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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之火在浙江再次熊熊燃烧。2015年全年，浙江新增创业项目1364个，同比增长了32.4%。在全国创新大赛中，40%的奖项被浙江摘得。在浙江首批的37个特色小镇中，聚集创业团队1900多个。2015年一场以“互联网＋创业创新”为主题的云栖大会，吸引了超过4万人到场参与。年轻创业者中，有一支便是浙商后代，他们往往有海外背景，接触了与浙江传统工商业不同的新思想、新理念和新的商业模式，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做平台，如众创空间和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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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们是千万创业者中的幸运儿，从小的家庭熏陶让他们有机会学到父辈们的生意经，良好的家庭条件给了他们出国深造学习前沿知识技术的机会，而父辈们通过各种手段“抢救”出来的那一部分资产最终成为他们创业的原始资本。产业升级就在这一刻，在老一代的留守坚持与继承者们的集体出走间，在家庭内部代际间微妙地发生了……有多少“50后”“60后”一夜白头，也许就有多少“90后”一夜长大。在留守与出走间，转移的是资本，传承的是“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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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继承者消失了，但是只要企业家精神不死，新的“创一代”就会快速成长。我想，这才是继承者们故事的最终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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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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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64—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40%多的2052.68亿元巨资，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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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吨在中国即指吨，1公吨=100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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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ySpic指数：My steel price indices of China，即钢材价格指数。该指数考虑了长材和板材在中国钢材消费中的权重以及中国华东、华南、中南、华北、西南、东北和西北7个区域的钢材消费权重，是一个由品种和地区混合而成的加权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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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毅等。跟90年代比，现在是不是去得慢了点儿：90年代及当前产能过剩状况对比分析[J].国泰君安证券研究，2016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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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华，底特律的启示[N].中国青年报，2013年6月3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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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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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媒体公开报道，2015年的第十七届中国塑料博览会吸引有效客商2.4万人，实现交易总额35亿元，配套活动促成了13个项目现场签约，涉及总投资达33.9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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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永不眠：资本世界的暗流涌动和金融逻辑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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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产业的衰落下行和新兴产业的方兴未艾在同时进行。四川攀枝花钢铁城的故事是下行中的传统产业挣扎求生的困境。而在浙江的故事里，虽然同样有中国制造业衰落的影子，但和攀枝花不同的是，浙江经济不是国家产业布局的结果，而是在石头缝里长出来的野草般的民营经济，看似孱弱，实则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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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喜欢浙江。在它仅有的富饶平原地区（嘉兴一带），孕育了王国维和金庸这样的文人天才，而在“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其他资源贫瘠之地，则奇迹般地孕育了中国最有活力的民营经济。不管是草长莺飞的季节，还是秋高气爽的日子，从上海出发驱车往江浙一带的感觉特别美好——富庶、平和、开明。这种感受和从北京出发去周边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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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2013年年底开始，“浙江企业不行了”的声音陡然升温，大批企业破产、企业主跑路的传言不断浮现于街头巷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出口加工主导的浙江（轻工业）制造业受伤不轻，同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制造业企业也受到冲击——尽管产业转型升级的日子同样难熬，但是珠江三角洲并没有发生浙江这样严重的大规模破产跑路事件。2014年，经济继续下行，浙江企业面临更大困境，从温州开始的信用危机逐渐蔓延到全省，企业成批倒下，银行坏账不断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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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怎么了？这是很多人心头的疑问。坊间传闻不少，甚至有人开始质疑浙江民营经济“野蛮生长”的基因。浙江经济在2014年所面临的是“中国制造”陷入困境的一个缩影，但是真正导致全省性信用危机的，是一个曾经被称道的“金融创新”——互保贷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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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金融体系一直是国有大银行一统江湖。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股市，2000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信用债市场门槛又极高，像江浙一带星罗棋布的中小型企业基本上就是“寂寞山谷角落里的野百合”，无法从“正规”的金融体系内得到阳光雨露。由于历史上经济发达，商业流通兴盛，江浙地区的民间金融体系一直很发达，同时以宗族文化为纽带的乡约社会传统在这个地区的根深蒂固，也使得这种民间金融体系非常依赖以邻里熟人为基础的“互助式融资”（如抬会）。20世纪80年代后，发达的民间金融体系为江浙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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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后银行贷款政策逐渐宽松起来，为了在银行取得贷款或者扩大融资规模，企业之间开始用互相担保来增信，逐渐从点到线、从线到网，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互保信贷网络”。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这种隐形交错的高杠杆使得企业加速扩张，看上去整个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信用市场一片繁荣。本来互保行为还算是部分个人和企业的行为决策，但是进入公众视野，很多业界、学界的人就开始为这种“创新模式”唱赞歌。2009—2010年间，这种模式已经被追捧为“能扩大融资规模，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新思路”的“金融创新”，大加推广。一时间，很多专家似乎找到了破局“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个全球化问题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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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开始，北大的黄益平教授和徐建国教授带领一个团队进行田野调研，发现真实的情况并不如专家们那么乐观。在调查中，很多企业表示，自己并不愿意为他人“担保”。尤其是那些信用良好的企业，其实他们自己并不缺钱，只是被劝说被裹挟进入担保体系的。做过生意的人知道，在中国的人情社会中，一个人或一个企业想和“主流”对抗是非常艰难的事情。有企业家甚至对他们说：“我宁可让银行把我放入信用黑名单！为什么？因为这样我就不用替别人担保了！”无奈之情可见一斑。经过前后一年多时间的调研和数据分析，研究团队得出了和当时主流观点偏差很大的结论：在强调中小型民营银行和民间金融体系重大意义的前提下，他们对当时大规模流行的“互保信贷模式”提出了保守谨慎的看法，认为一旦经济下行（在2012年来看，已经有兆头），这种连坐式的信用体系可能导致“火烧连营”局面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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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这样冷静的声音在“主流”一片的叫好声中并没有引起重视，甚至是被刻意忽略了。被当成创新典范的互保贷款网络被继续推广，蔓延到整个浙江地区，很多企业不用钱也去借钱，然后加入炒金融资产和房地产的大队伍中。2014年，杠杆最疯狂的温州地区泡沫开始破裂，然后通过互保信贷网络迅速扩散，大大小小的企业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引发更大的波澜，一场教科书般的金融信用危机在浙江上演，很多质量优良的企业都不能幸免。当初的预言居然在仅仅两年后就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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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火烧连营”的故事，在一个“90后”的浙江姑娘，北大博士陆佳仪的笔下活生生地上演了。对于佳仪而言，这不是故事，而是现实，是她从小到大的玩伴的家庭和个人命运的变迁，是个人在时代大背景下的奋斗、挣扎和选择。因为真实，所以尤其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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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佳仪年轻、充满朝气的眼里，看到的不是绝望，而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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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眼里看到的，是浙江的企业倒闭潮下，“富二代”和继承者们纷纷消失了，但是，这不是浙江故事的尾声，而是新浙江故事的开始。到了哀鸿遍野、经济急速下滑的2015年，在信贷危机中挣扎的浙江企业渐渐地活了过来。这一次的复苏是由信息、媒体、互联网产业为主的第三产业驱动，是消失的继承者们在重新出发，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浙江经济的代际转移和产业升级在安静却坚定地发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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