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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零和博弈的观点暗含一个假设：交易的各方都不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担保的银行，即由纳税人担保。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第三方就会被迫为损失方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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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衍生产品零和博弈的观点，假定交易双方是信息充分且诚实的。但由于衍生产品合同的复杂性、不透明性，以及没有有组织的交易场所，无论是因为无意的错误还是欺诈，风险都会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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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考虑标准的场内交易衍生品和场外衍生品的不同之处。场内衍生品的价格是透明且连续的，而场外衍生品市场既没有市场价格数据，也没有交易所来确保提供了足额的抵押。因此，标准化场内交易品种是透明且充满竞争和低交易成本的，而对投资银行来说，场外交易产品虽然需要较高的交易成本，但却有丰富的利润，这也正是它们如此费力地维持在场外交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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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布鲁克斯利·伯恩和金融界名人之间激烈的争论，在2009年结束了。金融改革应当包含一些衍生产品的监管，但是什么样的呢？关键的问题似乎是：将限制无实体信用违约掉期，或者完全禁止？有多少衍生品交易将被纳入到交易所？这样一来，在场外衍生品交易中获得巨大利润的少数大型证券经纪人将会损失惨重，他们的众多说客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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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把对冲基金纳入监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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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给对冲基金留下了一个坏名声，一个与它们应得的相比甚至更糟糕的声誉。它们被称为卖空的“掠食者”，存在过度的杠杆，这被看作金融系统脆弱性的来源之一；无论在金融泡沫还是音乐停止后的恐慌时期，都产生了更多的羊群行为，对冲基金甚至被看作令人讨厌的赌博投机场所。除了买卖对冲基金的投资者（他们中的许多人非常富有，可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之外，似乎没有人喜欢对冲基金。当然，任何一个以如此快的速度获得令人咂舌的财富的人，都一定是内心有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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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关于巨额薪酬和奖金方面的指控之外，事实并不支持上述其他苛刻的评价。首先，卖空可以阻止房地产和债券泡沫变得更大。这并不是因为卖空是一种无私的利他行为，而是因为他们将卖空看作一条致富之路。卖空采用杠杆的方法增加证券抛售的压力，这通常使其价格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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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里也存在例外。在一些特殊情形中，对冲基金的杠杆率远低于商业银行，更低于投资银行。这可能是因为对冲基金一般采用合伙制，而非公司制，它们的管理者就是所有者，因此不会将自己大量的资金置于高风险中。因此，30︰1的杠杆率在大多数对冲基金看来是不可思议，甚至是疯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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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许多对冲基金在这次危机中损失惨重，有的甚至破产了。但是，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没有一家对冲基金像1998年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一样，被认为具有系统重要性或是“大而不倒”。对冲基金失败后只是关门歇业，既不期待纳税人的帮助，也不期待纳税人的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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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一些对冲基金发展到具有系统重要性，否则现阶段除了防范对冲基金的欺诈行为外，其他监管都是没有必要的。另外，当大部分对冲基金都是在开曼群岛注册时——事实上这并不能提升它们的声誉和影响力，我们应该如何有效地监管对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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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监管对冲基金最可行、最有效的方案是要求它们向监管者报告自己的持仓仓位（而不是向公众公开）。对冲基金强烈反对这个方案，毕竟，保密是它们的商业模式的核心，更不必提快速出手意味着快速的仓位变化。从对冲基金的角度来看，这种反抗也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不知道它们的仓位，监管机构如何知道，一个或几个对冲基金是否构成了系统性风险？从系统性风险的层面来看，让对冲基金提交监管报告的呼声还是很强烈的——尽管对冲基金在过去成功地抵制了提交监管报告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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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沃尔克法则中限定银行进行自营交易的一个部分。许多观察家认为，如果沃尔克法则被采纳，许多交易活动将会离开大型银行转向对冲基金。因此，这些基金将会有更大的交易量，这样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系统性风险。如果这种情形发生，监管报告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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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机制能被有效监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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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面提到造成此次金融危机的7个主要祸源之一，是激励交易员冒更大风险的“不合理的薪酬机制”。简单地说，大多数交易员的奖金激励机制具有“赢得多，输得少”的特点。如果他们成为赢家，将会变得极其富有。如果输了，其他人的资金将会用来弥补损失，而交易员个人的损失极小。现在，你清楚了吧？如果你这样激励那些聪明的、偏好风险的年轻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将会那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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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激励机制依存于依靠佣金取得收入的抵押贷款经纪人，他们只关心贷款数量而非贷款质量，而且经常通过销售风险相对更高的抵押贷款产品获得报酬，因为除了违约之外，这些都是公司最主要的利润来源。但是，当出现抵押贷款违约时，他们已获得的佣金不会被收回。这种激励机制的缺陷在2009年被大家熟知，然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还不是那么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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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政府看来，建立一个公司的薪酬体系既不是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也不是他们擅长的。劳动合同是员工与企业之间的私人协议。在美国，又有谁会相信政府比商人更懂商业运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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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即使政府努力地去做，能否建立有效监管金融机构的薪酬机制也是个未知数。通常大型金融公司都会聘请知名的律师和会计师，更不用说精明的金融工程师，这些人总能想出巧妙的方法来逃避薪酬的监管。更糟糕的是，这些变通的方法可能会产生副作用。一个典型的失败案例发生在1993年，克林顿政府曾经尝试，除了基于企业业绩的高管薪酬，其他方面的薪酬税收减免额度降低为100万美元。但是事与原违，股票期权快速发展，高管的薪酬越来越紧密地与企业短期内的股票市场表现联系起来，使高管的行为更加短期化。随着股票市场的飙升，高管的薪酬也水涨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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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金融危机之后，许多选民对金融机构高管，尤其是首席执行官的薪酬（相对于交易员的收入）表示愤怒。但他们关心的不是经济学家担忧的金融机构的激励机制问题，而是高管得到的大量金钱。公众的愤怒可能被误导至两个方面：一是他们只关注首席执行官而不是交易员和抵押贷款经纪人，二是他们只关注薪酬水平而非导致这种结果的激励机制。但那又能怎么样？公众已经怒不可遏，薪酬机制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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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责信用评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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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评级机构也存在一个不同类型的激励问题：评级机构被其证券需要评级的公司雇用并支付报酬。正如前面提到的，这种由证券发行人付费的方式造成了大量且等级膨胀的不正当激励，比如投资者更愿意购买高等级的证券，以及公司出于迎合投资者的需求而提高证券等级的本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显而易见的方法，是让投资者而非发行者支付评级机构报酬，但由于一些信息可以免费获得，所以这种方法是不可行的。假如一些共同基金向穆迪投资评级机构支付报酬让其对某一证券评级，其他投资者也会迅速地、免费地获得相同的信息，这也是为什么起初由原始基金公司承担评级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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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搭便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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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时代，信息是比土地更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许多人通过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分析谋生。但由于信息容易获得却很难拥有，一个基本的“搭便车”问题困扰着整个信息市场。尤其是在电子通信廉价而又无所不在的今天，很难也几乎不可能独自拥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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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评级仅仅是一个例子，“搭便车”使资产管理者几乎不可能为证券评级付费。消费品的质量鉴定存在同样的问题：一旦一个网站或杂志评价了一台烤面包机或一部电话，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免费获得这个信息。更一般地，知识产权很难，有时甚至是不可能受到保护。毕竟信息以电流的速度在全球流动，不受国界限制。盗取密码比盗取煤炭更加容易。当信息的搜集者或者其他人（例如评级机构、计算机程序员、音乐家等）不能向信息的使用者收取费用时，市场自动调节功能就会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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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市场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处理“搭便车”的问题，如授予专利权、法律特许权、加密等。但是并没有完美无瑕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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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这种激励问题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是像参议员阿尔·弗兰肯（Al Franken）倡导的那样，让当局随机分配评级机构。这种方式下证券的发行人仍将为评级付费，但是不能选择自己的评级机构。第二种是让一些第三方，如证券交易委员会或者交易所雇用评级机构并向其支付报酬。第三种是通过法律手段来恐吓评级机构的错误评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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