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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恩：“当然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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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认为鲁宾想要借此使“概念函件”事件销声匿迹。相反，这个机会让波恩重新获得希望。她毕竟是一流的律师，这次与美国法律总顾问的会谈将是直入主题并且富有成效。财政部的反应良好，它帮助波恩发挥了自己的实力。只是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内，财政部律师的电话再也打不通了。这时候，她钢铁般的一面出现了。在波恩的眼中，如果总顾问不屑于解释财政部的法律推理，她也没有任何必要推迟“概念函件”的发布。1998年5月7日，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发布了该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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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惹怒了总统工作小组的三位成员。鲁宾、格林斯潘、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阿瑟·莱维特联名向国会提交了一封信，要求国会阻止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继续努力地征求各方意见。传言说波恩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人，态度尖锐而没法和“拯救世界委员会”那些令人敬畏的成员们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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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波恩就“概念函件”在紧张的国会听证会上证言次数超过15次。情形非同一般：在一个接着一个的听证会上，克林顿政府的多位监管者站成一排公开谴责政府的另一位监管者的行为。共和党国会议员们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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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份一次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格林斯潘提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声称衍生品已经得到了足够的监管：“我认为货币监理署署长、专管银行的我们、监管其他机构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实施了一定程度的监督和管制，并且在我看来，现有的这些监管非常合理、合适、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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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听证会的召集人利奇针对霍克的发言，重申了波恩在她的证言中提到的观点，即立法议案“将会把管理衍生品市场的联邦法律权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转移到另外一个专管银行的组织，而这个组织中没有一个是衍生品和市场管制的专家”。利奇接着说，“我想向霍克先生提问，美国财政部部长鲁宾拥有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参与的背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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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在场的话，他会说明他有27年进行金融监管和参与金融市场的经验。”霍克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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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奇继续问道：“我想继续向您提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拥有金融市场参与的经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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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说：“我相信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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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之后，你依然可以听见他们这次会话中发出的轻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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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函件”就这样没有任何进展了。在格林斯潘等人的劝说下，国会在农业法案中增加了一个条款来阻止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在六个月内进行任何干涉衍生品的行为，正好六个月后波恩的主席职位就到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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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运营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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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倒闭给华尔街带来的恐惧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俄罗斯的危机在同一时间段爆发，实际上俄罗斯危机引发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里的问题。市场动荡不安。8月下旬，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一天内下降了512点，这次下降的点数在历史上排名第四。在9月上旬的某一天，道指回升了近400点。很明显，大家非常害怕横扫亚洲和俄罗斯的金融危机会危及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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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没有危及美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纽约储备银行将华尔街上所有的大型公司都召集起来，要求它们想出一个救助方案。最后，14家公司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注入资金接管了该公司。（只有贝尔斯登拒绝参与。）也就是说，这次阻止危机的其实是政府行为，而非市场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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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府和华尔街一样恐惧。衍生品潜在的巨大摧毁力已经慢慢显示出来。就这一点来看，所有的现代金融工具都显示出了缺陷，包括过高的杠杆率、风险概率分析模型、被隐藏的交易对方风险等等。当华尔街最终看到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账目时，它震惊了：该公司的总交易对方敞口额为1290亿美元。在这次账目被披露之前，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贷款者知道的数额和这相比犹如大海中的一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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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0月1日的一次听证会上，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共和党人着急地询问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危机是否预示着另一场储蓄贷款业危机。如果鲁宾想要运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来解决他长期担忧的衍生品问题，这是一个绝好的时机。那些态度强硬的政府监管反对者也许都会跟随他的领导。但是，鲁宾没有这样做。在10月的听证会上，主席利奇向波恩说道，“我们需要向你道歉。”最后一次，波恩请求国会尽力解决“场外交易衍生工具可能给美国经济带来的未知风险”。尽管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事件已经发生，政府里仍然只有她愿意说明监管衍生品交易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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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月后，总统工作小组就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发布了一份报告。该报告重点强调了公司过高的杠杆率，而非衍生品账目，而且该报告仅仅提出了一条监管建议，即未注册的衍生品交易者需要定期上报公司的金融风险组合。在报告的一条脚注中，格林斯潘表示自己并不赞同这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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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波恩也在这份报告上签了字，但是她并不开心，因为她觉得这份报告只会加强政府对衍生品的自由放任度。当白宫找到她，问她愿不愿意继续第二任期时，她拒绝了。1999年6月，波恩回到了阿诺德—波特重操旧业直到2003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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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恩离开政府后数周，鲁宾也离开了。在1998年4月的会议之后，鲁宾再也没有和波恩说过话。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垮台后，她立即联系了财政部高级官员加里·金斯勒，请他帮忙向鲁宾转达信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之后金斯勒成为了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主席。“看来我们现在在同一条战线上了。”她告诉金斯勒，并希望他帮忙告诉鲁宾，说她很想在衍生品的问题上与他合作。鲁宾没有给予答复。这之后不久，波恩参加了财政部的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她想祝贺鲁宾在抑制危机上作出的努力，鲁宾却擦身而过，一句话也没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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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鲁宾的辩护者们宣称鲁宾没有理会波恩的原因是她的做事风格太顽固了。他们说她太尖锐、太墨守成规，对财政部长不够尊敬。“如果她当时能够更合作一点，”一个辩护者说道，“鲁宾可能就会成为她的同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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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莱维特就从财政部听说波恩非常尖锐而无法与她共事。然而在多年后，他和波恩共同在某项目中工作，发现她非常具有合作精神。之后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节目《前线》（Frontline）中，莱维特说感觉财政部误导了自己。关于这点，格林伯格相信，鲁宾没有将波恩看成有真正实力的人从而没有认真对待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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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为什么波恩的性格与背景会成为事情的关键因素呢？衍生品要么是个问题，要么不是。鲁宾要么理解了衍生品的潜在破坏力，要么没有理解。如果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即他很清楚问题的严重性，那么回想起来，他让自己的工作由波恩对自己的敬意程度来决定则是严重的失职行为。鲁宾的大部分职业生涯中显示出了一种无私管理风格。然而，在对待波恩的时候他更看重个人的情绪而非衍生品引发的公共政策问题，这意味着他其实并不是像展现给大家的那样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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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萨默斯来保证衍生品再也不会受到像波恩这样的监管者干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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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宾离开财政部后作为“高级咨询顾问”加入了花旗集团，虽然这个岗位没有运营责任但是仍能获得1500万美元的年薪。克林顿任命萨默斯接任鲁宾。几个月后，在波恩的“概念函件”喧闹事件的驱使下，总统工作小组发表了一份让人盼望已久的关于衍生品的报告。“法律的不确定性一直笼罩着近年美国的场外交易衍生工具市场。”报告的附信中写道。该报告建议国会解决这个不确定性。菲尔·格拉姆推动了2000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的生效，在萨默斯的强烈支持下，克林顿签署了该法案。这项新的法律明确规定，衍生品不是期货因而不受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或任何其他政府监管部门的管制。这是克林顿离任前签署的最后一个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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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一部法律，废除多年前用来区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这部叫做《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新法律也得到了萨默斯的强烈支持。其中一个条款显示该法对现代金融的支持，该条款“明确地承认并保护全国性银行直接参与资产抵押证券化活动的权利”，多年后货币监理署署长约翰·杜根指明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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