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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摩根斯坦利研报《全球钢铁手册》（Global Steel Playbook），2016年3月22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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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反思的是，这些产业在面临产能过剩的同时，也极度缺乏高端产品。正如2016年第一个工作日，李克强总理在山西主持召开工作座谈会时说的那样：“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包括圆珠笔的笔头，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同样的话，他早在2015年6月就讲过。我细查了一下，圆珠笔的笔头分为“球珠”和“球座”（均属于模具钢）。我国已经具备“球珠”材料的生产基础，但是不具备“球座”材料的生产基础。并且笔头的组装技术也长期掌握在法国比克公司（BIC）、瑞士米克朗集团（Mikron）、德国奥托·赫特（Otto Hutt）等公司的手中。我国向瑞士进口组装笔头的精密机床，向日本进口笔头的模具钢线材，向德国进口墨水，最终成了毛利率极低的圆珠笔生产和出口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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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过剩”是衰退的方式之一。而“供给侧改革”和“转型升级”是延长产业生命周期的关键。如果罗彻斯特市的柯达在1998年就果断地转型数码成像；如果底特律市的汽车三巨头在1970年就果断改变大尺寸、大排量的单一产品结构；如果山城的攀钢在2006年就果断地布局（纳米铁粉一类的）高端钢铁制品，而不是躺在粗加工产品上挣钱……产业转移无法被阻止，产业转型必定承受阵痛，同样的故事和城市还会出现在未来，出现在世界各地。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本就是两个并行不悖的动态过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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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和他的伙伴们还留在山城。昨天电话里爸爸说，钢铁产业没落以后，攀枝花没那么多污染了，政府严控污染，也开始打发展旅游产业的牌，山城的空气质量变好，天也变蓝了。终于，我的家乡变美了，但是我们也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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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 那座工厂那座城番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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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3日，我在自己的公众号“香帅的金融江湖”上推出了《那座工厂那座城》，一篇近7000字的长文，几天之内全网阅读迅速突破10万，被多方转载，然后不断发酵……很多攀枝花的读者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也有许多来自山东淄博的、东北的、河北煤炭城石油城的读者告诉我们，不同的城市其实有着相似的命运。还有更多的“藏二代”“疆三代”（那些因为祖辈父辈支边、支藏、支疆而出生在兵团、农场、深山峻岭的工厂中的人们）落下泪来——因为“庙堂上轻飘飘的一个词语，是底下多少普通百姓长长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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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朋友圈里看到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的留言。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汉生来自重庆一个三线小镇江津。作为当年的江津中学优等生，他考上北大，海外留学，学成归国，现在是北大最亮眼的学术明星——而在他光芒四射的履历背后，却是一个“藏二代”时刻的自惕与警醒。汉生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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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中国几十年，发生太多故事，落实到我们每一个凡夫俗子身上，意味着什么？这让我想起自己的老爸老妈，在西藏最艰苦的时候，他们贡献边疆20年。贡献了青春，贡献了健康，贡献了骨肉亲情。回内地后，国有企业说不行就不行了，员工说下岗就下岗。攀枝花的故事，对我来说太熟悉了。这样的事发生在重庆，也发生在江津，这个三线小镇。这段经历让我养成一个习惯。任何时候，尤其是好日子的时候，都要瞪大眼睛看社会变迁，都要时时刻刻有危机感，要不停地学习成长，要有一身能耐。对过去，坚决抛弃；对未来，不给任何被抛弃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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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留言的过程中，像这样被触动、被击痛的时刻还有很多。谢谢所有的你们，无论是生长在哪个年代，无论在哪个城、哪片天空下，无论是“出走”还是“坚守”——我们都有相似的感动，为祖辈和父辈经历过的悲欢离合、困顿挣扎，为我们自己亲历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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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们聆听，谢谢你们敞开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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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三 消失的继承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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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佳仪[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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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长在浙江宁波地区的一名“90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家乡“老板多”。浙江最出名的就是中小企业和产业集群，几乎每个小地方都有自己的金字招牌：到2005年的时候，诸暨的袜业、义务的小商品、永嘉的纽扣、嵊州的领带业曾分别占全国市场份额的65%、70%、85%和90%，温州打火机更是占全球市场份额的80%以上。还有永康的五金，绍兴的轻纺、化纤，海宁的皮革、服装，台州的精细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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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浙江人来说，“产业集群”“块状经济”绝不是虚幻的名词，而是实在的好处。我的家乡位于浙东盆地山区和浙北平原交叉的地方，耕地少，又没港口，自然资源较为匮乏。20世纪80年代后，我们那里的塑料模具逐渐成为一个产业集群，自2005年至今，家乡的塑料销量长期占全国总销量的10%以上；2015年塑料交易量大约占全国10%，涉塑产业销售占比约为7%。尽管大多数人可能对我的家乡知之甚少，但是在塑料模具行业内，它的名字如雷贯耳。从1999年开始，中国塑料博览会已经在我们县城举办了17届。每次都场面火爆，展销铺位一铺难求，博览会期间市区的几家五星级酒店需要提前1个月以上预订且一概不打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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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多数中国的民营制造业一样，浙江产业集群中的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专业化程度很高，具有数量多、规模小的特征。如此一来，“老板”自然不少。朋友们的父母凡是自己开厂或者名下有实业的，不论大小，出门都会被尊称为“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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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多老板，他们的下一代自然是大家眼中的“富二代”。哪怕在少不更事的孩童时代，小伙伴们凭着一点儿懵懂的攀比心，也大致明白同伴中谁的父母有很多资产。那时候，韩剧长腿欧巴李敏镐的《继承者们》还没有火遍大江南北，但我们身边那些小“继承者”们多少都明白自己在家族企业中的身份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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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离开家乡到北大读书，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傻傻地在“黄金剩斗士”的路上狂奔。儿时小伙伴的生活也波澜不惊地按照“富二代”的剧本平稳进行。直到2013年，一个叫“互保”的石头开始在家乡激起千层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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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继承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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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姑娘与我同龄，是我儿时的玩伴。她人长得漂亮，家境优渥。她的父母自1995年起就先后办起了塑料制品、水暖洁具生产企业，虽创业维艰，但经过近20年的拼搏，他们把两家厂子经营得风生水起，年景好的时候利润可逾千万。2013年我俩本科毕业，我苦逼地过上了“灭绝师太”的博士生涯，她坐在了家族企业的办公室里开始为接班做准备。在一众同龄人还在考虑毕业后如何凑首付买房的时候，她的父母已早早地在她的名下安了一栋城区好地段的别墅。家族企业蒸蒸日上，父母尚且年富力强，业务和管理也可以慢慢上手，继承者的生活有条不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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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2013年，从温州开始发酵的担保危机开始在浙江省全境蔓延，我的家乡也被波及。债务就像传染病毒通过全省的中小企业互保网络快速传播，企业倒闭在浙江演变成一场可怕的流行病，连原本免疫力强、经营良好的企业也在这突如其来的“杠杆”重压下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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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的父母因为人缘好、企业底子厚，被当地银行行长视为最佳担保对象，经不住行长的劝说和亲朋好友的相托，A的父母先后为10多家企业出面担保，担保额近亿元，从而深陷于担保圈。2014年A的表兄的企业和她的叔叔的企业相继出险，一块块多米诺骨牌倒下，A的家族企业陷入了巨额的债务危机。那段时间，A的父母每天面对一批又一批的行长、信贷员的催讨、施压、威胁，原本烟瘾不大的父亲一天要抽两包香烟，夹烟的手时不时地颤抖。2015年，A名下的那栋房产被法院拍卖抵债，但依旧是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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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大厦将倾，不忍多年苦心经营付之东流，A的父母打起了与很多企业家一样的主意：另起炉灶注册新企业，并将部分资产与业务暗度陈仓，转移到新企业，待老企业自然歇业后借尸还魂，以待东山再起。这一做法本质上无异于逃废债，听上去轻巧但实际操作起来风险很大，此外新企业与老企业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后期经营上了轨道，也摆脱不了信用上的污点，因此用谁的名义办新企业成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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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的父母因无法承担担保责任上了法院的黑名单，无奈之下他们想用A的名义另立新企，但A不愿意在人生刚起步时就背负如此巨大的信用风险，百般思量后还是拒绝了。幸好父母也理解。最终，A的父亲请出了自己年迈的父亲，以老人的名义重新注册了企业。虽然暂时摆脱了清盘的命运，但是随着整个经济形势的恶化，新企业业务与原来相比下滑明显。经历了一年的跌宕起伏后，A终于决定离开家族企业，靠着父母的资金支持开了一家小小的日式餐馆。我们最近一次见面就是在她的餐馆里，她和男友两个人穿着制服忙着拖地擦桌，为紧接而来的用餐高峰做着精心的准备，门口陈列窗上挂着“美团外卖”的招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