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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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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巴施里耶成功地活了下来。1918年的最后一天，他从部队退伍。当他回到巴黎的时候，他发现他在巴黎大学的职位已经被取消了。不过，总的来讲，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巴施里耶的境况还是有所改善的。由于很多年轻的数学家们在战争中丧生，很多大学的职位就有了空缺。从1919—1927年，巴施里耶以访问教授的身份在很多地方待过，首先是贝桑松（Besancon），然后是第戎（Dijon），最后是雷恩（Rennes）。这些大学都没有什么名气，但是它们都为巴施里耶提供了教职，而在当时的法国，从总体上来讲，教职还是比较少的。最后，在1927年，巴施里耶在贝桑松大学获得了一份全职教师岗位，在那里，他一直工作到1937年退休为止。他在那里生活的时间超过了9年，不断地修订和再版他之前完成的论文。不过，他没有继续做开创性的工作。在成为教授之后，直到去世，巴施里耶只发表了一篇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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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也就是在他最终获得永久性教职的前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导致了巴施里耶研究生涯的结束，并给他最后几年教师的身份蒙上了一层阴影，这或许能够解释他不再发表论文的原因。那一年，巴施里耶向第戎大学申请一个永久性的教职，因为他在那里已经待了很多年。他的一个同事在评阅他的论文时，对巴施里耶的注释感到有些困惑。这个同事自认为发现了某个错误，于是将这篇论文转给了当时法国年轻但却非常有名的概率论专家保罗·莱维（Paul Levy）。莱维只是看了这个所谓的错误出现的那一页，就证实了第戎大学那位数学家的怀疑。于是，巴施里耶就上了第戎大学的黑名单。后来，他知道了莱维在这次事件中起的作用，异常愤怒。他写信向其他人说明莱维在不了解他论文的情况下故意阻碍他的职业发展。一年以后，巴施里耶在贝桑松获得了一个教职，然而，伤害已经形成，对巴施里耶论文文献的疑问依然存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41年，莱维看到了巴施里耶的最终稿论文。论文的主题是布朗运动，而这也正是他自己研究的主题。莱维发现这篇论文非常优秀。他与巴施里耶联络，并重新阅读巴施里耶早期的文章，最后发现，是他自己，而不是巴施里耶，对当初的论点一直存在错误的认识：巴施里耶的注释和非正式的写作方式使得这篇论文很难被认可，但从本质上来看，它依然是正确的。莱维给巴施里耶写了封信，最后他们俩和解了，和解的时间大概是在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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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施里耶的论文，被20世纪早期的很多数学家们所引用，这些数学家在概率论领域都享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莱维的“转变”所揭示的那样，在法国，与巴施里耶同时代的很多非常有影响力的人，包括很多与巴施里耶研究领域非常接近的人，要么忽视了他，要么错误地认为他的论文不重要或者存在瑕疵。考虑到他的思想在今天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至少我们可以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巴施里耶领先他所处的时代太远。在他去世后不久，他的思想不仅重新出现在萨缪尔森和他学生的论文中，而且还出现在其他人的论文中。这些人跟巴施里耶的情形类似，都是从其他研究领域转到经济学领域，比如数学家本华·曼德博和天体物理学家莫里·奥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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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金融领域，情况都在发生改变，人们对先知们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而在巴施里耶活着的时候，这些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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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之王：华尔街量化投资传奇（经典版） 02逆流而上的三文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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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本采用不同的时间维度，研究三文鱼逆流而上的过程，他突然想到金融市场就是另一个兼具两种波动的系统。奥斯本第一次提出可以研发一个交易程序，这个程序可以写进电脑里，从而实现自我运行。而将奥斯本的这一想法和其他类似的想法引入现实世界的交易中，并加以验证，还需要等上几十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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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 里·奥斯本（Maury Osborne）的母亲是一位热心的园艺师。她是一个讲求实效的女人，为了给花园施肥，她宁愿到弗吉尼亚诺福克市（Norfork）一个离家较近的牧马场收集粪肥带回花园，也不愿购买商用化肥。如果她发现儿子偷懒，便会立即给他找点儿活干，比如给门廊刷刷漆，或者锄锄草，又或者挖一个洞来拌拌肥料。当奥斯本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挺喜欢干这样的工作。刷油漆和挖洞都非常有趣，而其他的工作，比如锄草，虽然令人讨厌，但是总比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干要强。当他感到无聊的时候，他就会去找母亲，问她可以做些什么，母亲则总会给他安排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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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母亲突然发现一辆货车刚刚经过。这辆货车是由一匹马拉的，这意味着沿途可能有许多成堆的马粪。“你去拾起这些马粪，并用软管浇水，让它变成液体状，然后给花园里的菊花浇灌。”她这样告诉奥斯本。奥斯本并不喜欢这项工作。当时正好是中午时分，奥斯本的所有朋友都在外面玩儿。他们发现了他正在做这个事情，便开始大声叫唤并且取笑他。虽然因为感到害羞而涨红了脸，且被臭气熏着，但奥斯本还是拾了一大桶马粪。回到家中，他拿出软管，向桶里注水，搅拌好了就开始给花园施肥。这项工作粗鲁且总是要闻臭气，奥斯本觉得它让人愤怒并且非常尴尬。于是，他非常不高兴。突然间，由于他搅拌得太用力，桶里面混合的肥料溅了出来，并搞得他浑身都是。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就在那时，在被臭气熏天的马粪所包围的情况下，奥斯本决定他将再也不会问任何人他应该做什么，他要自己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然后坚定地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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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他的科学研究生涯而言，奥斯本确实遵守了自己的诺言。最初，他是以天文学家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做任何事情都像计算行星和彗星的轨道那样精确。幸运的是，奥斯本一生都没有感受到来自学术研究方面的压力。在美国决定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不久，奥斯本研究生毕业进入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Naval Research Lab，简称NRL），研究项目是与水下声音探测与爆炸相关的课题。这项研究工作跟天文观测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不过，奥斯本觉得这可能会比较有意思。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奥斯本参与了好几个不同的研究项目。例如，1944年，奥斯本就写过一篇关于昆虫翅膀的航空动力学方面的论文。在20世纪40年代，昆虫学家们都不清楚为什么昆虫能够飞起来。昆虫的体重相对于它们翅膀扇动产生的动力来说，还是显得过于笨重。这个时候，奥斯本正好有多余的时间。与小时候不一样，他没有主动要求领导给他安排其他的事情做，而是将他的时间用来解决昆虫飞行的问题。最后，他成功了。他的研究成果首次揭示了昆虫飞行的原理：如果我们将昆虫扇动翅膀产生的动力与翅膀的牵引力结合起来考虑，我们就会找到昆虫为什么会飞以及它们是如何控制自己的飞行动作的完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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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奥斯本在科研道路上向前走得更远了。他向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声音探测部门的领导表示，他愿意留下来继续工作，但是他告诉这位领导，任何为政府部门工作的人，他们所做的工作，其实每天只需要两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你可以想象一下，对领导口出狂言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但奥斯本却变本加厉，他表示，对他而言，每天工作两个小时所完成的工作量远远超过他应该为政府工作的量，他还有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要去研究。奥斯本非常明确地说，他新研究的项目与美国海军没有任何关系，但不管怎么样，他都希望自己能够去做这样的研究。令人惊讶的是，他的领导很干脆地回复说：“那你就去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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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本在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待了30多年的时间。自从他跟领导谈话之后，他都是在独立地做自己的项目。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这些研究项目与美国海军的关系很小，或者根本就没有关系，然而，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却一如既往地支持他开展这些研究。他的这些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从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到深度海洋环流，都有所涉及。但是他最有影响力的工作，也是今天被我们所熟知的工作，却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1959年，奥斯本发表了一篇标题为《股票市场上的布朗运动》（Brownian Motion in the Stock Market）的论文。尽管早在60多年前，巴施里耶就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但对物理学家或金融学者们来说，他们并不知晓巴施里耶的文章（除萨缪尔森那个小圈子里面的一群人之外）。对那些阅读过奥斯本论文的读者来说，用物理学知识来研究金融学领域的问题完全是一个崭新的概念。不久，不管是学术界还是华尔街上的金融从业者，都开始重视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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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龙发明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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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巴施里耶所做的工作都是天才式的。作为一名物理学家，他预测到了爱因斯坦早期最有影响力的部分研究工作，如后来的科学研究毫无疑问地证明了的原子存在，并引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作为一名数学家，他大大地提升了概率理论和随机过程理论的发展水平，使得其他的数学家至少花30年的时间才能够追赶得上。作为金融市场的数学分析人员，巴施里耶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一个人物。在任何领域，在前人的贡献如此之少的情况下，做出如此重要的成绩，这绝对是一个奇迹。公正地讲，巴施里耶对金融学领域所做的贡献可以与牛顿对物理学领域所做的贡献相媲美。但是，巴施里耶的生活却过得跌跌撞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学术界还无法认同像他这样的开创性的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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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只隔了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奥斯本却可以在政府支持的实验室里过得如鱼得水。他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研究任何自己感兴趣的课题且无须应付任何机构的阻挠，而这正是整个职业生涯中折磨巴施里耶的问题。巴施里耶和奥斯本在很多方面具有共性：都具有非凡的创造力；都有发现之前的研究者们无法意识到的问题的能力以及能够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方法。然而，当奥斯本碰到巴施里耶在他论文里所提到的那个问题即预测股票价格走势的问题时，他所处的外在环境却与巴施里耶面临的环境完全不同，但是他得出的解决办法却与巴施里耶提出的解决办法惊人的相似。《股票市场上的布朗运动》这篇论文是一篇与众不同的文章。不过，在1959年的美国，作为物理学家的奥斯本却对金融问题感兴趣，这种事情是可以让人接受的，甚至还是会受到鼓励的。正如奥斯本指出的那样：“从本质上来讲，物理学家不可能会做错的。”为什么事情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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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要归功于尼龙的发明，对，尼龙！美国的女同胞们第一次知道尼龙还是在1939年的纽约世界博览会上，尔后，她们彻底被尼龙给征服了。一年之后，在1940年5月15日，当尼龙长袜在纽约问世的时候，第一天的销售量就高达78万双，而在第一周的时间里，销售量更是突破了4000万双。到那一年的年底，发明和制造尼龙袜的杜邦公司（Du Pont）仅在美国市场就卖出了6400万双尼龙长袜。尼龙不仅很坚韧而且非常轻，它不容易染灰尘而且还防水，这与丝绸不一样。而在尼龙出世前，丝绸是比较受人欢迎的丝织品。此外，尼龙在价格上也比丝绸或者羊毛要低许多。正如一家报纸《费城记录》（Philadelphia Record）所描述的那样，尼龙带来的革命性效应甚至超过“火星人攻击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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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龙带来的革命性效应不仅仅是女人们的服饰潮流或者恋物癖者的精神寄托。发明尼龙产品的杜邦公司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通过联合其他一系列公司和大学参与该项目的研究，在美国悄悄地开辟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文化。这些公司和大学包括南加州爱迪生（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通用电气、斯佩里陀螺仪公司（Sperry Gyroscope Company）、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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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杜邦公司是一家组织结构非常松散的公司，有一大堆相对独立的部门，每个部门都有自己庞大的研究机构。同时，公司还存在一小部分比较集中的中心研究机构，从根本上来讲，这是早期遗留下来的机构。当时中心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是一位名叫查尔斯·斯泰恩（Charles Stine）的人。他面临一个难题，因为公司内部拥有大量的、各有所长的研究组织，每个组织都在独立完成本部门所要求的任务，对他这个额外的研究部门的需求便显得可有可无。如果中心研究机构想继续存在下去，且永远不用担心未来发展的问题，斯泰恩就必须找到一个研究任务，证明他们这个机构存在的必要性。他在1927年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且很快就开始实施，这个方法就是在中心研究机构创建一支精英式的基础研究团队。萌生这一方法的根源在于杜邦公司的很多工业部门都特别依赖核心的基础学科，而这些部门的研究机构过于专注自身行业的应用研究，对基础研究投入不足。斯泰恩的团队将会重点研究那些长时间都没有人关注的科学难题，为以后的实际应用奠定基础。斯泰恩从哈佛大学请来了一位名叫华莱士·卡罗瑟斯（Wallace Carothers）的化学家，由他来领导这支新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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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瑟斯和他的年轻博士团队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里，不断地探索和记录各种各样聚合物的特性。所谓聚合物是指那些由众多原子或原子团主要以共价键结合而成的相对分子量在一万以上的化合物。在刚开始的几年时间里，研究工作无拘无束，无须考虑任何商业因素。在杜邦公司，中心研究机构被定位为纯粹的学术研究实验室。不过，在1930年，卡罗瑟斯的团队还是取得了两项突破性的成就。第一，他们发现了氯丁橡胶，这是一种合成橡胶。第二，也是在同一个月份的晚些时候，他们发现了世界上第一种完整的合成纤维。很快，斯泰恩的基础研究团队开始显现出其能够为公司带来盈利的潜力，这引起了公司高层的注意。斯泰恩被提拔进入公司执行委员会，一位名叫埃尔默·博尔顿（Elmer Bolton）的新人开始执掌中心研究机构。博尔顿之前在有机化学部门担任研究方面的负责人，与斯泰恩不同的是，博尔顿对没有明确应用范围的研究缺乏耐心。他很快将研究重心从氯丁橡胶转移到他的老本行，而他对纤维的研究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并鼓励卡罗瑟斯团队集中力量研究合成纤维。最初被研制出来的纤维存在很多缺陷：它在低温环境下会融合在一起，而且会溶于水。但是，到1934年，迫于新领导的压力，卡罗瑟斯就聚合物研究提出了一个新想法，那就是，加入纤维到聚合物中可能会增强其稳定性。5个星期之后，他实验室的一名助手研制出了第一根尼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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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杜邦公司专注于尼龙的规模化生产和商业化运作。尼龙作为一个纯粹的研究实验室的发明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就尼龙本身而言，它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工艺，而这个技术工艺则是建立在当时最先进的化学知识基础之上的。由先进的技术变成能够赚钱、可以商业化大规模生产的产品，这个时间周期很短。从本质上来说，这个过程是全新的，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尼龙本身代表着聚合物的重大突破，而杜邦公司的商业化项目运作模式则是基础研究产业化领域的重要革新。这个运作过程有一些明显不同于以往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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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要求中心研究机构的学术型科学家、各个部门研究机构的产业型科学家和负责建立新工厂并实际生产尼龙的化学工程师三者之间必须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不同的研究团队在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过程中，他们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密切，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研究部门与工程部门之间的界限都被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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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杜邦公司在聚合物制造的每个阶段都是齐头并进的。这表明，以前，都是等前一个阶段的工作全部完成之后（例如，生产聚合物的化学反应全部完成），才开始进行下一步的研究工作（例如，发明一种新的方法以旋转的方式将聚合物转变为纤维）。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研究团队是同时解决这些问题的，每个团队都将其他团队的工作想象成“黑匣子”，不管对方用的是什么方法，都不会影响研究的最终结果。这种工作方式大大地鼓励了不同类型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的合作，因为它没有办法将最开始的基础研究工作与后面的实际应用阶段完全区分开来，所有的工作都是同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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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杜邦公司专注于一种独立产品：女性丝袜。而纤维的其他应用，例如，女性贴身内衣和地毯，都被推迟到以后才投入生产。这样的策略，在公司的每一个层面，都充分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和重视。到1939年，杜邦公司开始对外展示公司研制的新产品，而到了1940年，公司就能够有足够的生产能力生产产品并对外销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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