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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勇气：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回忆录 第二章 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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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狄龙镇相比，哈佛大学让我感觉更自在。在哈佛，最重要的是创意。电话簿大小的课程指导手册上列出了多种多样的课程，从梵语到生物化学，再到中世纪艺术，无所不包，我觉得简直难以置信。在第一学期，我选择了数学、物理学、创意写作、日本历史与文化，以及一本关于犹太史的研究生课程。我之所以选择日本历史与文化，是因为我对亚洲充满了好奇心，但知之甚少。之所以选择犹太史课程，是希望它为我提供一个看待犹太民族遗产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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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韦尔德宿舍楼的室友包括一位足球运动员、一位越战老兵和一位数学奇才。我们都有一点紧张，不知道自己将来的学习成绩会怎么样，也不知道自己能否适应未来的生活。我和几位新朋友喜欢在校园里面逛逛，希望能在新生里面看到漂亮的女孩子。[1]我逐渐了解了坎布里奇这个地方。书店里面的书多得我无法想象，每次过去，都要在里面看上几个小时。我有时去咖啡馆，那里有一些民俗歌手的表演，有时去电影院看亨弗莱·鲍嘉和劳伦·白考尔主演的电影，有时也会打桥牌，一直打到很晚才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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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刚开始时，我很兴奋，但起初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基础有多差，尤其是与那些毕业于精英式私立高中（比如菲利普斯安多佛中学或菲利普斯埃克塞特中学）或顶级公立学校（如布朗士科学高中）的学生相比，更是相形见绌。我的背景知识，尤其是数学与物理方面的背景知识，与同学们相去甚远，而且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学。我第一次物理期中考试的成绩出来时，无异于给我当头棒喝。我课堂上认真听讲，但下课后却没有下很大功夫。我心想，不会有问题的。考试上午9点钟开始，我早上起得早，大约7点半就起来了，这样在开始考试之前还能抱着书再突击式复习45分钟，这比我在高中时期的备考时间长多了。当然，我没及格。其他几门成绩好一些，但也算不上出类拔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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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的奇特校历救了我。秋季课程在圣诞节前结束，但是期末考试直到1月中旬才开始。假期和考试之间的几周，被称为“复习迎考期”。在此期间，学生将完成学期论文，并为期末考试做准备。当假期开始之际，我收拾好课本，坐上一辆公共汽车，准备回狄龙镇。我的心情可谓是既担心，又沮丧。回到家之后，睡觉、吃饭和复习就是我的全部生活，再回到哈佛，也继续努力复习备考。最后，我在物理期末考试中拿到了B，与之前期中考试的成绩相比，提高了很多，我深受鼓舞。日本历史与文化的期末考试成绩也是B，其他课程都是A。我下定决心再接再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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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竭力说服我上哈佛大学的肯·曼宁经常来看我，请我出去吃饭，询问我的近期状况。我读大一的时候，他已经拿到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开始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了。他跟位于郊区地带的布鲁克莱恩镇上一个犹太家庭关系很近，曾经邀请我过去参加救赎日的活动，但我对那些活动的兴趣没有他强烈。我的民族遗产是值得骄傲的，但我不想做一个传统的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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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上大一那年，哈佛大学仍然是抗议越战的中心。1969年，也就是我到达哈佛的两年前，一个名为“民主社会学生会”的政治组织占领了“大学楼”（University Hall）。这是哈佛校园中历史最悠久的建筑之一。最后，拿着警棍和催泪瓦斯的警察结束了那次抗议。1971年，我到哈佛时，抗议还在继续。有一次，抗议者在哈佛园内连续数天24小时不间断地击鼓。当时，作为一个来自小镇的17岁青年，我的政治意识并不强烈，甚至有点幼稚。我用一种超脱的视角看待反战抗议，认为这是我的教育的一部分。然而，到1972年2月，也就是我大一那个学年将要结束之际，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我抽签的结果（第335号）表明我不大可能被征召入伍。事实上，抽签结果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1973年越南战争就结束了，抽签征兵模式也随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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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结束后的那个暑假里，我回到了狄龙镇的家里，到“边境之南”找了份服务员的兼职。“边境之南”最初只是一个啤酒摊的名字，这个啤酒摊是狄龙县一个名叫艾伦·谢弗的犹太人于1949年创建的。当时，与狄龙县毗邻的北卡罗来纳州颁布了禁酒令。他就是利用了这个事实才萌生了卖酒的想法。在数十年间，“边境之南”逐渐发展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商业服务区，面积达数平方英里，包括汽车旅馆、露营地、墨西哥阔边帽形状的饭店、游乐园、爬行动物室内展览区以及销售烟花、沙滩用品和纪念品的商店。它的广告牌，往北延伸到费城，往南延伸到佛罗里达州代托纳海滩，以吸引那些冬季迁徙到南方的候鸟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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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边境之南”这个景点在以农业为主的南卡罗来纳州似乎与周围环境有些格格不入，但它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数以百计的工作机会。很少有当地人会在那里吃饭，因为价格太贵了。在那里做服务员虽然比在工地上干活儿轻松多了，但也是个苦差事。由于有小费，我比之前在工地上挣的多了许多。这份兼职有利于改变我的害羞性格，因为如果你想多得小费，就不得不与人们多聊上几句。我发现较之于北方人（我们称之为“扬基人”），南方人显得更为友好，但北方人给小费比较多。我在那里总共工作了两个暑假，来回都是开我外祖父那辆1964款的“普利茅斯猛士”。工作时，我身上会披上一件具有墨西哥风情的披肩。我的同事们有学生，有利用暑假挣点外快的当地老师，也有一些“老兵”，这些人一般都是中年女性，成年累月地在那里做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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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狄龙镇的种族关系仍然处于紧张状态，但“边境之南”的餐馆一般不存在种族隔离现象，在很早之前，各个种族就能享受那里的服务。有一次，在将近10个小时的轮班快要结束时，在门外迎宾的女老板迎进了一对黑人夫妇，让他们坐在一个餐饮区里，但显然她没有意识到那个餐饮区的女服务员已经下班回家了。我本来应该为他们提供服务，但由于时间太晚了，我也想回家，便忽视了他们。他们在那里等了将近20分钟，最后那个黑人男性把菜单甩在了桌子上，他们便起身离去了。他们之前肯定也在其他地方受到过种族歧视，被拒绝提供服务，所以，他们那次肯定也会这么认为。其实，那一次没有得到服务与他们的种族并没有关系，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时至今日，我每次想起那件事就充满了很大的愧疚感，我希望能当面向他们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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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结束后，我回到了学校，开始读大二，并搬到温思罗普宿舍楼，一直住到了大四结束。虽然我暑假挣了点钱，但手头仍然紧张。我和一位室友为了多挣点钱，就在宿舍楼下的地下室开了个小店，做汉堡和奶昔。店里面有一台黑白电视机，通常会播放棕熊队或凯尔特人队的比赛。当时的波士顿和现在一样，体育运动也很风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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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比·奥尔效力于棕熊队，戴维·考恩斯和约翰·哈夫利切克效力于凯尔特人队，卡尔·雅泽姆斯基效力于红袜队。我们尽可能经常地去看比赛。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是红袜队的铁杆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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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进入大学时，曾经想过主修数学，但很快便明白我既没有天赋，也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很难与哈佛大学数学方面最优秀的学生相匹敌。事实上，我的问题是我对一切都感兴趣。我记得，我曾经先后考虑过把数学、物理学和历史学作为自己的主修专业，而且我也很喜欢我在大一那年选择的创新写作课程以及大二那年选择的莎士比亚研究课程，所以，曾经考虑过做一名英语专业的学生，但这种想法持续时间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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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二那个学年的秋季，我最终决定主修经济学专业，选择了代码为“Ec 10”[2]的“经济学导论”课程。授课教授为著名的保守派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费尔德斯坦授课的地点往往都是能够容纳数百名学生的大礼堂。事实上，很多教学工作是“小组制”的，每个小班都是由高年级的本科生、研究生或青年教师担任“组长”。我的“组长”是李·琼斯。他现在是波士顿大学的教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很感兴趣。他帮助我认识到了经济学是一个很挑战智力的学科，可能改善数百万人的生活。我比较喜欢的一点是，在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中，我可以同时追求对数学和历史的兴趣。在大二学年的春季，我最终将经济学申报为了主修专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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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佛大学的前两年内，我只修了“经济学导论”这一门与经济学相关的课程。于是，我决定奋起直追。在大三那年的秋季，我注册了四门经济学类课程。其中一门是“计量经济学与统计分析”，是由资深教授戴尔·乔根森执教的。他后来成为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他很有智慧，性情沉稳，讲话语速快，但很清楚。他对我很好，大三和大四那两个暑假里，他雇我做他的研究助理。他还慷慨地为我提供了职业发展建议。在他的指导下，我学会了如何用计算机程序与穿孔卡片建立经济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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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乔根森的工作重点是研究能源经济学。这是20世纪70年代一个特别重要的课题，因为当时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造成了美国经济的通货膨胀与衰退。我在他指导下所做的研究工作，为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奠定了基础。我那份论文探索的内容是政府的能源政策对整体经济运行情况的影响。我以本科阶段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与乔根森合作完成了我平生第一份公开发表的文章。我们分析了实施天然气价格上限政策的影响，得出的结论认为，这些政策抑制了新的供应，阻碍了天然气开发，以至于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乔根森被邀请向国会做证，他带着我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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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毕业论文被评为哈佛大学1975年最优秀的经济学学士论文。虽然我大一那年过得马马虎虎，但毕业之际，却取得了经济学专业最优等的成绩，成为美国大学优等生联谊会的一员。我还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奖学金，这意味着无论我去哪儿读研究生，国家科学基金会都将支付我研究生前三年的学费和费用。我的目光盯上了麻省理工学院，那里的经济学博士课程被普遍视为世界上最好的。但我担心如果我放弃哈佛大学，而选择麻省理工学院，乔根森可能会不高兴，但他说：“你需要去最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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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的距离虽然只有一英里左右，也就是一个地铁站的距离，但这两所学校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我认为，哈佛大学陶醉在其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之中，而麻省理工学院却没有这种情绪。那里的文化和课程以理科和工科为主，学生们几乎没有时间去修“软学科”[4]。（后来，我作为一个研究生助教，辅导麻省理工学院的几位本科生学习一门数学理论应用非常多的经济学课程。我问他们为什么选修这样一门课，他们告诉我说这门课符合麻省理工学院对于本科生人文素质的要求。）有一个笑话很好地说明了这两所学校的差异：大概在这两所学校中间的位置有一个颇受欢迎的百货商店。店前的广告牌上写着“5罐汤1美元”。一个学生走了进来，问道：“10罐多少钱？”店员回答：“你是来自哈佛不会算账，还是来自麻省理工而读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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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课程的授课地点在斯隆商学院，位于校园最东边，在肯德尔广场和查尔斯河之间。今天的肯德尔广场遍布科技公司、高档公寓和各种饭店，但我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的时候，那里还是一片低矮的仓库和其他没有任何特色可言的建筑物，唯一能引起食欲的地方就是饭店，但那里的晚饭总是给人一种油腻感。即便如此，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仍然蜂拥而至，到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经济学类研究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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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以工科为主的大学里面却存在一个顶尖的经济学科，的确有点令人意外。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类学科的发展史上，1940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年份。当时，年轻的保罗·萨缪尔森同意离开哈佛大学，来到了麻省理工学院。他后来荣膺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撰写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教材。他在研究生阶段，为了将复杂高端的数学方法应用于经济学领域，做了大量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哈佛大学那些“保守派”经济学家们不愿意接受萨缪尔森的数学方法（反犹太主义思潮的残余也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在他之后，到了1949年，另外一位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也来到了麻省理工。他就是经济增长理论的集大成者——罗伯特·索洛。那个时期，数学和统计方法在经济学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广的应用，麻省理工学院就为这种量化分析方法的蓬勃发展提供了一方完美的沃土。当我1975年到达那里的时候，数学分析法已经根深蒂固了，但在经济学领域却因凯恩斯学派与新古典学派之间的论战而陷入了新一轮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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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缪尔森和索洛信奉凯恩斯学派。这一派的理论基础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凯恩斯在探索如何“治愈”大萧条的过程中，对经济繁荣和萧条提出了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解释。他的作品在措辞上往往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以至于经济思想史学家们到今天仍然在辩论“凯恩斯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但是，至少根据那些最有影响力的追随者的解读，凯恩斯学派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工资和一些价格具有“黏性”，也就是说，它们不能足够迅速地调整，以确保充分就业和资本存量[5]（工厂与设备等）的充分利用。在凯恩斯主义理论中，需求如果发生出人意料的减少，比如企业对新设备的投资减少或者政府支出减少，都会导致失业加剧，因为随着销售额的减少，企业会缩小生产规模，并解雇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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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就像大萧条时期那样，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如果政府及时采取措施，则能够改善这种局面。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财政刺激（减税或增加财政支出）和货币刺激（降低利率）有利于促进市场恢复对商品和服务的正常需求，因此，要确保劳动力充分就业和确保资本存量得到充分利用，就应该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积极应对经济衰退和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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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缪尔森、索洛和其他著名经济学家的积极倡导下，凯恩斯学派在20世纪50—60年代赢得了众多追随者。肯尼迪总统在提出一项重大减税方案时，就是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给出了解释，后来，他提出的减税方案在林登·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1964年）通过。人们普遍认为，这项减税方案推动了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繁荣。1971年，尼克松总统公开表示：“我现在是一位凯恩斯经济学的支持者。”然而，当我开始读研究生的时候，凯恩斯主义的名声已经开始有些陨落了，至少在学术界一些人之间是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凯恩斯主义在学术界的人气下降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表现不佳，尤其是通货膨胀率的急剧上升，这可以归咎于过多的美国政府支出（目的是为了打越南战争和落实约翰逊总统提出的“伟大社会”计划）以及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利率太低，且维持时间过长）。许多经济学家也质疑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比如，为什么凯恩斯模型认为工资和物价是黏性的，而不是根据供求压力自发调整的？当时的凯恩斯模型没有给出什么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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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的不满情绪，一群经济学家便开创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明尼苏达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他们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奖，促进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从本质上讲，卢卡斯和他的同事们以现代化的、数学的形式再现了亚当·斯密提出的“无形的手”的古典视角。斯密认为，市场具有自发调节性，虽然每一位买家和卖家的行为纯粹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但市场就像一只无形的手，调节着他们的行为，从而达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结果。他们摒弃了凯恩斯学派的黏性工资和黏性物价理论，而是假定市场总是自发地趋于供需均衡状态，只不过有可能在短期内偏离这种状态。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经济衰退并不像凯恩斯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反映出资源的严重浪费，相反，经济衰退时期表明人们自愿减少工作时间，或者表明经济生产力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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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凯恩斯主义相反，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政府没必要干预经济，而且对政府干预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特别是，如果工资和价格迅速调整，消除了市场失衡现象，那么货币政策最多只是对产出与就业产生短期影响。相应地，信奉新古典学派的人相信货币政策除了使通胀率降低并保持稳定之外，并不会系统性地改善经济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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