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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边境之南”这个景点在以农业为主的南卡罗来纳州似乎与周围环境有些格格不入，但它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数以百计的工作机会。很少有当地人会在那里吃饭，因为价格太贵了。在那里做服务员虽然比在工地上干活儿轻松多了，但也是个苦差事。由于有小费，我比之前在工地上挣的多了许多。这份兼职有利于改变我的害羞性格，因为如果你想多得小费，就不得不与人们多聊上几句。我发现较之于北方人（我们称之为“扬基人”），南方人显得更为友好，但北方人给小费比较多。我在那里总共工作了两个暑假，来回都是开我外祖父那辆1964款的“普利茅斯猛士”。工作时，我身上会披上一件具有墨西哥风情的披肩。我的同事们有学生，有利用暑假挣点外快的当地老师，也有一些“老兵”，这些人一般都是中年女性，成年累月地在那里做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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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狄龙镇的种族关系仍然处于紧张状态，但“边境之南”的餐馆一般不存在种族隔离现象，在很早之前，各个种族就能享受那里的服务。有一次，在将近10个小时的轮班快要结束时，在门外迎宾的女老板迎进了一对黑人夫妇，让他们坐在一个餐饮区里，但显然她没有意识到那个餐饮区的女服务员已经下班回家了。我本来应该为他们提供服务，但由于时间太晚了，我也想回家，便忽视了他们。他们在那里等了将近20分钟，最后那个黑人男性把菜单甩在了桌子上，他们便起身离去了。他们之前肯定也在其他地方受到过种族歧视，被拒绝提供服务，所以，他们那次肯定也会这么认为。其实，那一次没有得到服务与他们的种族并没有关系，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时至今日，我每次想起那件事就充满了很大的愧疚感，我希望能当面向他们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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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结束后，我回到了学校，开始读大二，并搬到温思罗普宿舍楼，一直住到了大四结束。虽然我暑假挣了点钱，但手头仍然紧张。我和一位室友为了多挣点钱，就在宿舍楼下的地下室开了个小店，做汉堡和奶昔。店里面有一台黑白电视机，通常会播放棕熊队或凯尔特人队的比赛。当时的波士顿和现在一样，体育运动也很风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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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比·奥尔效力于棕熊队，戴维·考恩斯和约翰·哈夫利切克效力于凯尔特人队，卡尔·雅泽姆斯基效力于红袜队。我们尽可能经常地去看比赛。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是红袜队的铁杆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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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进入大学时，曾经想过主修数学，但很快便明白我既没有天赋，也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很难与哈佛大学数学方面最优秀的学生相匹敌。事实上，我的问题是我对一切都感兴趣。我记得，我曾经先后考虑过把数学、物理学和历史学作为自己的主修专业，而且我也很喜欢我在大一那年选择的创新写作课程以及大二那年选择的莎士比亚研究课程，所以，曾经考虑过做一名英语专业的学生，但这种想法持续时间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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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二那个学年的秋季，我最终决定主修经济学专业，选择了代码为“Ec 10”[2]的“经济学导论”课程。授课教授为著名的保守派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费尔德斯坦授课的地点往往都是能够容纳数百名学生的大礼堂。事实上，很多教学工作是“小组制”的，每个小班都是由高年级的本科生、研究生或青年教师担任“组长”。我的“组长”是李·琼斯。他现在是波士顿大学的教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很感兴趣。他帮助我认识到了经济学是一个很挑战智力的学科，可能改善数百万人的生活。我比较喜欢的一点是，在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中，我可以同时追求对数学和历史的兴趣。在大二学年的春季，我最终将经济学申报为了主修专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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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佛大学的前两年内，我只修了“经济学导论”这一门与经济学相关的课程。于是，我决定奋起直追。在大三那年的秋季，我注册了四门经济学类课程。其中一门是“计量经济学与统计分析”，是由资深教授戴尔·乔根森执教的。他后来成为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他很有智慧，性情沉稳，讲话语速快，但很清楚。他对我很好，大三和大四那两个暑假里，他雇我做他的研究助理。他还慷慨地为我提供了职业发展建议。在他的指导下，我学会了如何用计算机程序与穿孔卡片建立经济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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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乔根森的工作重点是研究能源经济学。这是20世纪70年代一个特别重要的课题，因为当时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造成了美国经济的通货膨胀与衰退。我在他指导下所做的研究工作，为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奠定了基础。我那份论文探索的内容是政府的能源政策对整体经济运行情况的影响。我以本科阶段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与乔根森合作完成了我平生第一份公开发表的文章。我们分析了实施天然气价格上限政策的影响，得出的结论认为，这些政策抑制了新的供应，阻碍了天然气开发，以至于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乔根森被邀请向国会做证，他带着我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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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毕业论文被评为哈佛大学1975年最优秀的经济学学士论文。虽然我大一那年过得马马虎虎，但毕业之际，却取得了经济学专业最优等的成绩，成为美国大学优等生联谊会的一员。我还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奖学金，这意味着无论我去哪儿读研究生，国家科学基金会都将支付我研究生前三年的学费和费用。我的目光盯上了麻省理工学院，那里的经济学博士课程被普遍视为世界上最好的。但我担心如果我放弃哈佛大学，而选择麻省理工学院，乔根森可能会不高兴，但他说：“你需要去最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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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的距离虽然只有一英里左右，也就是一个地铁站的距离，但这两所学校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我认为，哈佛大学陶醉在其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之中，而麻省理工学院却没有这种情绪。那里的文化和课程以理科和工科为主，学生们几乎没有时间去修“软学科”[4]。（后来，我作为一个研究生助教，辅导麻省理工学院的几位本科生学习一门数学理论应用非常多的经济学课程。我问他们为什么选修这样一门课，他们告诉我说这门课符合麻省理工学院对于本科生人文素质的要求。）有一个笑话很好地说明了这两所学校的差异：大概在这两所学校中间的位置有一个颇受欢迎的百货商店。店前的广告牌上写着“5罐汤1美元”。一个学生走了进来，问道：“10罐多少钱？”店员回答：“你是来自哈佛不会算账，还是来自麻省理工而读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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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课程的授课地点在斯隆商学院，位于校园最东边，在肯德尔广场和查尔斯河之间。今天的肯德尔广场遍布科技公司、高档公寓和各种饭店，但我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的时候，那里还是一片低矮的仓库和其他没有任何特色可言的建筑物，唯一能引起食欲的地方就是饭店，但那里的晚饭总是给人一种油腻感。即便如此，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仍然蜂拥而至，到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经济学类研究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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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以工科为主的大学里面却存在一个顶尖的经济学科，的确有点令人意外。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类学科的发展史上，1940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年份。当时，年轻的保罗·萨缪尔森同意离开哈佛大学，来到了麻省理工学院。他后来荣膺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撰写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教材。他在研究生阶段，为了将复杂高端的数学方法应用于经济学领域，做了大量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哈佛大学那些“保守派”经济学家们不愿意接受萨缪尔森的数学方法（反犹太主义思潮的残余也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在他之后，到了1949年，另外一位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也来到了麻省理工。他就是经济增长理论的集大成者——罗伯特·索洛。那个时期，数学和统计方法在经济学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广的应用，麻省理工学院就为这种量化分析方法的蓬勃发展提供了一方完美的沃土。当我1975年到达那里的时候，数学分析法已经根深蒂固了，但在经济学领域却因凯恩斯学派与新古典学派之间的论战而陷入了新一轮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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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缪尔森和索洛信奉凯恩斯学派。这一派的理论基础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凯恩斯在探索如何“治愈”大萧条的过程中，对经济繁荣和萧条提出了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解释。他的作品在措辞上往往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以至于经济思想史学家们到今天仍然在辩论“凯恩斯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但是，至少根据那些最有影响力的追随者的解读，凯恩斯学派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工资和一些价格具有“黏性”，也就是说，它们不能足够迅速地调整，以确保充分就业和资本存量[5]（工厂与设备等）的充分利用。在凯恩斯主义理论中，需求如果发生出人意料的减少，比如企业对新设备的投资减少或者政府支出减少，都会导致失业加剧，因为随着销售额的减少，企业会缩小生产规模，并解雇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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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就像大萧条时期那样，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如果政府及时采取措施，则能够改善这种局面。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财政刺激（减税或增加财政支出）和货币刺激（降低利率）有利于促进市场恢复对商品和服务的正常需求，因此，要确保劳动力充分就业和确保资本存量得到充分利用，就应该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积极应对经济衰退和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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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缪尔森、索洛和其他著名经济学家的积极倡导下，凯恩斯学派在20世纪50—60年代赢得了众多追随者。肯尼迪总统在提出一项重大减税方案时，就是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给出了解释，后来，他提出的减税方案在林登·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1964年）通过。人们普遍认为，这项减税方案推动了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繁荣。1971年，尼克松总统公开表示：“我现在是一位凯恩斯经济学的支持者。”然而，当我开始读研究生的时候，凯恩斯主义的名声已经开始有些陨落了，至少在学术界一些人之间是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凯恩斯主义在学术界的人气下降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表现不佳，尤其是通货膨胀率的急剧上升，这可以归咎于过多的美国政府支出（目的是为了打越南战争和落实约翰逊总统提出的“伟大社会”计划）以及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利率太低，且维持时间过长）。许多经济学家也质疑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比如，为什么凯恩斯模型认为工资和物价是黏性的，而不是根据供求压力自发调整的？当时的凯恩斯模型没有给出什么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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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的不满情绪，一群经济学家便开创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明尼苏达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他们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奖，促进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从本质上讲，卢卡斯和他的同事们以现代化的、数学的形式再现了亚当·斯密提出的“无形的手”的古典视角。斯密认为，市场具有自发调节性，虽然每一位买家和卖家的行为纯粹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但市场就像一只无形的手，调节着他们的行为，从而达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结果。他们摒弃了凯恩斯学派的黏性工资和黏性物价理论，而是假定市场总是自发地趋于供需均衡状态，只不过有可能在短期内偏离这种状态。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经济衰退并不像凯恩斯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反映出资源的严重浪费，相反，经济衰退时期表明人们自愿减少工作时间，或者表明经济生产力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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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凯恩斯主义相反，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政府没必要干预经济，而且对政府干预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特别是，如果工资和价格迅速调整，消除了市场失衡现象，那么货币政策最多只是对产出与就业产生短期影响。相应地，信奉新古典学派的人相信货币政策除了使通胀率降低并保持稳定之外，并不会系统性地改善经济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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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具有重要影响，部分原因是它在研究方法上的诸多创新。我在研究生院期间，一些最有趣的研究就是以这些方法为基础的。然而，许多经济学家虽然认为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存在一些缺陷，却不乐意接受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结论，尤其是不乐意接受“货币政策只能对就业或产出产生短暂的影响”的结论。这种结论在20世纪80年代似乎更不可信。当时，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把利率上调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以期给经济降温，从而降低通胀率。沃尔克的政策虽然征服了通货膨胀，却产生了深刻而持续的衰退，这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直接相悖，因为按照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说法，这种现象是不应该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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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研究人员致力于结合新古典学派的见解以及较为先进的分析法，对古典的凯恩斯主义进行“现代化改造”。麻省理工学院就有这样一批人，其中包括一位名叫斯坦利·费希尔的年轻教授。他出生于北罗德西亚，也就是现在的赞比亚。费希尔等人融合了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的思想之后，催生了所谓的“新凯恩斯主义”，深刻地影响了今天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的思想。至关重要的是，新凯恩斯主义者使用新的模型和分析法，重新论证了工资和物价具有黏性，并且可能导致市场供求关系陷入长期的失衡状态，因此，他们又回到了凯恩斯主义学派原来提出的“经济衰退是一种浪费”的观点，并且认为财政与货币政策有助于保持经济接近于充分就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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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经济学领域的一位研究生和初步了解这些论战的新人，我对凯恩斯主义的态度是既不热情地支持，也不坚决地反对。我想看看我自己的学术研究之路会把我带向哪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相信融合了新古典学派以及其他经济学派之思想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为现实决策提供了最好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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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麻省理工学院期间，第一学年快要结束之际，斯坦利·费希尔的建议对我未来的学习产生的影响最大。在第一年里，我跟着他学习宏观经济学和货币政策，课程结束后，我找到他，和他探讨一下集中研究这些领域的可能性。他为我提出一些建议，告诉我要读哪些书，其中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安娜·施瓦茨在1963年合著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他告诉我，这本大部头的书要么让我激动不已，要么让我昏昏欲睡，根据自己读这本书的反应，就能准确地知道自己喜欢研究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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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这本书引人入胜。我在研究生院的第一年主要学的是数学分析法，因此，弗里德曼和施瓦茨重点描述的历史分析法给我别开生面的感觉。他们回顾了美国近一个世纪的经济史，以便理解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他们提供的历史记录，美联储在三个历史时期采取的紧缩型货币政策（一次在1929年股灾前，其他两次在大萧条早期）加剧了大萧条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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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研究生院期间，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的反复波动不断地激发着我的研究兴趣。我的博士论文重点研究的对象就是不确定性及其对投资和就业的影响。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是斯坦利·费希尔，论文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是罗伯特·索洛。我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分析了能源进口型经济体（类似于美国）在与能源卡特尔（类似于石油输出国家组织）打交道期间可能遭遇的问题。我的结论表明，非同寻常的不确定性（比如关于石油价格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或关于决策者如何应对这些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或将对石油公司产生强大的阻碍作用，阻碍它们进行新的投资或增加工人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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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里，我的生活还发生了另外一个重大的改变。1977年10月，也就是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三年刚刚开始之际，我遇到了安娜·弗里德曼。她当时是一个大四的学生，在韦尔斯利学院主修化学，辅修西班牙语。韦尔斯利学院在麻省理工学院西面，距离14英里。我在哈佛大学的一位室友迈克·史密斯为我和安娜安排了初次约会。后来，迈克成了我的伴郎。迈克当时正和安娜的一位朋友妮科尔·阿罗尼约会，妮科尔让他撮合我与安娜。约会那天，妮科尔与安娜在韦尔斯利学院为我和迈克煮了意大利面作为晚餐，然后我们一起打乒乓球。安娜后来回忆道：“妮科尔觉得我很书生气，本也很书生气，所以她就觉得我们应该见个面。”事实上，安娜具有热情、外向的性格，我则腼腆内向，这有助于我们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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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和我拥有相似的家庭背景，都是东欧犹太人的后代，但成长环境差别非常大。她的父母奥托·弗里德曼和莲卡·弗里德曼是大屠杀的幸存者。1943年，结婚不久的他们生活在南斯拉夫一个名叫斯普利特的地方，即现在克罗地亚的亚得里亚海的海岸地带。德国占领南斯拉夫后，建立了一个亲纳粹的傀儡政权，奥托的父母、弟弟、莲卡以及莲卡的母亲便一直计划着逃离出去。一天半夜时分，有人撞他们家的前门。那是德国人和他们的克罗地亚同伙在围捕犹太人。他们便从后门仓皇逃走，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一无所有。在塞尔维亚游击队员的协助下，他们一路往北奔逃，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奥托的父母、弟弟和莲卡的母亲没有成功出逃，他们死于克罗地亚的法西斯政权设立的亚塞诺瓦茨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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