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437992
当我在斯坦福大学的第六个年头到来之际，我开始思考我的职业选择。青年教师在一所大学待到6年之后，要么被授予终身教职，要么就会选择离开。斯坦福大学的管理者之前已经向我透露过口风，说我的前途一片光明。后来，普林斯顿大学教务长、经济学家乌戈·索南夏因在访问斯坦福大学期间，敦促我考虑加入他们。普林斯顿大学知名度最高的经济学家艾伦·布林德也给我打来电话相邀。在斯坦福大学，我在1983年从助理教授晋升为副教授，当时还没有获得终身教职。而此刻，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都为31岁的我提供了正教授的教职。
1703437993
1703437994
从专业角度来讲，这两个地方我都喜欢，但安娜更喜欢普林斯顿。6年前，我们都渴望改变，于是我们离开了坎布里奇镇和韦尔斯利学院，来到了加州生活。1982年12月，我们的儿子乔尔就出生在加州。安娜认为普林斯顿那种绿树成荫的环境更有利于家庭生活。我觉得这个选择也不错。
1703437995
1703437996
因此，在1985年，我们横跨美国大陆，搬到了新泽西州的罗基希尔。那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村子，人口约700人，与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相距4英里。我们买了一栋两层高的、具有殖民地风格的房子，而且有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栽着一棵苹果树和一棵无花果树，封闭式门廊外面还栽着一株大大的杜鹃花树。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感觉怡然自得。那个村子里的家庭似乎都有孩子。他们在一个个院子之间来回散步。1986年6月，我们的女儿阿莉莎出生在那里。戴维·罗默和他的妻子克里斯蒂娜刚刚加入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住的地方与我们有一个街区的距离，当时克里斯蒂娜正怀着宝宝。
1703437997
1703437998
在洛基希尔居住了6年之后，我们搬到了蒙哥马利镇一栋更大的房子里面。那儿距离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大约有8英里。我们并不孤单。很多有孩子的家庭都纷纷涌向那个镇子。那个镇子原本是一片农场，但变化非常迅速，很快成了纽约的远郊，聚集了很多富人家庭。随着报名入学的孩子越来越多，这个镇子的学校（也服务于洛基希尔的孩子们）很快就难以承受了。我和安娜都属于教育工作者（当时她在普林斯顿走读学校教西班牙语），我们都坚定地认为每一个孩子都应该得到高质量的教育。我们自己的孩子上的是公立学校。安娜跟当地的家长们接触得比较多，她说服我竞选当地的教育委员会。她后来对别人说是她让我参选的。
1703437999
1703438000
我当选了，而且当选了两次，连续服务了6年。在当地，像我们这样新搬来的居民总是想要更多更好的学校，而那些长期生活在当地的“土著”居民则不这么想，他们担心教育成本会上涨。这两类群体之间永远存在着矛盾。这也令我那6年备感煎熬。我不止一次地观察到，这两类人最关心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孩子的福利，一件是能否减少纳税。但这两种想法是冲突的。2000年，也就是我在当地教育委员会的最后一年，我投出了打破平局的一票，希望选民们批准学区发行债券，并增加不动产税，以便筹措兴建新学校所需的费用。5年后，一所新学校终于投入了运营，但那时，我和安娜已经搬到了华盛顿，乔尔和阿莉莎都已经在上大学了。
1703438001
1703438002
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期间，在新同事和新经济思想的影响下，我的研究兴趣经历了持续不断的演变。我开始更多地关注货币政策，包括货币政策的运作机制、如何评估货币政策是紧缩还是宽松，以及如何评估货币政策变动对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得益于这些研究，我在波士顿、费城和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以及华盛顿的美联储理事会担任顾问和访问学者，先后多次拜访这些机构。我还利用休假时间在麻省理工学院访问了一年，在纽约大学访问了一个学期。时常与我合作写文章、写书的马克·格特勒现在就在纽约大学教学。
1703438003
1703438004
我对世界各国央行采用的知识架构特别感兴趣。它们利用这些知识架构制定货币政策，并向市场和公众传达自己的决策与意图。1992年，我与弗雷德里克·米什金共同完成了针对六国央行政策框架的案例研究，为我研究央行的知识架构奠定了基础。我和米什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院读博士期间，曾经有过合作经历，发现我们拥有相似的兴趣，比如，我们都对研究金融危机和大萧条非常感兴趣。米什金性格有些傲慢，经常十分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有时离谱得可笑。相比之下，马克·格特勒则比较冷静和低调。
1703438005
1703438006
1992年，我与米什金合写论文的时候，“通胀目标制”这个前景十分光明的货币政策架构还是一个新理念。简单地讲，“通胀目标制”是指中央银行直接对外宣布将在未来某个时间范围之内（比如一年或两年内）实现某个水平的通货膨胀（比如2%），然后，在公众的监督下，运用相应的货币政策工具使通货膨胀的实际值和预测目标相吻合。
1703438007
1703438008
当然，央行不可能仅仅通过“对外宣布”就能将通胀率维持在稳定的低位。它必须拿出切实行动，即在必要的情况下调整货币政策（通常是提升或降低基准利率），以便在其宣称的时间范围内，实现对外宣称的通胀目标。如果央行做不到它对外宣称的事情，那么宣布一个官方目标也不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然而，宣布一个通胀目标会给政策制定者们“灌输”纪律和责任，因为这会迫使他们实现预定目标，或者如果预定目标没有实现，也会迫使他们对公众解释一下为什么没有实现。对于大多数央行而言，通胀目标制的一个关键元素就是频繁地与公众沟通。这些沟通既可以是前瞻性的，告诉公众央行的目标是什么以及计划采取哪些措施来实现目标，同时也可以是回顾性的，告诉公众央行过去的表现如何。这样，通过与公众的沟通，一方面有利于增强公众对货币政策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公众评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新西兰央行就是实施通胀目标制的先驱——早在1990年就开始实施了。加拿大央行在1991年开始实施。之后，英国、瑞典、澳大利亚、智利、以色列等国家的央行纷纷开始效仿。最终，几十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都采用了这种方法。
1703438009
1703438010
后来，在1997年完成的一篇论文中，我和米什金回顾了较早采取通胀目标制的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是否也能够通过这种方法受益呢？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因为美联储一直非常珍视其灵活应对经济发展问题的“自由裁量权”，不愿受制于一个事先宣布的目标。正如这种方法的批评者指出的那样，在艾伦·格林斯潘和保罗·沃尔克这两位主席的任期内，美联储充分发挥了自由裁量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将通胀率从1980年13.5%的峰值降低到了20世纪90年代晚期的2%。
1703438011
1703438012
然而，我与米什金仍然认为通胀目标制将能够改善美国的货币政策。首先，设定一个永久的通胀目标有利于从制度上确保美联储继续沿用沃尔克和格林斯潘在20世纪80—90年代降低和稳定通胀率，并催生经济扩张的政策。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同样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伴随着通胀目标制，政策透明度将有所提高，塑造市场对于利率的预期，帮助美联储更好地实现既定目标。相比之下，不透明的政策将促使市场不停地做出不必要的猜测。
1703438013
1703438014
在其他论文中，我指出，通胀目标制既可以帮助那些通胀率居高不下的国家，也可以帮助那些存在相反情形的国家，即那些存在通缩问题的国家，比如日本。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一个“失去的10年”，最终，事实表明日本其实经历了两个“失去的10年”，经济增速长期低位徘徊，经济全面衰退。[8]这个国家面临着很多问题，包括劳动力老龄化、低生育率、限制移民、农业和服务业低效、银行深陷困境而难以自拔。日本曾经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现在却变成了世界上最低迷的发达经济体之一。在我看来，一个主要原因肯定是20世纪90年代初股市与房地产市场的崩溃以及接踵而至的通缩。
1703438015
1703438016
在1999年的一篇论文中，我就提出通胀目标制有助于促使日本银行（即日本的中央银行）更加迅速地对持续下降的通胀率做出反应，从而防止日本陷入通缩的泥潭，即便日本已经陷入了通缩的泥潭，通胀目标制也是它走出这个泥潭的一剂良方。当时，日本央行已经将短期利率降到了零，并承诺在“通货紧缩的忧虑消退”之前，将一直保持零利率的政策。
1703438017
1703438018
然而，由于当时日本的物价水平在不停地下跌，日本迫切需要采取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其决策者却一再宣称，因为利率不能低于零，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了。我不同意这种观点。首先，我建议日本央行不要继续含糊不清地承诺消除人们对通缩的忧虑，而是应该设定明确的通胀目标，从而扭转公众的通胀预期。[9]其次，我注意到，即使在短期利率接近于零的情况下，日本也可以运用其他工具来刺激经济，比如购买大量的金融资产，这也是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建议。
1703438019
1703438020
我想我对日本经济形势的“诊断”是正确的。日本经济的发展态势果真与我之前设想的情形是一致的。事实上，大概14年后，日本银行采纳了我的建议。然而，我讲话的语气有时比较严厉。2000年1月，在波士顿的一次会议上，我质问日本官员们是否罹患了“自我瘫痪”，指责他们为了逃避采取行动而把微小的制度障碍和技术障碍作为自己的挡箭牌，批评他们以“困惑的或缺乏一致性的”态度对待像我这样的学者提出的有用建议，最后指责他们不愿意大胆尝试。我有些武断地高声说道：“或许日本是时候拿出一些罗斯福式的决心了。”之后几年里，我自己也经历了政客、社论，甚至经济学界同行提出的猛烈批评，之后我发现，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希望能够收回当时对日本官员发表的那些尖刻言论。2011年，在回答一家日本报纸的记者提出的问题时，我坦白地说道：“我现在比10年前更加同情日本央行官员。”
1703438021
1703438022
1996年，我受邀出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主任。当时，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被普遍认为拥有全美最好的经济学系，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则紧随其后。我想让普林斯顿大学更上一层楼。雇用最优秀教员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但我们成功地从其他学校挖到了两个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一个是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的保罗·克鲁格曼，另一个是当时在耶鲁大学工作的克里斯托弗·西姆斯。
1703438023
1703438024
我担任经济系主任后不久负责的一个项目是为建设普林斯顿大学本德海姆金融研究中心（Bendheim Center for Finance）筹措资金。这是一个跨学科研究中心，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系与专注于统计数据和金融数学的工程学院联合举办的一个项目，以便用量化和数学方式开展金融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末，常春藤盟校的学生都渴望到华尔街工作。但是，与其他许多存在竞争关系的大学或科研机构不同的是，普林斯顿大学没有自己的商学院。我们只是通过本德海姆金融研究中心提供金融方面的本科毕业证书，以及人数较少但技术含量较高的金融学硕士学位。事实证明，我们提供的证书是非常受欢迎的。我们还逐步加强了金融相关领域内的教师实力。
1703438025
1703438026
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系主任，虽然会带来一些名誉，也能主导本系工作日程的设置，但事实上并没有多少实权。重要的事情都是取决于全系教师的共识，学校领导也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我后来开玩笑说，我负责的重大抉择就是在咖啡时间提供甜甜圈还是百吉饼。教师招聘和任期是争议最激烈的领域。教授们总是倾向于推荐与自己具有类似观点的同事或者能够帮助自己加强学科建设的同事。我很快发现，对于一群主见非常强、自我意识非常高的大学教师而言，通过行政指令化解争端很难奏效。我不得不跟他们一遍遍地商量，一遍遍地倾听和再倾听，通常，如果人们有机会表达自己内心的忧虑，即便最终结果对他们不利，他们依然会产生满足感。
1703438027
1703438028
当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主任的任期将要结束之际，我期待着摆脱纷繁复杂的行政事务，花更多的时间去追求自己的专业兴趣，并写点东西。当时，我刚刚获得了两个新的职位，这两个职位使我能够对货币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方向施加更大的影响力。2000年，我被任命为国家经济研究局货币经济学项目主任（一个非营利组织，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镇）。一年后，我被《美国经济评论》聘为主编。我已经开始写一本关于大萧条的书，我希望它能吸引广大读者。我当时已经写了120页，暂定的标题是“时代的错觉：政客和中央银行家如何制造了大萧条”。
1703438029
1703438030
2002年初的一天，我经济系办公室外面的电话响了起来。来电者是曾经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格伦·哈伯德，他当时正担任小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位行政助理问我：“您能接一下电话吗？”
1703438031
1703438032
[1]哈佛大学会为入学新生制作一本包含照片的“脸书”，正是这一传统的“脸书”，让30年后的哈佛大学学生马克·扎克伯格从中获得了灵感，创办了同名的社交网站。
1703438033
1703438034
[2]在哈佛大学，Ec 10是全校的公共基础课和经济类专业的必修课，每学期选修的人数往往超过500人，是最火爆的课程之一。为此，学生每十余人分为一个小组，由一名“组长”负责辅导和组织讨论。“组长”就是学校配备的大量助教，通常由修过此课的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或青年教师担任。——译者注
1703438035
1703438036
[3]在哈佛大学，大部分学生在第一学年的春季学期选择主修，但也可以在第二学年结束前选定主修。——译者注
1703438037
1703438038
[4]“软学科”（soft subject）是相对于“硬学科”（hard subject）而言的。所谓“软学科”属于兴趣及技能导向的学科，比如摄影类、媒体类、美术类、音乐类等学科，而所谓“硬学科”属于理论性较强、需要付出更多努力的学科，比如化学类、经济类、工程类等学科。——译者注
1703438039
1703438040
[5]资本存量是指企业现存的全部资本资源，是已投入企业的各类资本的总和。——译者注
1703438041
[
上一页 ]
[ :1.70343799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