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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钢铁产业产能过剩3亿吨,产能利用率67%(以粗钢为例,其产能为12亿吨左右,2015年其产量仅为8亿吨,产能利用率不足七成),亏损面达到五成。2015年各省钢铁产业的粗钢去产能完成了1.25亿吨,其中各省政府计划内的去产能量为0.18亿吨,工厂自主去产能量1.07亿吨。除了钢铁产业,煤炭、水泥等重工业同样聚集了高风险,行业亏损分别达到了八成和四成。[5]这些亏损和去产能的背后是一座又一座工厂,一片又一片以工厂为中心汇集而成的城区,以及千家万户留下或者外迁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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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5年全国(不含港澳台地区)各省市区粗钢去产能情况统计 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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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摩根斯坦利研报《全球钢铁手册》(Global Steel Playbook),2016年3月22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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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反思的是,这些产业在面临产能过剩的同时,也极度缺乏高端产品。正如2016年第一个工作日,李克强总理在山西主持召开工作座谈会时说的那样:“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包括圆珠笔的笔头,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同样的话,他早在2015年6月就讲过。我细查了一下,圆珠笔的笔头分为“球珠”和“球座”(均属于模具钢)。我国已经具备“球珠”材料的生产基础,但是不具备“球座”材料的生产基础。并且笔头的组装技术也长期掌握在法国比克公司(BIC)、瑞士米克朗集团(Mikron)、德国奥托·赫特(Otto Hutt)等公司的手中。我国向瑞士进口组装笔头的精密机床,向日本进口笔头的模具钢线材,向德国进口墨水,最终成了毛利率极低的圆珠笔生产和出口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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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过剩”是衰退的方式之一。而“供给侧改革”和“转型升级”是延长产业生命周期的关键。如果罗彻斯特市的柯达在1998年就果断地转型数码成像;如果底特律市的汽车三巨头在1970年就果断改变大尺寸、大排量的单一产品结构;如果山城的攀钢在2006年就果断地布局(纳米铁粉一类的)高端钢铁制品,而不是躺在粗加工产品上挣钱……产业转移无法被阻止,产业转型必定承受阵痛,同样的故事和城市还会出现在未来,出现在世界各地。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本就是两个并行不悖的动态过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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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和他的伙伴们还留在山城。昨天电话里爸爸说,钢铁产业没落以后,攀枝花没那么多污染了,政府严控污染,也开始打发展旅游产业的牌,山城的空气质量变好,天也变蓝了。终于,我的家乡变美了,但是我们也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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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 那座工厂那座城番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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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3日,我在自己的公众号“香帅的金融江湖”上推出了《那座工厂那座城》,一篇近7000字的长文,几天之内全网阅读迅速突破10万,被多方转载,然后不断发酵……很多攀枝花的读者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也有许多来自山东淄博的、东北的、河北煤炭城石油城的读者告诉我们,不同的城市其实有着相似的命运。还有更多的“藏二代”“疆三代”(那些因为祖辈父辈支边、支藏、支疆而出生在兵团、农场、深山峻岭的工厂中的人们)落下泪来——因为“庙堂上轻飘飘的一个词语,是底下多少普通百姓长长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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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朋友圈里看到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的留言。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汉生来自重庆一个三线小镇江津。作为当年的江津中学优等生,他考上北大,海外留学,学成归国,现在是北大最亮眼的学术明星——而在他光芒四射的履历背后,却是一个“藏二代”时刻的自惕与警醒。汉生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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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中国几十年,发生太多故事,落实到我们每一个凡夫俗子身上,意味着什么?这让我想起自己的老爸老妈,在西藏最艰苦的时候,他们贡献边疆20年。贡献了青春,贡献了健康,贡献了骨肉亲情。回内地后,国有企业说不行就不行了,员工说下岗就下岗。攀枝花的故事,对我来说太熟悉了。这样的事发生在重庆,也发生在江津,这个三线小镇。这段经历让我养成一个习惯。任何时候,尤其是好日子的时候,都要瞪大眼睛看社会变迁,都要时时刻刻有危机感,要不停地学习成长,要有一身能耐。对过去,坚决抛弃;对未来,不给任何被抛弃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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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留言的过程中,像这样被触动、被击痛的时刻还有很多。谢谢所有的你们,无论是生长在哪个年代,无论在哪个城、哪片天空下,无论是“出走”还是“坚守”——我们都有相似的感动,为祖辈和父辈经历过的悲欢离合、困顿挣扎,为我们自己亲历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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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们聆听,谢谢你们敞开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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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三 消失的继承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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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佳仪[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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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长在浙江宁波地区的一名“90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家乡“老板多”。浙江最出名的就是中小企业和产业集群,几乎每个小地方都有自己的金字招牌:到2005年的时候,诸暨的袜业、义务的小商品、永嘉的纽扣、嵊州的领带业曾分别占全国市场份额的65%、70%、85%和90%,温州打火机更是占全球市场份额的80%以上。还有永康的五金,绍兴的轻纺、化纤,海宁的皮革、服装,台州的精细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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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浙江人来说,“产业集群”“块状经济”绝不是虚幻的名词,而是实在的好处。我的家乡位于浙东盆地山区和浙北平原交叉的地方,耕地少,又没港口,自然资源较为匮乏。20世纪80年代后,我们那里的塑料模具逐渐成为一个产业集群,自2005年至今,家乡的塑料销量长期占全国总销量的10%以上;2015年塑料交易量大约占全国10%,涉塑产业销售占比约为7%。尽管大多数人可能对我的家乡知之甚少,但是在塑料模具行业内,它的名字如雷贯耳。从1999年开始,中国塑料博览会已经在我们县城举办了17届。每次都场面火爆,展销铺位一铺难求,博览会期间市区的几家五星级酒店需要提前1个月以上预订且一概不打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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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多数中国的民营制造业一样,浙江产业集群中的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专业化程度很高,具有数量多、规模小的特征。如此一来,“老板”自然不少。朋友们的父母凡是自己开厂或者名下有实业的,不论大小,出门都会被尊称为“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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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多老板,他们的下一代自然是大家眼中的“富二代”。哪怕在少不更事的孩童时代,小伙伴们凭着一点儿懵懂的攀比心,也大致明白同伴中谁的父母有很多资产。那时候,韩剧长腿欧巴李敏镐的《继承者们》还没有火遍大江南北,但我们身边那些小“继承者”们多少都明白自己在家族企业中的身份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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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离开家乡到北大读书,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傻傻地在“黄金剩斗士”的路上狂奔。儿时小伙伴的生活也波澜不惊地按照“富二代”的剧本平稳进行。直到2013年,一个叫“互保”的石头开始在家乡激起千层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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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继承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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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姑娘与我同龄,是我儿时的玩伴。她人长得漂亮,家境优渥。她的父母自1995年起就先后办起了塑料制品、水暖洁具生产企业,虽创业维艰,但经过近20年的拼搏,他们把两家厂子经营得风生水起,年景好的时候利润可逾千万。2013年我俩本科毕业,我苦逼地过上了“灭绝师太”的博士生涯,她坐在了家族企业的办公室里开始为接班做准备。在一众同龄人还在考虑毕业后如何凑首付买房的时候,她的父母已早早地在她的名下安了一栋城区好地段的别墅。家族企业蒸蒸日上,父母尚且年富力强,业务和管理也可以慢慢上手,继承者的生活有条不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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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2013年,从温州开始发酵的担保危机开始在浙江省全境蔓延,我的家乡也被波及。债务就像传染病毒通过全省的中小企业互保网络快速传播,企业倒闭在浙江演变成一场可怕的流行病,连原本免疫力强、经营良好的企业也在这突如其来的“杠杆”重压下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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