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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预测公司，另一方面是索内特，他们提出了两个不同的方法，这两个方法都可以用来弥补今天标准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推理的不足。预测公司的方法可以被认为是本土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他们认为世界市场上的每一刻都具有一些模式，这些模式都有短暂的预测功能。这些模式让他们可以构建模型，可以通过模型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窗里进行盈利性交易，尽管这些模式经常转瞬即逝。通过运用这些方法，他们开发了很多工具，而这些工具对评估他们发现的模式的有效性非常必要，并且可以告知他们什么时候已经度过了最重要的时期。总之，预测公司的方法是温和和保守的。我们很容易就明白为什么这个方法行得通，因为它是让这个市场变得更加有效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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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的是，索内特采取的是更加全球化的方法。他考虑的是与所有大事件、最具毁灭性的大灾难相关的规律性，并试图将这种规律性用于预测中。他的研究起点是曼德博的观察，他认为曼德博的观察具有预测功能，因为曼德博发现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要比正常的随机游走事件发生的概率更高。索内特觉得，灾难性的崩溃发生的概率甚至比曼德博所认为的还要高。换句话说，即使你接受了肥尾分布，你仍然会经常看到极端事件发生。在见到这些明显的异常值之后，索内特的直觉告诉他，一定存在着某种机制，至少有些时候存在这样的机制，它们让最大规模的灾难性事件的威力进一步增强了。这是一个更具有冒险性的假说。不过，这一假说可以被检验，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一假说看上去通过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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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认为曼德博的研究是对早期随机游走理论的修正，曼德博指出了为什么随机游走理论会失败以及是如何失败的，那么，索内特的理论则是对这一理论的再次修正。我们可以这样说，即使市场遵循狂放随机模式，极端事件也一直都存在。至少有些极端事件是可以被预测到的，只要你知道如何去预测。龙王事件的发生彻底颠覆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即使这样，我们仍旧可以对它们进行研究并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龙王事件只是虚构出来的神话故事，但一点儿都不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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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之王：华尔街量化投资传奇（经典版） 08新曼哈顿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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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莫林和温斯坦的计划很简单：可以将过去金融学与经济学之间不同方法的区别搁置一边。他们呼吁经济学家和物理学以及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在更大规模上开展全新的合作。他们说，这可能是经济学领域的“曼哈顿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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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是一场辩论！皮亚·马拉尼（Pia Malaney）将她的手臂放在桌子上，身子向前倾斜，为的是更好地听未婚夫埃里克·温斯坦（EricWeinstein）说话。温斯坦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博士后，他刚从哈佛大学获得了数学博士学位。他们坐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的一间酒吧里，此时，温斯坦正滔滔不绝地解释如何将他论文中的思想运用到未婚妻的论文中。问题在于，他的论文是将抽象几何运用在数学物理中，而与此同时，马拉尼的研究领域则是经济学。这两个项目看上去差别很大。马拉尼叹了口气表示回应，口气中带有点儿讽刺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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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尼是在1988年的时候遇见温斯坦的，那个时候，温斯坦还是一名研究生，而马拉尼则是韦尔斯利学院经济学的本科生，韦尔斯利学院是一个女子学校，坐落在波士顿城外。回到那个时候，温斯坦对经济学仅仅是有一些朦朦胧胧的认识，这些认识都来源于他的数学家同事们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学里面包含的一些简单的数学理论，不可能会对全面理解人类行为的复杂性有多大帮助。由于戏谑地称呼经济学所研究的领域是“鸡尾酒会式的谈话”，既不现实也不重要，温斯坦惹怒了他那些在经济学系的朋友们。他宁愿快乐地承认他并不是很了解经济学，因为，毕竟经济学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了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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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尼并不赞同未婚夫经常向她表露的这一观点。多年来，她坚定地支持她经济学的同行们，有力地回击温斯坦对经济学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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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马拉尼发现她已经说服了温斯坦。突然之间，温斯坦跟以前所说的经济学是无用的论调完全不一样了，他宣告说他们俩应该合作。温斯坦所说的内容都是在讨论，如何将他在数学物理学领域所受的训练与她在经济学领域所受的训练结合起来，解决经济学家们在过去的岁月里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难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们俩讨论的焦点就是让温斯坦学习足够多的经济学知识，从而更好地理解经济学背后的各种问题。现在，尽管马拉尼发现她已经涉入数学物理学领域，然而，这并不是她“交易”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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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她却不能否认他们的合作确实是富有成果的。他们开始关注一些被称为指数问题（index number problem）的事情。指数问题关注的是如何将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复杂信息，比如有关各种各样商品的成本和质量信息，转换成可以用来比较的单一数字，例如将一个国家在某一个时点的经济健康情况与另外一个时点的状态进行比较分析。与其类似的例子就是市场指数，比如道琼斯工业指数或者标准普尔500指数。这些数字都能够将美国股票市场上的所有复杂信息反映出来。另外一个我们经常听到的指数问题的例子就是消费者价格指数（Comsumer Price Index, CPI），这一价格指数能够反映出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成本，包括各类生活物资的价格信息，比如食品和住房。各类指数变化对经济政策的制定和修改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些指数提供了对不同时期或不同地点的经济状况进行比较的标准。《经济学人》杂志曾经提出使用一个特别直观性的指数，这个指数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巨无霸指数”（Big Mac Index）。这一指数的基本思想是，麦当劳一个巨无霸汉堡包的价值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常量，它可以用来比较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货币价值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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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尼和温斯坦联手，通过对来自数学物理学领域的一个工具做适当的修改，研究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法，用来解决指数问题。他们俩所利用的工具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规范理论（gauge theory）。现代规范理论的早期数学方面的进展（这也是温斯坦所写论文的主题）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西蒙斯的工作基础之上的。规范理论运用几何学对那些明显不能进行对比分析的物理量做比较分析，这正是马拉尼和温斯坦所争论的问题，也是指数问题讨论中的关键所在。只不过，在指数问题上，他们想要比较的对象是不同的经济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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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以不常见的、高度技术性的方式来考虑经济学问题。这让马拉尼稍微感到有点儿紧张，因为她不知道那些不习惯用这种高水平数学分析方法的经济学家们会如何反应。不过，当她将这一想法告诉她的导师、哈佛大学经济系的权威大师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教授之后，她决定继续研究这一项目，并将它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选题。马斯金于200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在遇到马拉尼之前就已经完成的研究成果。马斯金告诉马拉尼，她的这一想法非常不错，他相信她将会在这一重要的领域取得不错的成果，而这一成果将会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和启示。1996年夏天，马拉尼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并开始考虑向顶级的研究型大学申请教职。有这么好的论文以及博士生导师的鼎力支持，她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在申请这些非常诱人的教职岗位时具有比较强的竞争力。马拉尼怀揣一个美好的学术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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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的价值到底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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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的价值到底是多少呢？这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钱并没有任何内在价值。钱的价值在于，你可以用钱做什么。可能，钱买不到你想要的爱情，不过，它肯定能够买到你想要的一杯橘子汁、一条裤子或者一辆新车。随着时间的推移，想要买到跟原来一样的一杯橘子汁、一条裤子或者一辆新车所需要的钱的数量会发生变化。在通常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商品的价格会变得越来越昂贵，至少你仅仅是看价格标签的话，会发现情况确实如此。爷爷奶奶们会告诉你，过去的一块巧克力或一张电影票是多么的便宜。5美分在1950年所能够买到的东西远比今天要多得多。钱的购买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降低，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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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你该如何来衡量通货膨胀呢？从整体来看，并不是所有的价格上涨的幅度都一样。甚至有些时候，有些商品的价格变得更贵，而另外一些商品的价格却变得更加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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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一下，当1977年第二代苹果电脑面世的时候，标价是2638美元，这是第一批大规模生产的个人电脑，当时配置很高的处理器速度达到1MHz，内存为48K。而今天，也就是在第二代苹果电脑面世35周年之后，你只需要花费原来电脑价格的一小部分，也就是几百美元，就可以买到这样的一部台式电脑：其处理器的速度是第二代苹果电脑的3000倍以上，而内存更是达10万倍以上。因此，如果说巧克力比以前更加昂贵的话，那么，电脑的价格跟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相比，则显得极其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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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们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将观察价格变化的商品的种类，扩展到一个比较大的范围。他们通过追踪“一篮子商品”（a standard market basket）价格的变化来实现这一目标。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的购物车里有各种各样的商品，包括汽油和食用油等家用商品与日杂用品，以及教育、医疗等各类服务。这就是计算CPI时所包含的商品，CPI能够有效地反映购物车里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变化情况。通过这种方式，考察许多不同种类商品价格的变化情况，你可以与过去某一时间进行比较，从而大概地估算出今天的美元或其他货币大概贬值多少。汽油的价格可能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飙升，而电脑的价格可能在几年时间里逐渐走低，但一篮子商品总体价格的变化，可能会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为稳定的水平，它代表的是在一段时间里消费能力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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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CPI在计算诸如通货膨胀等领域里面的重要作用，因此，获得准确的CPI数据就变得非常重要。遗憾的是，这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第一，哪些商品应该包括在这一篮子商品中呢？不同生活方式的人，消费习惯通常也有很大的差别：生活在纽约北部且有好几个孩子的家庭（可能需要购买冬天的大衣）与生活在南加州的单身男性（可能需要冲浪板）所买的东西就有很大的差别；生活在爱达荷州的农场主与生活在弗吉尼亚州的煤炭工人生活需求和爱好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很难说，单一的一篮子商品就能够反映出这些不同生活方式的全部变化。正是因为这个方面的原因，负责计算美国CPI数据的美国劳工统计局，根据工作在不同行业的、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的情况等类似的标准，构建出了许多不同的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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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类型的变量却暗示着一个更为麻烦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所购买的东西会根据不同的家庭或者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选择，那么，这个选择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出现这种变化的情况，规模可能会很大，也可能会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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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下1950年时一篮子商品的构成情况，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和个人电脑，也很少有人能够上大学，家庭外出度假时也不会乘坐飞机。如果你现在再看看当时的一篮子商品的价格，你会发现这并不是衡量今天生活成本的一个好指标。不过，即使你在一个相对比较短的期限内考察某个人在同类型商品上的消费情况，也会出现类似的结果：比如，当某个人刚从大学毕业时所需要的一篮子商品，几年之后，也就是工作稳定并结婚了，这个时候的一篮子商品跟之前又不一样，或者，再隔几年时间，等有了孩子之后，一篮子商品跟之前又发生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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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口分布和科技领域的变化，都会影响通货膨胀或者影响生活成本，所以要准确地计算CPI看上去似乎不可能实现。这就是为什么指数问题会这么难解决的原因所在：你需要找到一种正确的方法来比较不同时期、不同生活方式的居民消费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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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CPI这个衡量工具就显得有些生硬和愚钝。实际上，学经济的人都认同这样的观点，那就是，有必要找一些方法让CPI不这么愚钝。当然，对政策制定者来说，CPI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因为它在衡量通货膨胀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货膨胀又会反过来影响各个方面的预算。例如，在美国，纳税等级的临界值与官方制定的通货膨胀率水平紧密相关。这样的话，政府雇员的工资水平也与之相关。社会保障支出同样也决定于通货膨胀的水平。每一年，这些变量都会以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水平为基础进行重新计算，目的是根据生活成本的变化做相应的调整。1995年6月，美国参议院批准成立了研究消费者价格指数顾问委员会（Advisory Commission to Study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博斯金（Michael Boskin）成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之后，这个委员会通常被称为“博斯金委员会”。“很快就会被羞辱”说法的提出者，后来成为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的参议员鲍勃·帕克伍德（Bob Packwood），要求博斯金委员会务必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计算CPI，要将广义的通货膨胀考虑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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