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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布赖特还认识到一个情况，即按照物理学家的标准，华尔街上的人简直都是数量化的文盲。高管听说一些像“标准差”和“正态分布”的术语时，由于他们实际上并不懂数学，所以他们被骗得相信这些东西就像魔法。交易员开始相信公式不是现实的近似情况，而是现实本身。布赖特认为，这也就是为什么公司内需要很优秀的风险管理部门。风险管理经理的工作，就是让交易员去进行容易被忽视的现实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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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从法卡哈尼负责美林的风险管理部门之后，该部门功能便急剧退化。在美林，最高风险管理经理历来是直接向首席财务官汇报的。帕特里克担任美林的首席财务官时，他就是采用这种做法，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工作内容就是负责为风险管理经理和承担过多风险的交易室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进行裁决。布赖特负责美林市场风险时，曾直接向帕特里克汇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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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卡哈尼负责风险管理之后，风险管理经理的影响开始衰退。不出一年，布赖特便不再直接和董事会联系。法卡哈尼似乎把交易员和风险管理经理之间的矛盾当成是“小孩子之间的吵嘴”，一位前风险管理经理这样描述。风险管理慢慢地从前台办公室变成了后勤办公室。在前台办公室时，风险管理经理在交易室里办公，而在后勤办公室时，他们主要查看模型和电子表格，与交易员们基本没有交流。“而且，公司的利润开始变少。”一位前风险管理经理解释道。很多风险管理经理不是离开了美林，就是变成了交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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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初，法卡哈尼决定再次降低风险管理的职能。他将公司的信贷风险主管提升到类似于风险独裁者的位置上，这意味着所有的风险管理经理必须向这个人汇报，而非向法卡哈尼汇报。布赖特看到风险管理职能的退化后对此非常生气，于是他给公司的首席财务官杰夫·爱德华兹发了一封辞职信后离开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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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布赖特的离开只持续了几个月。2005年春末，公司的一个固定收益交易室遭受了巨额损失。基姆打听到布赖特的下落，请求他回到美林，并答应让他在交易楼层拥有专门的交易室。尽管布赖特重新加入了公司的风险监督委员会，但他在公司内并没有实权。因为克朗索尔和其他经验丰富的交易员非常了解布赖特并且信任他，所以布赖特能够建立起“情报网”来评估交易室承担的风险量。在塞默西接手后，所有的事情都变了。情报网也不再有效。基姆想要离开公司去开设一个对冲基金公司。虽然在解雇克朗索尔之后奥尼尔要求他留下来，但是他已经不再对公司感兴趣。（第二年春天，基姆离开了公司。）布赖特很快离开了风险监督委员会。塞默西的交易员不给布赖特提供任何信息。最后，他被迫搬出了交易室，在公司大楼的另一个地方设了一个小型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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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说明，布赖特和其他员工一样完全不明白塞默西希望公司的债务抵押债券业务变成什么样。尽管布赖特是留在美林中了解风险、能察觉问题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但他完全被排斥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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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末，美林采取了最后一步措施，并成功地成为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中的华尔街主导者。它终于买下了奥尼尔渴望得到的抵押贷款公司。这家公司为第一富兰克林，是国民城市公司（National City Corporation）的一个分支。国民城市公司在2005年发放了29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基本上全都是次贷。①它购买第一富兰克林花费了13亿美元。这样，美林内部拥有了抵押贷款的源头，它便能痛快地将这些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化。或者说，美林希望能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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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林高管中负责抵押贷款公司的人名为迈克尔·布鲁姆。事实上，布鲁姆并不支持购买第一富兰克林，但是他尽职尽责地完成了购买。2005年，他和部下与奥尼尔一起召开了一个会议，说明了美林为进入抵押贷款行业的可选方法。奥尼尔急切地想要完成该项工作；雷曼兄弟在抵押贷款业务上的收入已经是美林的4倍，原因之一便是雷曼兄弟拥有全美第八大次贷公司BNC抵押贷款公司。布鲁姆认为美林应该自己创立一个抵押贷款公司，而不是去购买。“购买一个公司可能会带来很多麻烦，因为它可能管理不良并且处在食物链的最低端。”据当时的一位参会人员说，布鲁姆这样告诉奥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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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尼尔问从零开始建立起一个次贷公司需要多长时间。布鲁姆回答说，三四年。奥尼尔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我已经54岁了，”他回答道，“我没法再等三四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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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姆还惊讶于公司愿意支付的价格。（在宣布交易时，国民城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戴维·达波克对道琼斯新闻服务社说，这次交易“正是我们所希望得到的”。）然而，美林太急于进入这一行业，说不定它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布鲁姆唯一的安慰是购买的公司不是新世纪金融公司。第一富兰克林被看成是管理良好的次贷公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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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正好在交易完成的时候，第一富兰克林开始出现亏损。第一富兰克林和其他的抵押贷款公司一样将残差留在公司账上，并且乐观地估计残差价值能够获得收益。但是，由于房贷拖欠率上升，这些收益也不会出现了。在2007年1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布鲁姆详细察看了残差账目上的亏损，而道·基姆突然从他的黑莓手机上读到了一则新闻。“雷曼兄弟的抵押贷款业务出现了最高纪录季度水平，”根据当时在场的一个人说，基姆这样说道。“我想他们可能比我们聪明些。”布鲁姆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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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就这样继续发展下去。在2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布鲁姆和他的小组成员指出，房贷拖欠的情况可能变得更糟。他希望美林开始对冲风险。里恰尔迪离开公司后，塞默西任命戴尔·拉坦奇奥来管理债务抵押债券业务。在会议中，拉坦奇奥则展示了一系列图表，并使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案例作为最坏事态。他说，如果像那样的事情再次发生，美林遭受的损失最多能达到7000万美元。只要事情不发展到那么糟糕的情况，美林将完好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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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会议后，一位风险管理经理告诉基姆，说拉坦奇奥的估计不可能是正确的。根据一位前美林高管说，基姆要求这位风险管理经理展开调查，并得出一个更合理的估计。然而，这位风险管理经理根本无法从拉坦奇奥和塞默西处得到任何信息，最后只好放弃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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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姆不明白拉坦奇奥作为管理债务抵押债券的负责人怎么能这么乐观。他们和布鲁姆使用的原始信息完全一样：次级抵押贷款。到2007年初，违约率出现了过去六年以来的新高，且次贷开始崩溃。英国大型银行汇丰银行在2月份公布说，由于不断恶化的次贷业务，它的坏账费用比预估的要高出20％。但是，美林的抵押贷款交易室仍不断地增加债务抵押债券产量并上报利润。在2007年第一季度，该公司承销了26笔债务抵押债券，其中19笔主要由次贷构成。第一富兰克林在每季度的资产减记中拿去了5000万美元到1亿美元，美林高管层到处追着布鲁姆询问恶化的财务状况。然而不知何故债务抵押债券业务还是和以前一样好。这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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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份，布鲁姆在董事会报告上冷静严肃地分析了次贷业务。结束后，很多董事会成员给他发邮件，对他直言不讳的报告表示感谢。然而，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在这次董事会会议中，布鲁姆旁边坐着的塞默西对于次贷问题没有发表任何言论。而在会上，也没有人想过要问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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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华尔街上，巨大的风险正慢慢地在体系中堆积起来。公司购买次级抵押贷款、将贷款证券化是有风险的，公司将一些证券留在自己账目上也是有风险的，公司购买次贷产品公司更是增加了风险。然而，不仅如此，在过去的10年中，华尔街上的公司一直使用由次贷构成的金融产品来增加收入，减少资本留存，产生利润，并和那些旨在为公司提供处理现代世界问题的基于风险的规则进行博弈，经过了这些事情，次贷已经成功地渗入了华尔街的血液中。这些行为也意味着整个体系已经非常复杂，风险被一层一层地盖住，躲在了从外面很难看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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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银行利用《巴塞尔协议》中的漏洞设立了一种资产负债表外实体，之后被人们熟知为“结构性投资工具”。简单地说，银行不必为金融工具留出任何资金——对，不必留出一分钱——只要未清债务的期限不超过一年。这就是为什么联邦金融分析公司（Federal Financial Analytics）的执行合伙人凯伦·肖·彼得鲁说：“这场危机中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预见的，只是没有被指明而已。”到2007年夏天为止，市场上有29种结构性投资工具，其未清债务总额达到3680亿美元，而这其中约有1000亿美元属于花旗集团发起的结构性投资工具。由于结构性投资工具和其他众多的AAA资信评级证券的买家一样寻求收益，所以很多结构性投资工具开始购买越来越多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表面上，结构性投资工具独立于资产证券化的发起银行。但是，如果出现经济危机并且出现违约，难道像花旗集团这样的公司真的能够袖手旁观，就这样看着结构性投资工具垮掉吗？或者，真出现经济危机时，公司必须快速采取行动，将债券放到本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尽管这将带来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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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风险源存在于市场的流通渠道中——那些流通渠道的存在完全被当做理所当然。大型银行向抵押贷款公司提供最高贷款额度来使它们发放次贷。这是行业最主要的资金机制。然而，银行不仅仅宽限贷款公司的大型贷款，还找到了一个更现代化、更有效、更能获得资本的方式。它们设立了一个资产负债表外的金融工具，来发行短期商业票据。这种商业票据由抵押贷款支持，属于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市场的一部分。据惠誉国际评级的数据，到2007年春天，这部分市场已发展到大得惊人：1.4万亿美元。商业票据从评级机构处获得最高评级，这样货币市场基金也能够购买这种商业票据。然而，为了获得十分重要的最高评级，资产证券化发起银行或其他银行总是必须提供某种担保，来应对金融工具无法替代到期的商业票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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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的疯狂发展，货币市场基金也越来越喜欢这种票据，常常为多出的一点点利润争得头破血流。尽管货币市场基金主要担任传统银行的角色——它们是最终的真正的贷款者——它们受到管制的方式却和其他银行不一样。由于它们持有高资信评级证券——这是为了满足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要求——于是政府中没有人担心货币市场基金拿出的抵押品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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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所有的货币市场基金同时开始质疑票据的资产质量会怎样？如果它们停止购买会怎样？要么资产证券化发起银行通过毁掉自己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来保持流通性，要么所有的金融工具必须抛售资产来获得资金。这两个办法都让人高兴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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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货币市场基金还是市场流通渠道中最核心、最深处、最不引人注意的使能者。这就是所谓的“回购市场”，该市场中，公司能够通过抵押资产来获得短期贷款，很多时候贷款时间能短到一夜之间。耶鲁经济学家加里·戈顿，就是那个为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公司制定风险模型的博弈论者，这样来解释回购市场：假设富达投资公司（Fidelity）拥有5亿美元的现金，并计划最终将之用于购买证券。该公司想要把这笔现金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来赚利息，但想同时保证随时能够收回，于是公司可以把这笔资金放到回购市场。富达可以将这5亿美元存在投资银行——比如贝尔斯登，戈顿举例说——由于贝尔斯登提供抵押品来支持该贷款，它能保证这笔钱很安全。富达给贝尔斯登的金额和抵押品的价值之间的差额被称为“估值折扣”，危机前市场普遍使用2％的股指折扣，这意味着贝尔斯登因1美元的抵押资产而获得98美分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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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贷款，即有抵押品的贷款，一般比无抵押贷款的风险低。在华尔街上，当你无法从其他地方获得现金时，你可以从回购市场中获得，因此回购市场被称为最后的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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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回购市场中也存在危险。这个市场黑暗模糊，而且规模巨大。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一个报告，到2007年，美国投资银行约半数的资产存在于回购市场。对于依赖该市场的公司来说，这个市场上实际上存在一种时间差，因为银行可以担保长期的、流动性差的资产来换取短期的资金。如果短期资金消失了，它们仍然拥有该资产，这些资产就需要银行来融资。另外一个隐患是，回购交易不受正常破产流程制约。贷款者不需要担心他们的资金被套住，他们完全可以在感觉到危机的第一时间抓取抵押品。而且，谁最先下手谁就是赢家：没有破产法庭法官来判决什么是公正的做法，什么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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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泡沫经济的不断发展，华尔街开始用风险越来越高的资产作为回购抵押品，包括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这样做的原因和往常一样：比起用国债作为抵押品，使用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作为回购抵押品能给贷款者带来更多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