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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大的政治问题不是污名经济理论是否会超过正确的应用范围，而是简单的公平问题。普通的美国民众以及他们选出的代表，看到银行家贪婪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了一场金融大灾难，使整个国家陷入了危机。而现在，这些纳税人却还要为那些仍然赚取着巨额收入的银行家的罪孽埋单。试试在皮奥瑞亚（Peoria）或其他地方运行这项计划。一位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引用了他的选民信中的一句话：“这些紧急救助应该受到像疟疾一样的待遇。”由此可见民众对这个计划的态度。他补充道：“他们没有认识到，我们为何要救助那些因为贪婪而陷入麻烦的人。”这是一个公平问题。不出意料，民意调查一致反对银行救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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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经争论之后，保尔森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立法中，对高管薪酬进行了轻微的限制，以侥幸逃开了这个问题。法律不允许“黄金降落伞”制度以及设定了三倍基本工资的遣散费上限。（斯坦利·奥尼尔必定对此感到震惊！）它防范了给予高管薪酬激励引起的不必要的风险，但它把最终的决策权留给了董事会，而不是财政部。法律中还包括了追回条款，以防高管的奖金是基于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收入指标、盈利指标或者其他指标。总而言之，这些限制一点都不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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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保尔森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薪酬问题还会一遍又一遍地困扰着他以及他的继任者，蒂莫西·盖特纳。很讽刺的是，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对高管薪酬看似宽松的态度反而制造了一种更具毁灭性的污名。无论是表现好还是表现坏的银行，在公众的眼中，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成为了对贪婪的银行家的馈赠，而这些银行家中还有一些是保尔森的朋友。当盖特纳接管了财政部后，人们坚持认为他是高盛出来的。这完全是虚构的、不公平的，盖特纳从来没有在私人银行工作过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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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森后来承认：“我对公众的愤怒不够敏感，这是不对的。”他当然是不对的，何况公众的暴怒在当时本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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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案走向最终通过的崎岖道路上，还有许多其他的变化。这当然包括，正常的司法审查得以恢复。另外，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是分批拨付的，先拨付一部分，另一部分显然是留给下一届政府的。给问题资产担保（而不是买下它们）的选项被加到了计划当中，以安抚某些众议院的共和党人（但这个选项从来没有被用到过）。使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来缓和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说法加入并贯穿在整个法案中，包括在问题资产的定义当中。没有错，国会成员确实是希望用部分的救助资金来缓解房主的压力，而不仅仅是缓解银行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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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的监督制度也加入到法案当中，包括建立了以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为首的国会监督小组，以及任命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特别监察长，由尼尔·巴洛夫斯基（Neil Barofsky）担任。这两位都是公众钱包的热心守护者，是财政部长保尔森和后来的财政部长盖特纳的眼中钉。我记得当时有一种说法是，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法案制造了这么多层的监管，以至于下一任财政部长想放弃这个法案赋予他的特殊权力。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预言。但我想知道盖特纳在回顾往事的时候，是否希望他当时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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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最终在国会获得了通过。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一共有451页，其中261页是关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是保尔森原始法案长度的87倍。但是在这261页法案之中，没有一处提到了使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钱向银行注入资本。相反，在向美联储主席“咨询”并以书面形式向国会解释过后，财政部长被授权使用一个包含所有可能的词组，即购买“其他任何财政部长认为对促进金融市场稳定有必要的金融工具”。[2]这种表述几乎允许了任何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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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通过的历程是艰难的。众议院领导层本以为他们会在9月29日获得足够的票数，但是国会成员在第一轮投票中，以205-228的票数否决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这让众议院领导层感到十分惊讶。右派的共和党和左派的民主党都有反对的声音，但原因明显不同。右派的问题比较大，超过2/3的国会共和党人投了否定票。显然，伯南克和保尔森并没有真的“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不过，股市把他们吓到了。标准普尔500指数第二天下跌了近9%——仅仅一天，将近1万亿美元的财富化为乌有，这差不多是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所需救助资金的两倍。这使得信徒不足的国会成员在4天后以263-171的票数通过了这项法案——在给这项立法加入了一点没有政治家会喜欢的“甜味剂”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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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会上演的这场政治闹剧背后，有一些别的事情正在酝酿着，这件事使得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背负了更多的骂名。保尔森渐渐认为，资本注入相对于资产购买是一条更好的路径，正如伯南克之前所说。一些观察员认为，财政部长其实一直相信这一点，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压制住了这个想法。无论如何，他转变的时机非常糟糕，恰巧在两次国会投票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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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这似乎是因为财政部员工的工作，使他相信设计一个购买问题资产的计划充满了困难，而且会花费太多时间。而让政府去购买银行的股权则简单得多，而且重要的是，快得多。这样做最终还有可能使纳税人获得收益——事实上，它确实做到了。其实，在低位购买问题资产可能给财政部带来更大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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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保尔森告知他的新闻发布官米歇尔·戴维斯（Michelle Davis）这个决定时，她表示怀疑。“我们的法案都还没有通过，我们要怎样去解释这个决定？我们现在不能说。”于是保尔森没有公布他的决定。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在2008年10月初，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代表以为是为购买问题资产（包括许多住房抵押贷款）投票，其实是投票给了向银行注入资本。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看起来就像是诱导转向法的经典案例，似乎嫌政治上的阻碍还不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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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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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保尔森会改变心意？正如我之前提出的，部分原因是技术性的。在金融恐慌中设计一个可行的、购买问题资产的机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让我们用下面这个简化的银行资产负债表来解释为什么（见表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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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家银行在账面上有一个较乐观的资产净值，资产比负债多出了100亿美元，但是对于市场来说它是不可靠的，因为市场并不知道账面上的问题资产到底值多少钱——肯定不是账面上记录的500亿美元。假设这些问题资产 （抵押贷款、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或者其他类似的资产）的真实价值是350亿美元，也就是面值有一个30%的贬损（这个假设在当时来说是比较现实的），那么银行真实的、调至市值的资产负债表是这样的（见表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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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的真实价值比负债要少50亿美元。银行是资不抵债的。如果政府现在以公平的市值购买了银行的问题资产，也就是350亿美元，就会产生表7—3。但是任务还没有完成。没错，银行把问题资产转移给了纳税人，但是它还是资不抵债的。事实上，银行原本也是资不抵债的，只不过躲藏在了会计的“烟幕”背后，而现在它已完全显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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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果政府超出市值购买问题资产——即完整地支付了500亿美元的面值，则会产生表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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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个银行是有偿债能力的了。但是它获得了来自纳税人的一份价值150亿美元的礼物，纳税人为只值35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支付了500亿美元。这也许并不是一个好主意，而且这种溢价支付在政治上是不太可行的。资产购买的批评者对这种可能性表示极力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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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正如伯南克所说，实际上没有人知道那些可恶的问题资产值多少钱。由于问题资产的市场几乎不运行，而且没有一个可信的市场报价，要猜到与抵押贷款相关的资产的真正市值很难。当买方对一项资产最高的出价是20美元，而卖方最低的出价是60美元时（这样的差异在当时是正常的），辨识“真正”的市场价值成为了哲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的问题，当然也不是交易人的问题。所以对于原来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来说，最大的风险是：如果财政部出价40美元购买了那项资产，是多付了还是少付了？谁又会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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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差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