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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森是一位顶尖的经济记者，他同许多经济学家进行过严肃的讨论，发现没有其他专家支持那些看看数据就能一目了然的东西：在家庭支出大幅下降的背后，家庭债务是重要的推动力量。这是经济学界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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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危机之后，对银行业观点的思想支持仍然非常强大。例如，我们提出的一个中心论点就强调了2000年科技崩溃和2007年房地产崩溃所产生的不同经济后果。正如我们在第3章所讨论的，房地产崩溃更加严重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源自房屋财富冲击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得多——房屋财富是由低净值家庭所持有的杠杆财富。富人是科技股的主要持有者，他们对财富下滑的反应要低得多。负债家庭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是我们理解房地产崩溃比科技崩溃更加严重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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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本·伯南克被问及面对大衰退宏观经济学应该如何做出改变。22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伯南克指出了房地产崩溃比科技崩溃要严重得多这一相同事实。但是他得到了什么启示呢？“当然，到目前为止就我们所知，它之所以更具破坏性，是因为信用中介体系、金融体系、机构和市场在面对房价下跌及其对住房抵押贷款产生的相关影响时，要比面对股价下跌时表现得更为脆弱。”他继续说道，“从根本上说，第二次衰退的程度之所以比第一次深，原因在于金融体系的中介能力被摧毁了。”在回应中他根本没有提到房地产崩溃之所以更加严重，是因为它直接影响了低净值的购房者，这类购房者的财富边际消费倾向非常高。我们非常尊重伯南克主席，在美国历史上最困难的时刻之一，他高超地掌控着美联储。但是，甚至连他都一直认为银行借贷能力受损是导致大衰退的主要原因。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展示的那样，事实表明，情况是另外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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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金融危机爆发时，立法者和监管者必须解决银行体系的问题，他们必须防止挤兑，保持流动性。但是，政策制定者走得更远，看似要将保护银行债权人和股东的价值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银行借贷观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帮助购房者的努力显得极其不利。这是不可接受的，负债家庭财富的巨大损失才是严重衰退的主要驱动因素。单是银行救不了经济，相反，通过直接处理杠杆化损失问题来提振经济却可以挽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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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是认为银行不重要。实际上，我们在大衰退之前的研究中发现，银行在信用中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期，经济出现的一些下滑可以归结为银行部门出了问题。但是银行借贷观的影响力非常强大，以至于它扼杀了很多本有助于减轻导致经济大衰退的巨大家庭债务负担的努力。政策制定者一直将帮助负债家庭视为一个零和博弈：帮助了购房者就意味着伤害了银行，而伤害银行是经济中最糟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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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银行借贷观的强烈坚持严重阻碍了奥巴马政府的住房政策。彭博的克里·本森报道了奥巴马总统的住房政策，得出的结论是：“尽管他的（住房）计划被美国乏力的经济复苏部分削弱，但也缺乏广泛、积极的措施。救助计划只是在房地产金融体系边缘修修补补，因为奥巴马的顾问们早就做出了选择，不会花费政治资本来迫使银行免除住房抵押贷款债务。”（粗体为作者强调）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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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廷·罗伯茨和斯泰西·卡普在《国家杂志》上全面评述大衰退期间的住房政策时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写到，从奥巴马政府一开始，住房政策指导原则就是“政府不会强迫银行修改贷款，对住房抵押贷款条款的任何修改必须有利于投资者和购房者”。政府官员们“被一次又一次地鼓动着，深感有必要支持那些正在挣扎着摆脱金融危机的银行，减少贷款人和债券投资人的损失”。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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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杠杆化损失的观点来看，用纳税人的钱救助债权人和股东，忽略家庭债务问题，将事与愿违。请谨记，消费支出下降是低净值负债购房者导致的。银行债权人和股东是经济中最富裕的家庭。救助银行债权人和股东就是将纳税人宝贵的资金提供给了边际消费倾向最低的那群人。银行借贷观将纳税人的馈赠给予了最不需要馈赠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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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受损的真实原因就是家庭支出骤减导致的经济衰退。如果我们想要拯救银行，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处理家庭的杠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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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债：为什么会出现大衰退，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第10章 债务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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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克·圣泰利毫不掩饰他对救助负债购房者的立场，2009年2月，这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的记者在芝加哥交易大厅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当时正值新一届奥巴马政府走马上任。“总统先生及新一届政府，你们会怎么办？”他问道，“你们为什么不设立一个网页，让人们在网上进行公投，看看我们是否真正想补贴那些受损者的住房抵押贷款？”他转向大厅的交易员问道：“你们中有多少人想为有着超大浴室而付不起钱的邻居来偿付住房抵押贷款呢？请举手！”交易员们发出了巨大的嘘声，其中一个交易员回应道：“这存在道德风险！”圣泰利的言语触动了人们的神经，有人怀疑这场演讲为主导2010年中期选举的茶党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人对他们不负责任的邻居获得救助充满愤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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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悲的事实就是，当圣泰利发表他的演讲时，几乎没有购房者获得债务减免，此后也没有获得救助。尽管这是自大萧条以后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房地产崩溃，但负债的购房者被置之不理，很少获得来自政府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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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夏，在国会通过《美国房屋救援与防止止赎法案》（American Housing Rescue and Foreclosure Prevention Act）后，美国才开始尝试救助负债购房者。该法案向联邦住房管理局提供了3000亿美元用以鼓励私人部门减记住房抵押贷款本金余额，预计将帮助40万户购房家庭避免房屋被收回。到2008年12月，仅收到312份申请，一分钱都没花出去。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史蒂芬·普雷斯顿公开指责国会通过了一份糟糕的法案，完全是一项失败的立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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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在协商《紧急经济稳定法案》（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时，很多立法委员要求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不仅要帮助购房者，也要帮助银行。法案设立了许多缓解家庭债务负担的项目，其中就包括“住房可负担重振计划”。通过放松住房抵押贷款条件，预计可以帮助300万～400万户面临风险的购房家庭避免房屋被收回。五年后，也仅有86万户家庭得到了永久性的重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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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银行获得救助相比，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实际用于减免家庭债务的资金少得可怜。2013年一季度，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特别检察长报告显示，财政部用在购房者债务减免项目上的资金不到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资金的2%。与此相比，财政部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75%的资金用于救助金融机构。正如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特别检察长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单家银行，如PNC金融服务集团，所获得的救助额就与全国所有购房者获得的救助额相当。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特别检察长报告提到了对待银行和购房者的不公平问题：“财政部全力以赴地救助最大的金融机构，它必须同等对待购房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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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奥巴马政府的一些成员都对未能在住房及家庭债务处理上有所建树而懊恼。奥巴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在2012年承认：“如果说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最有利的论据就与住房问题相关。”前白宫预算局主任彼得·奥萨格认为未能成功处理住房问题是“一个严重的政策失误”。在2012年，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表示需要更努力地来帮助资不抵债的购房者减记本金余额。5克里斯廷·罗伯茨和斯泰西·卡普在《国家杂志》上毫不客气地全面评论了奥巴马政府的住房政策，他们将奥巴马政府的住房政策归纳为“不温不火、半心半意、政策相互冲突……这是个灾难性的方法，面对市场快速下滑，千百万美国人资不抵债、房屋面临没收的境况，毫无建树，成效甚微”。而且，“尽管联邦政府花费了大量资金用于弥补损失，从某种程度上看，都用在了金融行业、汽车行业、各级州和地方政府的损失上，受损的购房者没得到任何救助……对他们的救助也从未真正有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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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的经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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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们为了证明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就借助市场失灵这一概念。大衰退期间，明显的市场失灵使推动住房抵押贷款债务重组显得非常合理。这些失灵可以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类，我们先从微观经济学这一类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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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赎对每个人都不利。家庭被驱赶出他们的房屋，房价下跌，由此给贷款人造成重大损失，除了一些极端情况，贷款人也不想止赎。房价暴跌时，购房者和借款人都有强烈的重回谈判桌修改贷款条款的动机。不幸的是，房地产繁荣时期的抵押贷款证券化使住房抵押贷款再谈判工作变得非常困难，即使这么做对大家都有好处。需要记住的是，房地产繁荣时期住房抵押贷款都被集合成资产池，然后细分成不同等级的MBS（如第7章所述）。一个服务商将代表MBS的持有人，负责住房抵押贷款的管理和重新谈判工作。当房价出现暴跌致使购房者返回银行要求重新谈判住房抵押贷款事宜时，银行已经不再持有住房抵押贷款。相反，购房者需要同服务商交涉，而这些服务商通常漫不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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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证券化妨碍借贷相关方就住房抵押贷款进行有效谈判还有其他原因。7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一些证券化合同明确禁止服务商重新谈判，另外一些则给服务商施加很多苛刻的限制。研究显示，有40%以上的私营MBS包含了约束条款，限制了服务商对证券化资产池中的住房抵押贷款进行调整。8即使有些没有明确禁止，证券化资产池的结构也很难使所有各方都同意减记本金，虽然这样做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有益的。1939年的《信托契约法案》规定：“要修改MBS的经济条款必须取得证券持有人100%的同意。”9如果有一个持有人认为拍卖房屋比重新谈判更好，服务商就束手无策。更一般的情况是，证券化合同使服务商的处境相当困难。正如约翰·吉纳科普洛斯所述：“修改贷款条款对不同的证券持有人有不同的影响。事实证明，用修改贷款条款的方法使每个人都满意将非常困难……如果谈判很复杂，它将无法进行，因此政府部门就需要介入，以打破公共产品中出现的僵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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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证券化安排中也没有什么确切的激励措施促使服务商来做这份艰苦的修订工作。例如，很多安排是用止赎的费用来补偿服务商，而不是用贷款条款修改的相关费用来补偿。11考虑到住房抵押贷款违约危机的规模，服务商需要开展相当大的住房抵押贷款重新谈判工作，但是他们的补偿协议并没有给他们这么做的理由。从事理论和监管研究的一流经济学家对“住房可负担重振计划”（上文提及的帮助负债购房者的诸多尝试之一）所做的研究显示，这些问题非常明显。“住房可负担重振计划”是为了激励服务商修改住房抵押贷款条款。然而，这些研究者认为阻止该项目成功实施的主要障碍就是服务商没有能力处理如此大规模的住房抵押贷款。他们的结论是，服务商“对住房抵押贷款进行重新谈判缺乏积极性，这种情况在‘住房可负担重振计划’开始实施前就已经观察到了，这反映了服务商特有的影响要素，这些因素似乎与服务商已有的组织能力相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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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更严谨的研究支持证券化妨碍有效率的重新谈判的观点。托马什·皮斯科尔斯基、阿米特·塞鲁和维克兰特·维格发现，如果拖欠的住房抵押贷款是由证券化资产池持有，那么它将比保留在单家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住房抵押贷款更有可能以止赎告终。13他们的研究设计确保所考察的住房抵押贷款除了是否进入证券化资产池外，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一样。萨米特·阿加瓦尔、吉恩·阿穆罗明、伊扎克·本-戴维、苏普哈拉·休姆斯森菲特和道格拉斯·伊万诺夫使用一个完全不同的数据库，却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证券化阻止了购房者对住房抵押贷款进行重新谈判的能力。他们进一步表明，银行持有的可重新谈判的贷款比证券化资产池中的住房抵押贷款质量要好得多。没有进入证券化资产池的住房抵押贷款不仅重新谈判的可能性大，而且再次违约的可能性也较低，因而对贷款人来讲也更有利可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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