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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回忆起艾伦·格林斯潘、罗伯特·鲁宾、劳伦斯·萨默斯和阿瑟·莱维特这些名人，他们并不赞同1998年提出的，让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监管衍生工具的想法。当布鲁克斯利·伯恩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他们成功地反驳了她（但后来莱维特收回了这一观点，称这是自己做过的最坏的决定）。2000年，作为财政部秘书的萨默斯，支持通过《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这是一部令人难以置信的禁止衍生品监管的法案）。《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规定这个“特别动物园”不再设置管理员，市场规律被认为是万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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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11年回首过去时，比尔·克林顿对此有点后悔（自责），他这样写道：“对于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没有成为一个更大的公共问题，我愿意接受公正的批判。”当然，财政部使它成为了当时广受关注的公共问题，只是他们站在了错误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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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巴菲特和保罗·沃尔克则不同。2003年，巴菲特把衍生产品称为“金融市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抨击金融工程多年的沃尔克曾经讽刺性地说：“在过去25年中，我看到的最重要的金融创新是自动取款机。”因此，在巴菲特和沃尔克看来，衍生工具不仅作用不大，而且非常危险，应当被严格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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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非常宽泛，都有其正确的方面。在金融危机期间，至少有数百种的衍生产品迅速发展——正如巴菲特之前提到过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至少在短时间内，反监管的观点被击败了。但是，《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仍然有效的零管制现状，与巴菲特和沃尔克的观点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怎么办？在我们不假思索地赞同巴菲特和沃尔克的观点之前，请先记住两个基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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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衍生工具既可以用来套期保值，也可以用来投机。套期保值是一种消除风险的行为，我们可能不想对其实施干预。然而，投机是一种创造风险的行为，我们想（或者不想）对其进行干预。衍生工具的两个明显矛盾的角色，模糊了其具有风险性这一深层含义。其实，这完全取决于我们怎么运用衍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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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更具体点：考虑到信用违约掉期的运用，如果我拥有BigCorp的债券，我就可以通过购买信用违约掉期对冲我的风险。如果BigCorp不能偿付，我将损失债券收益，但是我能通过信用违约掉期得到补偿。因此，我对冲了我的风险。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即使我不拥有BigCorp的债券，也仍然可以购买BigCorp债券的信用违约掉期。这种所谓的无实体信用违约掉期，等同于对该公司会倒闭进行押注。如果史密斯站在这个赌注的另一边，卖给我BigCorp债券的信用违约掉期，意味着他押该公司不会倒闭。最后，我们中必有一方盈利，另一方亏损，我们创造了本不存在的风险。因此，一些改革者非常反对无实体信用违约掉期。他们认为，既然不允许人们为邻居的房子购买火灾保险，那么为什么允许他们为邻居的债券购买违约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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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大部分衍生工具交易本质上都是零和博弈：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时，衍生工具并没有增加风险。比如前面的例子，当打赌结果出来后，无论是史密斯还是我赢了，另一方必然损失相同的金额。整个国家不会因为我们的赌注而变得富有或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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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完全正确，但衍生工具交易太复杂。第一，赢的一方和输的一方是完全对称的。但是，假如输的一方破产了会怎样？其他的输家很可能会被拖累，产生连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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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假定各方都为赌注提供了足额的担保。衍生工具交易开始时，各方都是没有价值的，但并不一直是这样。当一方或者另一方赢的概率增大时，为了保证支付，输的一方必须向赢的一方提供足额的抵押。如果不这样做，信用风险将反映到潜在的价格风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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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零和博弈的观点忽略了我们之前讨论的衍生产品的一个重要方面：衍生产品往往嵌入了大量很难被透明化的隐性杠杆。注意，隐性杠杆不需要涉及借方。相反，它置身于衍生合同之中，就如同股票期权，放大了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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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零和博弈的观点暗含一个假设：交易的各方都不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担保的银行，即由纳税人担保。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第三方就会被迫为损失方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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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衍生产品零和博弈的观点，假定交易双方是信息充分且诚实的。但由于衍生产品合同的复杂性、不透明性，以及没有有组织的交易场所，无论是因为无意的错误还是欺诈，风险都会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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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考虑标准的场内交易衍生品和场外衍生品的不同之处。场内衍生品的价格是透明且连续的，而场外衍生品市场既没有市场价格数据，也没有交易所来确保提供了足额的抵押。因此，标准化场内交易品种是透明且充满竞争和低交易成本的，而对投资银行来说，场外交易产品虽然需要较高的交易成本，但却有丰富的利润，这也正是它们如此费力地维持在场外交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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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布鲁克斯利·伯恩和金融界名人之间激烈的争论，在2009年结束了。金融改革应当包含一些衍生产品的监管，但是什么样的呢？关键的问题似乎是：将限制无实体信用违约掉期，或者完全禁止？有多少衍生品交易将被纳入到交易所？这样一来，在场外衍生品交易中获得巨大利润的少数大型证券经纪人将会损失惨重，他们的众多说客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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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把对冲基金纳入监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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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给对冲基金留下了一个坏名声，一个与它们应得的相比甚至更糟糕的声誉。它们被称为卖空的“掠食者”，存在过度的杠杆，这被看作金融系统脆弱性的来源之一；无论在金融泡沫还是音乐停止后的恐慌时期，都产生了更多的羊群行为，对冲基金甚至被看作令人讨厌的赌博投机场所。除了买卖对冲基金的投资者（他们中的许多人非常富有，可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之外，似乎没有人喜欢对冲基金。当然，任何一个以如此快的速度获得令人咂舌的财富的人，都一定是内心有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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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关于巨额薪酬和奖金方面的指控之外，事实并不支持上述其他苛刻的评价。首先，卖空可以阻止房地产和债券泡沫变得更大。这并不是因为卖空是一种无私的利他行为，而是因为他们将卖空看作一条致富之路。卖空采用杠杆的方法增加证券抛售的压力，这通常使其价格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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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里也存在例外。在一些特殊情形中，对冲基金的杠杆率远低于商业银行，更低于投资银行。这可能是因为对冲基金一般采用合伙制，而非公司制，它们的管理者就是所有者，因此不会将自己大量的资金置于高风险中。因此，30︰1的杠杆率在大多数对冲基金看来是不可思议，甚至是疯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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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许多对冲基金在这次危机中损失惨重，有的甚至破产了。但是，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没有一家对冲基金像1998年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一样，被认为具有系统重要性或是“大而不倒”。对冲基金失败后只是关门歇业，既不期待纳税人的帮助，也不期待纳税人的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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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一些对冲基金发展到具有系统重要性，否则现阶段除了防范对冲基金的欺诈行为外，其他监管都是没有必要的。另外，当大部分对冲基金都是在开曼群岛注册时——事实上这并不能提升它们的声誉和影响力，我们应该如何有效地监管对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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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监管对冲基金最可行、最有效的方案是要求它们向监管者报告自己的持仓仓位（而不是向公众公开）。对冲基金强烈反对这个方案，毕竟，保密是它们的商业模式的核心，更不必提快速出手意味着快速的仓位变化。从对冲基金的角度来看，这种反抗也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不知道它们的仓位，监管机构如何知道，一个或几个对冲基金是否构成了系统性风险？从系统性风险的层面来看，让对冲基金提交监管报告的呼声还是很强烈的——尽管对冲基金在过去成功地抵制了提交监管报告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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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沃尔克法则中限定银行进行自营交易的一个部分。许多观察家认为，如果沃尔克法则被采纳，许多交易活动将会离开大型银行转向对冲基金。因此，这些基金将会有更大的交易量，这样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系统性风险。如果这种情形发生，监管报告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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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机制能被有效监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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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面提到造成此次金融危机的7个主要祸源之一，是激励交易员冒更大风险的“不合理的薪酬机制”。简单地说，大多数交易员的奖金激励机制具有“赢得多，输得少”的特点。如果他们成为赢家，将会变得极其富有。如果输了，其他人的资金将会用来弥补损失，而交易员个人的损失极小。现在，你清楚了吧？如果你这样激励那些聪明的、偏好风险的年轻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将会那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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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激励机制依存于依靠佣金取得收入的抵押贷款经纪人，他们只关心贷款数量而非贷款质量，而且经常通过销售风险相对更高的抵押贷款产品获得报酬，因为除了违约之外，这些都是公司最主要的利润来源。但是，当出现抵押贷款违约时，他们已获得的佣金不会被收回。这种激励机制的缺陷在2009年被大家熟知，然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还不是那么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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