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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财政刺激还是有帮助的，在杠杆化损失期间试图实施紧缩将产生相反的效果。然而，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当经济体面临的基本问题是私人过度负债时，财政刺激不如家庭债务重组有效。最有效的政策就是将现金发放到那些将支出最多的人手上，而负债购房者有特别高的边际消费倾向。与财政刺激相比，债务重组更为有效的情况出现在一些最有影响的大衰退“凯恩斯主义”模型中。例如，戈蒂·艾格特松和保罗·克鲁格曼写了一份很有影响力的研究报告，其中杠杆化损失观点起了重要作用。一个主要的启发就是“从模型中自然而然地得出了扩张财政政策的基本原理”。17但是，在他们的模型中，经济触及名义利率零下限，因为负债的购房者被迫大幅削减支出。在他们的模型中，家庭债务重组将首先可以使消费不会快速下降，从而帮助经济避免流动性陷阱。克鲁格曼强力支持家庭债务重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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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刺激是一个笨拙的替代方法。如果财政刺激不能采取本金减记方式，就不能锁定正确的目标人群。19而且，政府支出最终还是要一些人通过纳税支付的。如果这些税赋不是由经济体中对房地产暴涨负有责任的债权人承担，那么财政政策也未让债权人向债务人提供转移支付，而这是最能促进总量需求的方式。换句话说，最有效的财政刺激措施就是政府向债权人征税而向债务人提供资金。但我们为什么需要财政刺激呢？例如，通过破产中的强制性住房抵押贷款重组也能实现同样的目标而又无须牵涉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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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是想复制债务重组，但是这在美国特别有问题，因为政府所得是通过向收入而不是向财产征税。20政府应该向债权人征税，他们一般都是经济体中最富裕的人群，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能够向借款人放贷的原因。但是富人不一定有很高的收入，同样，那些有很高收入的人未必就是富人。例如，一位退休的银行家没有收入，但有很多的财产，而一对年轻的职业夫妇可能有很高的收入但财产很少。考虑一下这对年轻的职业夫妇，从学校毕业后刚开始工作，他们有很高的收入，但几乎没有财产。他们的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可能很高，因为他们预期有很高的稳定收入流，但他们需要进行较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例如给他们的第一套公寓购置家具，向他们征税将伤及经济。政府向收入征税，也造成了工作激励的扭曲，可能导致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员留在劳动力市场之外。所有这些问题表明，依赖税收收入来解决杠杆化损失式衰退不如家庭债务重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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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债务重组保留了市场中的激励。正如我们在第8章所论证的，在每一次杠杆化损失灾难发生之前，都出现资产价格泡沫，它完全是债权人通过提供唾手可得的贷款催生的。他们理应为引致的灾难承担部分责任，强制让他们承担部分损失有助于在第一时间惩罚助长了危机的人。纳税人完全有理由对被迫为别人的错误埋单而感到愤慨，而强制债权人承担损失在政治上比其他形式的财政刺激更容易被接受。经济学家汉斯-维纳·辛在描写欧洲对危机的愤慨时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那里德国的纳税人被要求救助银行。正如他所说：“救助在经济上毫无意义，并且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这样的计划破坏了责任原则，它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责任原则认为在选择债务人时债权人负有责任。如果债务人不能偿还，债权人就应该承担损失。”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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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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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三章中，我们评估了在出现杠杆化损失危机时政府可以实施的政策。不惜代价救助银行达不到目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一定帮助，但不如直接对家庭债务重组有效，因为家庭债务毕竟是最主要的问题。重组债务在提振病态的经济方面是最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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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危机爆发时讨论哪些政策更好是有益的，但这样的讨论忽略了“房间里的大象”：如果我们在过去几年对政治有所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在经济严重紧缩时期，党派冲突对政府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在最需要政策的时候，政策却软弱无力。例如，在大衰退期间美国的选民严重极化。类似茶党运动以及占领华尔街群体的出现表明极化有扩大趋势：在大衰退最严重的时期，一部分美国人声称自己在温和地坠落。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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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弗朗切斯科·特雷比的研究显示，在过去的7年中美国政治的极化是常态而非例外。23具体来说，我们研究了从1981年至2008年间70个国家在金融危机后的政策极化问题。24当危机出现时，称自己属于温和派的人群占比迅速下降。同时，极端主义者的占比大幅增加，左翼和右翼都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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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金融危机使政治体制向着立法更加分裂、议题更加政治化的方向发展。政府基本上无法形成切实可行的联盟，而政治分裂则成为常态。尽管某些正确的政策得到了每位经济学家的认同，但我们无法指望政府会组织实施这些政策。2011年夏季的债务上限闹剧、2013年的预算隔离以及过去几年美国政府未能执行任何有意义的立法，这些都不是例外，相反，它们反映了美国政府在经济崩溃时的无能为力。在杠杆化损失式衰退来临时，我们不能依靠政府官员快速实施正确的政策，我们必须建立机制，能够帮助经济在资产价格暴跌时自动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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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是一种可怕的工具，因为它缺乏弹性：危机发生后需要政府干预，以帮助更加公平地分担由房价暴跌导致的损失。因为政治的极化，这样的干预几乎无从实施。将时间、精力和资源浪费在债务重组的争斗中代价太大。在下一章中，我们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家庭的自我融资方式，才能打破杠杆化损失带来的恶性循环。我们必须建立机制，以在第一时间避免杠杆化损失式危机的爆发。我们只有摆脱依赖债务的金融体系，才能真正享受金融体系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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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债：为什么会出现大衰退，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第12章 责任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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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大学毕业班的同学几乎没有时间为他们获得新的毕业证书而欢呼雀跃。面对严重的经济衰退，他们需要在严峻的就业市场中寻找工作，残酷的现实给了他们一记耳光。在这些大学生毕业的时候，失业率已经超过10%。1他们在2006年入学的时候，恐怕谁也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糟糕的局面。1989年以来，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从来没有超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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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淡的就业境况威胁着近期毕业生的生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很多毕业生背负着大量助学贷款。受大学学位可以带来优厚薪水的诱惑，美国人开始借钱上大学。从2005年到2010年，学生债务余额翻了1倍，到了2012年，在美国经济中，学生债务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2教育部估计，有2/3的本科毕业生向政府或私人机构借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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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的毕业生是不幸的，因为债务合同不会在乎你毕业时的劳动力市场是什么样子。无论毕业生能否找到一份高薪工作，都必须还款。由于学生贷款无法通过破产来解除，这一点的危害非常大。而且政府可以通过扣发工资，拿走部分税收返还或社会保障金的方式确保学生偿付联邦贷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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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最缺乏需求的时候，失业和学生债务负担两方面因素的结合却阻碍了需求。近期毕业的大学生由于负担着过高的学生债务，延迟了许多重要的购买活动，他们很多被迫搬回去与父母同住。5正如《纽约时报》的安德鲁·马丁和安德鲁·勒伦所写：“从这一代大学毕业生和负债辍学的学生来看，日益增长的学生债务就像一团乌云，笼罩着经济复苏。”6很多人已经重新考虑上大学的总收益。艾兹拉·卡泽是一位失业的大学毕业生，他负担着29000美元的学生贷款，作为负担学生贷款的当事人接受了采访。“你经常会听到这么个说法：无知的代价难以估量，”他说，“但从高等教育的情况看，无知似乎变得越来越合算。”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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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分担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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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债务问题是金融体系令我们失望的又一个例子。尽管获得大学学位的费用高昂，但是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值得的，因为它会得到工资溢价（wage premium）。然而美国年轻人日益认识到，学生贷款使他们不公平地承担了大量总体经济风险。尽管就业市场恶化，但债务保护了债权人，毕业生被迫四处筹措资金来还债。迫使美国年轻人来承担这些风险在经济上是没有意义的。大学毕业生陷入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只是因为他们碰巧在1988年出生，劳动力市场近期历史上出现最大灾难的22年前。他们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惩罚？建立在债务基础上的金融体系，没有帮助大学生们获得有价值的知识，反倒日益挫伤他们上大学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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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债务和住房抵押贷款都表明了一个更加普遍的原则。如果我们想修复金融体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避免经济大起大落痛苦情况的出现（现在这种情况变得非常频繁），就必须解决关键问题：债务合同的缺乏弹性。当某个人想通过融资购买房屋或者上大学时，他们所签订的合同必须考虑经济下滑风险的分担问题。签订的合同必须依照经济结果而定，这样金融体系就可以帮助我们。签订的合同需要与股权类似，而不是与债务类似。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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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育的情况来看，原则是显而易见的。学生贷款的偿付应该与学生毕业时就业市场的相关指标挂钩。例如，在澳大利亚和英国，学生仅需要用其收入的固定百分比来偿还学生贷款。如果学生没有找到工作，他就不用偿还学生贷款。根据我们讨论的这些原因，我们认为贷款的偿付应该与劳动力市场的系列指标挂钩，而不是个人的收入。但是，原则很清楚：如果学生毕业时面临惨淡的就业市场，他就应该受到保护。9反之，如果毕业生们工作得很好，他们就应该补偿贷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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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生贷款来看，债务的缺点并非一种激进的“左倾”思想。甚至米尔顿·弗里德曼都意识到学生贷款的问题。正如他写道：“使用不恰当的固定货币贷款来为培训投资融资本身就加剧了事情的复杂性。这样的投资肯定面临很多风险。平均的预期收益可能很高，但是在平均基础上又有广泛的差异。死亡和工作能力丧失就会导致这些差异，但它们比个人在工作能力、精力和机遇方面的差异还略逊一筹。”10弗里德曼的建议与我们相似：他认为学生贷款融资应该更加“类股权”，如果毕业生面临的工作环境不好，那么偿付的金额就自动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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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使金融合同与股权类似时，就意味着整个经济体有更好的风险分担。当房价上升时，贷款人和借款人都将获益。同样，当房价暴跌时，他们都要承担损失。这不是要强迫贷款人不公平地承担下行风险，而是要改进金融合同，使得金融体系既能获得经济上行的好处，也要承担经济下行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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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风险分担的金融合同能够帮助避免经济泡沫，也能使崩溃的危害性降低。如第8章所述，债务如何通过使贷款人相信他们的资金是安全的而催生泡沫，以及如何使贷款人借给那些豪赌资产价格会越来越高的乐观者。如果泡沫破灭时，贷款人需要承担损失，他们可能在第一时间就不会贷出款项助推泡沫扩大。他们也就不大可能产生债务所提供的安全错觉。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曾经反复指出，泡沫主要是由于投资者认为他们所持有的债券像货币一样安全而导致的。我们必须打破这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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