生长，占据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中国居民的人均GDP收入从1000多元上涨到50000元——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和整体社会财富的上升，曾经被抑制的需求（例如，消费需求、财富增值保值需求、金融服务需求等）如同野火，开始漫山遍野地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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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宏观的大背景，又恰恰重合于技术以几何级数进步的年代，进而产生了氢气遇到氧气一样奇妙剧烈的化学反应。我曾看到一则新闻，说沃尔玛把零售额从0做到3万亿用了54年，而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一路而来的阿里巴巴，实现这一零售额仅仅用了13年——城市化和技术进步的旋律，在中国这样一个从高度管制到逐步放松的巨大经济体中，如同“金风玉露一相逢”，才跳出了最神奇的舞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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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位朋友，是个创业10年的“80后”，他在一个几乎没有人想到的“旧”行业——停车行业里做出了一片蓝海。他把最简单机械的停车场管理改变为智能化停车，实现了网上支付、停车费的资产证券化，以及城市停车场的PPP模式，甚至还衍生出一系列令人意想不到的商业模式。在哀鸿遍野的2014年和2015年，他的企业依靠着前10年深耕行业的笨功夫，和互联网技术、网上支付、金融资本突然（或者说是必然）相遇了，甚至擦出了火花。粗放的“旧经济”忽然华丽转身变成了精耕的“新经济”。仔细想想，估值600亿美元的蚂蚁金服其实是源自于古老的民间借贷、担保抵押；估值200亿的滴滴出行源自于被诟病已久的出租车行业；炙手可热的智能制造也不过是通信网络技术拥抱制造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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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旧”的并没有那么旧，“新”的也并没有那么新——透过被过度装饰的情怀梦想，一切“创业、创新”都源自“旧”，或者是对“旧”的改造升级，或者是补充延续。也许，冰冷海水的下面是岩浆，合适的条件下，“旧经济”也会迸发出巨大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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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永不眠：资本世界的暗流涌动和金融逻辑 [:1703404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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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永不眠：资本世界的暗流涌动和金融逻辑 那座工厂那座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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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堂上轻飘飘的一个词语，是底下多少普通百姓长长的一生。从20世纪50年代“开发北大荒”“支援新疆兵团建设”，到60年代备战备荒的“三线建设”……宏伟的战略背后，是几千万普通人以自己的离乡背井、婚姻家庭、子女教育为代价，默默承受着国家产业悲喜起落的命运。要永远感谢中国的百姓，他们的坚韧和乐观举世无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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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而言，“产能过剩”“供给侧改革”这样的词语其实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阐述得多么深刻激昂，也只不过是拂过脸颊的风，再冷再疼，一瞬间也就过去了。但是，对于那些在“石油城”和“钢铁城”中出生、长大、上学和工作的普通百姓来说，一座厂区就是头顶上的整个天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理所当然地成为鹰隼，搏击出另外的万里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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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堂上轻飘飘的一个词语，是底下多少普通百姓长长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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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50年代“开发北大荒”“支援新疆兵团建设”，到60年代备战备荒的“三线建设”……宏伟的战略背后，是几千万普通人以自己的离乡背井、婚姻家庭、子女教育为代价，默默承受着国家产业悲喜起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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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研究日照钢铁与五矿发展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我从2014年年底开始看钢铁产业的数据，搜集了10多万字的数据和文字，虽然没有最后成稿，但一直认为自己了解这个产业在中国兴衰起伏的历史变迁和经济原因。然而，读陈戴希的《那座工厂那座城》的时候，我几次鼻子发酸，才明白这身为“旁观者”的研究，不管有多少数据模型支持，仍然是肤浅和单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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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命运和人生要怎么度量？我不知道。20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中国曾进行过一场国企改革，几千万的工人下岗（其实就是失业），有的人走出来了，而更多的人，还有他们的子女则被卷入历史的洪流，滚滚而去。回看历史的时候，我们也许应该稍微抛开那些对“更高、更大、更强”的迷恋，试着从普通人生存的角度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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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以前的大型国有企业的工人们，其实和企业之间有一种隐形的合同：极低的现金工资是和隐含的高福利（比如工厂的附属医院、教育、社保、住房等）相匹配的。以那样的收入水平，大部分“旱涝保收”的工人是不可能有太多储蓄的。在“剥离三产”、抓大放小的改革后，工人们一旦下岗，其实丧失的不仅仅是一份工资，而是整个家庭生活的基础，甚至整个人生的归属和尊严。这种代价，对于一个国家可能叫阵痛，可是对于一个普通家庭，却可能是绝症，不是当事人，永远不会理解那种挣扎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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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改革非常幸运。1998年的住房改革、2003年的入世，再加上当年较小的经济体量、较低的城市化率和第三产业比例，中国开始了超高增长的一段时期，巨大的经济增量逐渐吸纳了大部分的青壮年失业人口，虽然有的个人和家庭陷入了贫困，但没有酿成社会性的巨大灾难。而今日的中国，已经面临完全不一样的情景：3000多美元的人均GDP，连续下滑的经济增长率，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提前到来的人口老龄化，逐年上涨的劳动力成本导致的大批产业外迁……我们不可能再有90年代那样的发展速度和那样巨大的经济增量来容纳失业人口了。他们，以及他们子女的未来将要何去何从？这不是简单的成本计算可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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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希走出了那座工厂那座城，可是川哥还留在那里。对于很多人来说，那是走不出又回不去的原乡。我想，对于庙堂之上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回望历史，不应该是简单的铭记，而是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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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 那座工厂那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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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戴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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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叫攀枝花的钢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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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我和双胞胎妹妹出生在四川一座叫攀枝花的山城。山城是以花命名的，但是直到我19岁离开那里，我也从来没有觉得家乡很美。印象中视野内全是光秃秃的山岭。就算是春季，这些山岭也不会披上青色。因为有丰富的钒钛磁铁矿，这块西南偏隅的不毛之地以一个钢铁工厂为中心衍生出一座移民城市。这座工厂就是攀枝花钢铁公司（攀钢）。妈妈说，毛爷爷时代，国家从1964年开始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中西部省市、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备战”为目的的大规模建设。[2]攀钢基地投建就起源于“三线建设”（见表1）。当时全国重要钢铁产业基地的很多职工都举家搬迁到了攀枝花支援“三线建设”。特别是很多鞍钢的辽宁人，他们从东北到西南，跨越了大半个中国来到这片山区，支援这里，也扎根在了这里。我的奶奶和爷爷也是从牡丹江畔的军垦国营农场医院搬迁过来的。他们俩都是四川人，作为医生，他们在1958年响应“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的号召去支援东北，16年后，又响应“三线建设”返回西南边陲，在攀钢附属医院工作。记得我小时候，周围很多小朋友都是一口东北腔，上学以后，在攀钢附属的学校里也没有说四川话的氛围，后来知道这种情况在四川省内是很不常见的（四川的中小学生在课堂之外都是讲四川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