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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以前只出现过一次。2001年9月11日，早上8点46分，他正坐在他那位于世界贸易中心顶楼的办公桌旁。“你知道，当你身处城里，有一辆垃圾车经过时的那种感觉，那是什么啊？”直到有人告诉他，是一架客机撞到了北楼。他走到窗边，看着街对面的建筑。按照他的思维方式，一架小客机不应该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而且他应该能够看到它从建筑的另一面跌落下来。但是他所能够看到的全部，就是一个黑色的洞，以及洞里冒出的黑烟。“我的第一个想法是，那不是一次意外。根本不可能是意外。”他当时还在为奥本海默公司工作——史蒂夫和文尼已经离开了，一个权威的声音在扩音器里宣布，任何人不准离开大楼。丹尼仍然站在窗户边上。“这个时候，人们开始跳楼，”他说，“尸体开始坠落。”另一架飞机轰鸣而至。“当第二架飞机撞上来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永别了，大家’。”等他跑到电梯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身旁是两名怀孕的妇女。他陪她们走到住宅区，把其中一个送到她的寓所，把另外一个送到广场酒店，然后步行回到自己位于72街的家里，陪在自己怀孕的妻子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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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之后，他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儿子离开了纽约市，或者说是逃离了纽约市。晚上他们开车奔驰在公路上，当时有一种非常确定的感觉控制了他，告诉他有棵树会倒下并砸烂他的车。这种忽然而至的恐惧让他浑身发抖、直冒冷汗。那些树在50米以外，根本不可能砸到汽车。“你需要去医院。”他的妻子说，他去了。他本来以为是心脏出了什么问题，因此作了详细的心脏检查。失去自我控制让他很尴尬，他不喜欢多说这个问题，而且在病情发作不太频繁也不太严重之后，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最后，在恐怖袭击过后的几个月，他的症状完全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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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18日，他已经无法把当时的感觉与现在的感觉联系起来了。他从桌子旁边站了起来，想找个人。艾斯曼平常坐在他的对面，但是他当时出去参加一个会议，试图去筹集一些资金——这就揭示了在一个他们自认为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的时刻终于到来的时候，他们其实毫无准备。丹尼转向身边的一个同事。“波特，我想我可能得了心脏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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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柯林斯笑了起来，说：“不，你没有。”作为奥运会田径运动员的经历，让波特对别人的病痛有些不太关心，因为他认为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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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尼说，“我得去医院。”他的脸色开始变得煞白，但是他还可以自己站立着。情况能有多糟糕？丹尼总是有些大惊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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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能够做好他的工作的原因，”波特说，“我一直在说，你没有心脏病。然后，他就不讲了。而我说，好吧，或许你有吧。”这实际上没有任何帮助。踉踉跄跄地，丹尼转向文尼，他正坐在这张长条交易桌的另一端看着这边发生的事情，而且在想着是否应该叫辆救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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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离开这里。马上。”丹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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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空头 摧毁华尔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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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对赌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赌注已经4倍于它的资本，从3000万美元增加到了1.35亿美元，但是它的三位创始人从来都没有过开香槟庆祝的时刻。“我们总是在想，怎么把我们的钱投到安全的地方？”本·霍克特说。以前，他们没有钱。现在，他们有钱了，但是他们担心他们没有能力保管好自己的财富。他们在考虑，那些凭感觉做对的人（也就是他们自己）怎样才能保持这种能够使他们作出正确决策的缺乏自信、充满疑虑和不确定的能力。你对自己和自己的判断越是深信不疑，就越难找到由于担心自己可能做错而带来的那些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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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险的赌博从某种角度看，是年轻人的游戏。查理·莱德利和加米·麦不再感觉自己很年轻，也无法表现得很年轻了。查理现在患有偏头痛，而且对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非常无奈。“我认为现在存在某些对我们的民主具有根本性威胁的问题，”查理说，“人们有了这么一种感觉，认为这个体系被操纵了，而我们也很难说它没有。”他和加米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如何打击他们认为已经彻底腐烂的金融体系。比如，他们制订了一个计划，试图对评级机构进行报复。他们组建了一个非营利的法律实体，其主要目的是起诉穆迪和标准普尔，并且捐钱给那些因为投资三A级证券而亏损的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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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加米所说的：“我们的计划是去告诉每一个投资人，你们不知道自己多么可悲地被欺骗了。你们真的应该起诉。”因为他们与华尔街大公司以及那些靠他们吃饭的人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并不融洽，他们不敢找纽约的律师。他们跑到缅因州的波特兰，找到了一家愿意听他们诉说的律师事务所。“他们的反应好像在说，‘你们这帮家伙就是榆木脑袋’。”查理说。缅因州的律师告诉他们，因为评级不够精确而起诉评级机构，就跟一辆汽车因车祸被撞毁后起诉为汽车做过广告的《汽车族》杂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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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认识一位研究金融危机史的著名的历史学家，那是他过去的教授，他给他打了电话。“这些电话通常在夜里很晚的时候才会打来，”这位历史学家说，他希望不要公布他的名字，“而且一般都会讲得很长。我记得他劈头就问，‘你知道什么是夹层担保债务权证吗？’他开始跟我解释它的工作原理：华尔街投资银行怎么哄骗评级机构给一堆垃圾贷款以漂亮的赞美；这种方式怎么使得借给普通美国人数万亿美元贷款成为可能；普通美国人为了获得贷款怎么高兴地编造谎言；把贷款转成被认为没有任何风险的证券的机制又是多么的复杂，复杂到投资人都无法进行风险评估；问题怎么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注定要以灾难性的结果收场，并且具有如此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后果。”这名历史学家说：“他想谈他的推断，而且想知道我是否会认为他是傻瓜。他问我美联储是否会购买抵押贷款，我说可能性不大。对于美联储来说，如果有了这样的想法，那会是场巨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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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位杰出的金融史学家印象深刻的，除了那些令人警醒的事实外，还有……他第一次听到这些事情居然是出自查理·莱德利之口。“我是否可以说，查理·莱德利把它看成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他说：“不会。”不是因为查理愚蠢，而是因为查理并不属于理财圈。“以任何一种方式看他都不是一个现实的人，”教授说，“他不是受金钱驱动的人。他会怒火中烧。他把这看成是一种非常个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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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2008年9月18日早晨，查理·莱德利还是被惊得跳起来了。他和加米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在他们的彭博终端前面看着新闻不停地滚动，一直到前一天，17日，星期三，这都是他们每天的日常工作。华尔街大公司宣布的在次级抵押贷款债券上的亏损开始变得巨大，而且还在不断增加。美林一开始说他们亏损了70亿美元，现在承认这个数字是500亿美元。花旗集团大约有60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损失90亿美元以上，后面还有些什么，谁也不清楚。“在对现状的解释上，我们错了，”查理说，“我们以为它们把三A级担保债务权证产品卖给了像韩国农业公司这样的企业。它们被摧毁的事实说明它们没有这样做。它们自己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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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大公司曾经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很精明、很自私，现在却变成了一班蠢材。那些管理这些公司的人不懂自己的业务，而监管者显然更不懂。查理和加米总是认为有一些他们不认识的成年人在负责着金融体系的运转，现在他们看出来了，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存在。“我们从来没有进入过这些野兽的肚子，”查理说，“我们看到尸体被抬了出来。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进去过。”彭博社的一条新闻标题吸引了加米的眼球，而且击碎了他的心：“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谈危机：没有人知道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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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空头 孤独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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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的时候，早在其他人进入他的视线之前，迈克尔·巴里已经注意到，把他的投资组合变成赌注压在金融体系的崩溃上让人感觉很不舒服。并不是在他们从崩溃中赚到钱之后，他才开始担忧他的金融战略的社会意义——并且担心其他人对他的看法是否会像他们看金融体系一样的扭曲。2008年6月19日，贝尔斯登破产后的3个月，拉尔夫·乔菲和马修·丹宁这两位导致贝尔斯登破产的次级债对冲基金管理人员被联邦调查局逮捕，戴着手铐从他们的家中被带走。那天夜晚，巴里给他的律师史蒂夫·德鲁斯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从内心深处说，这件事情对我是一次很大的打击。我担心我会心不在焉地发出一些电子邮件，而里面的内容可能会给我带来麻烦，我的做法和我最后的结果是完全正确的……我无法想象我居然要在监狱中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我们其实并没有做什么错事，只是因为在艰难时期我思维的随意性，因为粗心，没有进行认真的过滤就放入了电子邮件中。事实上，我非常担心这个问题，我已经开始考虑是否应该关闭我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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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开始寻找放弃资金管理的理由。他的投资人帮他找到了：他为他们赚了非常多的钱，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表现出对他过去3年来的工作感到满意的应有态度。到2008年6月30日，从子孙资本公司创立起就跟它捆绑在一起的投资人，在扣除费用和支出后，赚得了489.34%的利润。（基金的毛利率为726%。）同一时期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只上涨了大约2%。光2007年一年，巴里就为他的投资人赚了7.5亿美元——而当时他所管理的资金只有6亿美元。他的投资人赎回资金的要求来得很坚决而且很迅速。没有新的投资人打来过电话——一个都没有。没有人打电话询问他对世界的看法，也没有人问他对未来的预测。甚至没有人想知道，他是怎么做到了他所做的这一切。“我们并没有多么知名。”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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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义愤填膺的是，认知度更高的居然是那些整天与媒体搅在一起的人。再也没有任何业务会比资金管理更加客观了，然而，就算在这项业务里，事实和逻辑还是会被各种事情的纷繁的社会维度所淹没。“我必须说，我对这么多人站出来说他们预见到了次级债的崩溃、商品市场的繁荣以及经济衰退的到来感到震惊，”巴里在2008年4月写道，写给那些仍然留下来陪他的投资人，“他们要么大谈自己是如何具有先见之明，要么在电视上谈话或者接受记者的采访，夸夸其谈地说他们对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充满信心。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对上一次发生的事情的预测错得如此离谱，他们永远不敢告诉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只是不想麻烦太多的人同意回到那个时候。”一家行业杂志公布了2007年的前75家对冲基金，子孙资本公司榜上无名——尽管它的回报可以使它排在靠近最前面的位置。“就像他们把一名游泳选手带到奥运会上，然后让他独自在一个游泳池里游泳一样，”巴里说，“他游出的时间获得了金牌。但是他没有拿到奖牌。我在认真考虑，到底是什么阻碍了我得到它。我期待着得到一些认同。但是没有。我为参加奥运会进行了大量训练，然后他们告诉我去备用池里游。”有几名留下来跟着他的投资人问，为什么他不在公共关系上更加主动一些——因为那是生意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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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初，在美国政府介入并表示将事实上吸收金融系统内的所有亏损，以防止任何华尔街大公司倒闭的时候，巴里首次开始热情洋溢地买入股票。刺激计划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通货膨胀，他想，同时也会带来股票价格的繁荣。他当然也觉得可能有点早，股市在上涨之前都会下跌一点，但是，这对他来说无所谓：价值现在就在那里，而赌注会在远期产生收益。很快，留下来的最大投资人质疑他的判断，而且威胁要赎回他的资金，他在基金里的投资为1.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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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巴里在给他的一位笔友的信中写道：“今晚我将要结清我的头寸。我想我遇到了一个瓶颈。我今天没有吃，没有睡，没有跟我的孩子说过话，也没有跟我妻子说过话，我要崩溃了。阿斯伯格综合征给了我一些美好的礼物，但是生命也由于这些礼物显得太艰难和太漫长。”11月初的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他感觉胸闷，于是去看急诊。他的血压波动很大。“我感觉我正走向我短暂生命的终点。”他写道。一星期之后，在11月12日，他给投资人发去了最后一封邮件。“我被我自己的行动、基金的投资人和业务伙伴，甚至过去的员工一次又一次地推到崩溃的边缘，”他写道，“我总是能够把自己拉回来，并继续我通常的做法，过分紧张地处理这个生意。然而，现在，我面对着一个个人的问题，它已经带着我不可挽回地跨越了这个门槛，而且，我很不情愿地意识到，我必须关闭这只基金。”之后，他消失了，留下很多人去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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