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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虑其他方面，保尔森其实是一个实干家。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法案在10月3日通过，而他在10月12日完全改变了目标，而在10月13日，他就已经开始强制地向美国的大银行注入资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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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星期日，美国最杰出的9位银行家的周末，被财政部一个突然的来电打扰了。这9位银行家分别是高盛的劳埃德·布兰克费恩、美国银行的肯·刘易斯、花旗集团的维克拉姆·潘迪特、摩根士丹利的约翰·麦克、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等。（亲爱的， 汉克·保尔森来电话了。）保尔森当然不是来祝他们节日快乐的，而是邀请他们（这是一个委婉的说法）第二天下午3点到财政部开会。他没有说出开会的缘由，但是他让大家知道这个“邀请”不仅来自他自己，还来自于美联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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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财政部长和美联储主席同时说想要见你的时候，聪明的银行家会取消掉他之前的计划并准时出现。当然，他们都这么做了。布兰克费恩、刘易斯、麦克、富国银行的理查德·科瓦塞维奇、美林证券的约翰·塞恩、纽约梅隆银行（Bank of New York Mellon）的罗伯特·凯利（Robert Kelley），以及道富银行（State Street Bank）的罗纳德·罗格（Ronald Logue）围着桌子坐下，然后保尔森和伯南克走了进来，陪同的还有盖特纳，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希拉·贝尔和美国货币监理署（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OCC）署长约翰·杜根（John Dugan）。我猜想每一个人都准备好开会了。但那些首席执行官们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来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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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一开始，保尔森就声明这不是一个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的选择，而是一个必须接受的要求，尽管政府没有法律上的权力去强迫他们参与——这是政府官员们很清楚的一点。保尔森的方法是令人震惊和敬畏的：“恕我直言，如果你现在不接受这笔钱，而你又无法在市场上筹集到资金，要我给你们再次提供帮助的话，条件肯定苛刻得多。”大家一片沉默。在伯南克和贝尔各自发言以后，盖特纳承担了最难的工作，告诉各个高管他的银行将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获得——呃，应该说是请求拨付多少钱。每个人都要参与进来，因为政府随后会向成百上千家小银行注入资本，政府需要避免给接受者冠上污名。这里又一次说到这个词：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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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大银行的资本金额非常庞大：花旗集团、摩根大通和富国银行各250亿美元，美国银行150亿美元，美林证劵[5]、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各100亿美元，纽约梅隆银行30亿美元，道富银行20亿美元，共计1 250亿美元。对于这个慷慨的援助，9家银行的态度各有不同，不过都是可以预见的。花旗集团急需这笔钱，所以潘迪特爽快地接受了这个“便宜的资本”。事实上，它这么便宜，是因为那个愚蠢的关于污名的忧虑。戴蒙和布兰克费恩不需要、也不想要政府的资本，但看到结果已成定局，也都没有反抗地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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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科瓦塞维奇反抗了。富国银行已经宣布了私下筹集250亿美元资本的计划，他不需要、也不想要政府另外给他的250亿美元。“我不像你们纽约的银行，有一些花哨的产品。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谈论如何救助你们？”他问其他人。盖特纳想要说服他相信自己真的还需要这250亿美元，而保尔森就非常直接了：“你的监管者就坐在这里，你们明天就会接到一个电话，告诉你资本不足。”没错，正如巴尼·弗兰克4周前所说，国家对于自由市场的承诺只维持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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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不时被临时召集的董事会电话会议给打断，首席执行官们问了很多关于分红限制的问题，还有高管薪酬限制的问题。但最后，9位银行家都在虚线上签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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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注入的条款并不是很繁琐，保尔森等人把它设计得很吸引人，以鼓励银行“自愿”地参与进来。购买的股份全部是无表决权的优先股，政府对管理公司没有任何兴趣。股息仅为5%，是沃伦·巴菲特要求高盛给予其优先股股息的一半。向普通股股东分发股利是允许的，但股利在三年内不能有增长。（幸亏有这一条！）条款中没有提到对贷款总额增长的要求，甚至连维持贷款总额的要求也没有。尽管在贷款需求疲软的情况下，要做到也很难。另外，对于缓和止赎权，条款中没有做任何的承诺。对于高管薪酬的限制也是最小的（奥巴马总统后来改变了这一条，使得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钱更不受银行家的欢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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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条设计特点都很快引起了各方对“银行救助”的严厉批评。为什么政府只要沃伦·巴菲特可得股息的一半？为什么用了那么多纳税人的钱，却没有为公众服务的附带条件，例如刺激贷款或减少止赎权的要求？为什么银行可以维持股利支付？既然资本具有替代性，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把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钱支付给了股东？对于每种情况，政府的答复都是差不多的。他们故意把条款设计得比较宽松，以避免污名问题。正如施瓦格所说，资本注入“必须是‘黑道家族’或‘教父’的反面——并不是试图威胁银行，而是一个很有吸引力以至于银行无法拒绝的交易”。财政部希望这个计划广泛而迅速地被吸纳，如果高盛和摩根大通已经参与了这项计划，那这肯定是一个不错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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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森和伯南克一直以污点问题为由。但是来自华尔街、通过布什政府来到美联储的理事凯文·沃尔什马上拒绝了这种解释，他告诉盖特纳：“你无法欺骗市场，让它认为每个人都是一样好，或者坏，或者中等。”沃尔什是对的。在财政部会议结束的几个小时内，富国银行、摩根大通和高盛都各自告诉（或者泄露给）媒体说，他们不需要、也不想要政府的资本。因此，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这段插曲中，银行资本收购计划成了一个小小的悲剧，它做了一些构想拙劣的努力去避免一个已经存在的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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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收购计划多重的设计缺陷造成了两方面的后果，一个是政治上的，另一个是经济上的。从政治上来说，由于银行家在公众和某些政客眼里是恶棍形象，这个计划对他们慷慨的赠予使得资本收购计划，进而使得问题资产救助计划非常不受欢迎。正当无数的房主在努力避免出现止赎权的时候，这被认为是对不值得帮助的银行家的馈赠。直至今天，还有很多美国人认为这些钱是直接给银行，而不是投资到银行里的。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资本收购计划最终投入了2 050亿美元到将近700家银行中，给政府带来了相当大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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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上来说，强制向不想要或不需要资本的银行注入资本，这是资源的浪费。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第一部分资金只有2 500亿美元，[6]这是计划全部投入到资本收购计划中的。如果需要更多的钱怎么办？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基金的其他用途——如购买问题资产怎么办？况且，正如我之前所说，新加入的资本不可能会刺激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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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的美国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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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一切都在进行的时候，美国正处于总统选举的决定性阶段。对峙的双方一位是异常冷静的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如果胜出，他将成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另一位是脾气暴躁的战争英雄、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如果他获胜了，他将是有史以来首届当选时年纪最大的总统。在雷曼兄弟破产的前一天，麦凯恩在盖洛普民意调查（Gallup Poll）中领先4%~5%，但在雷曼破产后不久，领先地位被翻转了，奥巴马迅速领先麦凯恩约4%（见图7—1）。冷静的个性似乎比暴躁更具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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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冷静战胜暴躁（盖洛普民意调查数据，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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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当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处于争论中的时候，有点惊慌失措的麦凯恩暂停了他的竞选活动，并建议取消总统辩论，但奥巴马拒绝了。共和党的倡导者们纷纷冲回华盛顿参加在白宫举行的危机会议，这并不是布什总统召集的，而是麦凯恩召集的。我想从前的战争英雄希望这场救灾行动成为“约翰·麦凯恩救援”。但据大部分参与者所说，这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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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凯恩草率的、飘忽不定的表现对他的名声很不利。在2008年的金融恐慌中，草率和善变并不是选民们想要的。冷静和思虑周全更得民心。在9月25日的惨败之后，奥巴马的民意调查领先程度扩大到了8%。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无论从哪点来看，这场比赛都已经结束了。奥巴马的一个竞选助手后来告诉记者诺姆·塞贝尔：“我相信在雷曼倒闭和第一次辩论之间的10天里，我们已经赢了。它给民众制造了这样一种印象，奥巴马是可靠而且脚踏实地的，另一个人则不是这样。”在11月4日的普选中，奥巴马以高出7.2%的票数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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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律给政府换届提供了一个很长的过渡期。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过渡期可谓又漫长又痛苦。布什总统似乎已经离开职位了。所以在这期间的任何一天，许多美国人都不知道我们到底是有一个总统，两个总统，还是一个都没有。财政部长保尔森看起来已经精疲力竭了，但是还要在这个职位上度过艰难的两个月。11月12日，在他最后的公务行动中，他宣布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钱将完全不用于最初声明的目的：购买问题资产，这把很多人吓得下巴都掉了下来。一分钱也不用！（诱导转向法的进一步实施？）他为他的继任者节省了至少3 50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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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下巴掉下来的就是我。在11月17日向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声明中，我批评了资产收购计划的设计、关于污名的论证，以及不购买问题资产的决定。我竭力主张“国会行使监督权以保证财政部长是在追求法案中规定的目标（包括止赎权的减少）。如果没有做到，国会应该把财政部长的支票簿拿走，大约两个月后，我们将会有一位新的财政部长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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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继任者任命了：他是蒂莫西·盖特纳。他从纽约联储这口热锅跳到了财政部的火堆里。盖特纳延续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过去的决策（他当时也参与了决策的制定），继承了还未决定用途的3 500亿美元，并接过了对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监督权——退一步说，这个继承是毫无把握的。讽刺的是，在他到任之前，就有一些银行家和金融专家在大声疾呼，要求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恢复到最初声明的目的上来：购买问题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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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被用到了其他地方，如继续向银行注入资本，为花旗集团和美国银行提供资产担保，帮助美联储摆脱美国国际集团的困境，减少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即使是小得可怜的规模），以及汽车产业的救助。在准许使用的7 000亿美元中，它支付出去的没有超过4 300亿美元，并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超过3 600亿美元的未偿付贷款。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CBO）在2012年3月估计，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最终花费了纳税人的净成本只有320亿美元。其中，220亿美元用于美国国际集团，190亿美元用于汽车产业救助，160亿美元用于抵押贷款减免。没有错，这加起来是570亿美元。除了这三个项目，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还获得了250亿美元的利润。尽管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有很多失误，并且还有一个糟糕的形象，但我们不得不说它是一次了不起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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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做总比不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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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问题资产的想法就此结束了吗？并不尽然。在这件事上，美联储也有所涉足，它分别在2008年11月（保尔森宣布转变方向的几天后）和2009年1月，参与到花旗集团和美国银行的救助中。正如前面章节所描述的，财政部、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合作从两只生病的“巨兽”手中接受问题资产，或者给问题资产提供担保，其中，美联储将问题资产作为抵押品给它们发放无追索权的贷款。这意味着，美联储拥有了问题资产的一半价值——更确切地说，它其实是承担了问题资产贬值的风险。如果问题资产升值了，利得将归于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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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救助花旗集团之后，美联储与财政部密切合作，宣布了另一个史无前例的贷款工具的计划，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Term Asset-Backed Securities Loan Facility，TALF）。它的目的是给愿意购买某些资产支持证券（一些似乎没有人会想要的东西）的机构发放无追索权贷款，最高额度为2 000亿美元。你可以把这些称为问题资产。事实上，财政部给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提供了200亿美元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基金的支持。注意，这里的风险分担比例是：财政部200亿美元，美联储1 80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