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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前房利美高管说:“次贷市场能够帮助我们实现企业目标。我们必须参与。很多人批评房利美太注重股东的利益和公司的利润,可这并没错。股东是房利美很重要的支持者。特别是那些后来加入的聪明人,他们才是真正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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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房利美依然很谨慎。2000年,公司提出指导方针,规定可购买的高风险贷款类型。科莫将这些指导方针用在了房利美的保障性住房目标中。在这些新规则下,某些高风险贷款将不符合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保障性住房标准,比如说那些消费者权益倡议人士认为利润过高的贷款。没有数据证明政府支持企业避开了这样的贷款,即使两家公司从未为大量的次贷提供过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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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在进入高风险抵押贷款市场时是快还是慢、是不情愿还是高兴,对结果都没有多大的影响。真正重要的是它们进入这个市场了。因此,它们开始认可曾经完全不插手的市场的发展,而以前绝对的标准界限也开始变得模糊。“次贷的定义是‘房利美和房地美不会插手的贷款’。”一位前高管说道。可是,事情不再是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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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之后,马克斯韦尔遗憾地承认房利美忘记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要进入次贷市场?如果房利美始终将这个问题放在首位,公司将不会仅仅是为了高额利润而进入这个市场,也不仅仅是为了和市场保持一个步调,而是在房地产市场需要的时候提供流动性资金。如果房利美将此谨记于心,公司将会在关键的时候找到道德的方向盘,并改写后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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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魔在人间:华尔街的风云传奇 4 高风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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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违约最好的方式当然是一开始就发放优质贷款。这也就是为什么银行要制定贷款标准。但是,最可靠的贷款投资组合也有可能出现违约,这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强大的公司可能变得弱小,无法预见的事情可能发生。没有贷款是零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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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THE DEVILS ARE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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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dde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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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Financial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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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早期,活跃于华尔街上的公司并不是靠出售垃圾债券占据80年代市场的德崇证券,也不是高盛。高盛在90年代主要是靠自身赚钱的本领吸引了众人目光,但却让全美国人民反感。华尔街上的公司想要模仿的是拥有百年历史的商业银行:摩根大通。在这10年中,次贷市场正在兴起,房利美在不断加强自身对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化市场的影响力,而摩根大通围绕“风险”这一概念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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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大通一直沉迷在对风险的研究中。它想在评估风险、模型化和控制风险方面做得比其他任何机构都要好。它想要接手其他银行不愿触碰的风险,并摆脱其他银行通常遇到的风险。为此,摩根大通(和其他公司一起)雇用了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真正的火箭科学家!)来设计复杂的风险模型和产品。这些专家被称为“数量化专家”,因为他们赚钱的方式不是研究股票和债券的基本原理,而是进行数量化研究。他们列出的复杂的方程式根源于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原则是多元化分散投资能降低风险。他们先寻找表面上联动的证券,再用电脑来找出不同证券间价格上细微的差异并加以利用。他们设计出来的基于概率论的风险模型简直是统计学上的奇迹。这些数量化专家发明的新型证券专门用于将一家公司面临的风险转移到另一家,而实际上这些新型证券非常抽象。转移之后,原证券留在了公司的账本上,而证券的风险却已经被带走。这个新产品被称为“衍生工具”,因为它们是由另一种证券衍生而来的交易。摩根大通在该领域的主要贡献是信用违约掉期。它具有突破性意义的风险模型是风险价值模型。这两种新产品迅速成为华尔街普遍运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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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创新和次贷有什么关系呢?开始时确实无关。摩根大通和美利凯斯特本来在不同的领域中发展,它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但久而久之,华尔街意识到,在给源于次贷的大量复杂的衍生品评级时,摩根大通风险模型的原则也能够用在给衍生品评AAA级上。华尔街上的公司能够用风险价值理论来说服监管者(同时也说服自己)风险其实很小,即便购买的是次贷证券。他们能够通过信用违约掉期来摆脱次贷的风险,将风险转移给那些愿意接受的公司和机构。21世纪初期,次贷和计量金融学完全融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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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大通的工作人员并没有看到事情的后果。像20世纪80年代的拉涅里一样,摩根大通银行渴望并坚信成功的年轻创新者能让金融市场变得更好、更安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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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早期,摩根大通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是一位从容冷静的英国人,即丹尼斯·韦瑟斯通爵士。他在1990年被授予爵位,同年出任摩根大通银行董事长。韦瑟斯通爵士尽管是工人家庭出身,却非常具有贵族气质。他16岁开始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伦敦的一家公司的办事处当记账员,这家公司之后被摩根大通收购。2008年韦瑟斯通过世时享年77岁,一位讣闻作者描述他为“整洁、精准、语气柔和、有礼貌,大家都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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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瑟斯通爵士也是位新型的银行领导者。他从来就不是个商业银行家,他的事业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伦敦当交易员。在前往纽约加入摩根大通管理层前,他最后一份工作是摩根大通外汇交易室的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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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沉默寡言的首席执行官很少接受采访,因此在银行业外很少有人知道他。但是,他对摩根大通的影响、对整个银行业的影响大而深远。20世纪80年代早期,摩根大通的利润基本上来自商业贷款的发放。到1993年为止,公司总收入中近75%来自投资银行服务费和营业利润,而这种结果是通过运用某英国记者所说的“新金融形式”产生的。这些新金融形式中最重要的是衍生工具。1994年韦瑟斯通爵士退休,《财富》杂志引用了一位银行高管的说法,称这些新金融形式为“银行业的基础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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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衍生工具最主要的目的是在某时间段内交换风险,所以许多常见的衍生工具被称为掉期交易。早期的金融衍生工具旨在降低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在20世纪80年代动荡不安的经济环境中,利率和币值经常变化,而且变化来得突然且没有预兆,大公司极度渴望找到保护自身的方法,而衍生金融工具正好满足了这个需求。利率掉期能让公司锁定在一个利率水平上,公司只需要向另外一个单位支付一定费用。在华尔街,“另外一个单位”被称为“交易对方”,如果利率突然大幅提升,该交易对方将会承担风险。(如果利率下跌,该交易对方也将大赚一笔。)接下来,交易对方将会与另外的单位进行交易来对冲或降低风险。而另外的单位也会希望对冲风险,以此类推。衍生品交易就像是站在两面镜子的中间,双方既能看到自己的映像,又能看到变化莫测的风险。套期保值风险是老华尔街“交易引发交易”这句格言的经典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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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韦瑟斯通的工作背景,不难想象他对金融衍生工具的执著。当他还是货币交易员时,无疑他通过掉期交易赚了不少。韦瑟斯通的洞察力很强且很有远见,他认为摩根大通银行应该从商业贷款转向利润更丰厚的业务,如金融衍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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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90年韦瑟斯通成为首席执行官后,他的举措之一便是说服美联储允许摩根大通在美国进行证券交易。这带来了美国政策的大转向。大萧条时期以来,政府在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之间划分了清晰的界限。(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此作出了规定,从而让摩根大通拆分了公司的投资部门,之后该部门被重新命名为摩根士丹利。)然而,近年来美国银行开始重新开展交易业务,只是改在了伦敦进行,而非在纽约。韦瑟斯通说,随着银行业的变化,美国政策也应该进行相应改变,否则大量的获利交易将流向伦敦。虽然说美联储没办法推翻法律,但是它却可以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作出不同的解释。它确实将条款向更宽松的方面作出了解释。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次重新解释标志着银行业从沉睡行业到激烈竞争行业的巨大转变。既然银行拥有了自己的交易专柜,银行获利将更多,而压力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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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拥有在交易专柜工作的经验,韦瑟斯通对于风险有很深的认识,这意味着他比其他银行的首席执行官更能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将给公司带来多大的风险。这种感觉让他感到非常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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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大通的所有业务都存在风险,不管是买卖股票和债券、签订各种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合同,还是向大公司提供商业贷款。当他还是摩根大通外汇交易室的主管时,韦瑟斯通对于自己审查的投资组合中的所有风险类型就很敏感。但是作为首席执行官,他没办法深入了解公司交易层面的各种风险,更不理解不同风险类型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一个交易专柜承担的风险会抵消还是增加另一个交易专柜承担的风险?在出任首席执行官之前,韦瑟斯通就认为摩根大通需要用一种全新的方法来应对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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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瑟斯通选择了一位瑞士高管来做这件事情,他就是蒂尔·格尔蒂曼。和韦瑟斯通一样,格尔蒂曼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交易专柜前度过的。格尔蒂曼也同样对风险管理非常感兴趣,他认为风险管理还不够科学。例如,管理交易风险的传统方法是给交易员设定金额上限。但是,作为风险管理经理,格尔蒂曼总是面临一个问题,即交易员想要提高金额上限时该怎么办。“我怎么知道交易员在什么时候应该获得更多的交易金额?”格尔蒂曼说道,“我只能四处询问。这个交易员可靠吗?他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吗?……这简直是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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