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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诚恳地欢迎我的到来，他跟我说他听到了我的一些好消息。他认真地问了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显然是由他的经济顾问准备的。我记得他问我如果通胀率升高，我将如何应对，我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学术上的事情聊完之后，总统自己放松了下来，问了问我自己的情况，包括我的背景和家人。最后，他问我是否有从政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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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噢，总统先生，我只是在新泽西州蒙哥马利镇教育委员会服务过两个任期，那些经历在这个办公室里就不值一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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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说道：“就算在这间办公室里，也值得好好提提啊。服务于教育委员会往往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但你的服务非常重要。”跟总统的交流结束后，我又见了见其他人，包括总统的朋友、顾问克莱·约翰逊以及白宫办公室副主任乔希·博尔滕。几天后，我从格伦那里听说总统对我的表现感到满意，并打算等必要的初步程序走完之后就提名我。如果得到提名，我就同意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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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初步程序并不简单。背景调查持续了几个月，似乎有无穷无尽的文书工作，记录了我住过哪里、和谁交往过、在哪里工作过、到哪里旅行过以及大学毕业后的个人财务管理情况。白宫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面试过我一次，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面试过我两次。联邦调查局的人想知道我是否曾经阴谋颠覆美国政府。难道有人回答过“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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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审查完成之后，白宫方面于2002年5月8日公开宣布了小布什总统将提名我，之后，程序就转到了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该委员会有权审查美联储理事的提名人选。在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还没有确定下来具体日期时，美联储的工作人员为了让我做好充分准备，给我送来了厚厚的一摞资料。这些资料详细记录了美联储的职责和在各种问题上的立场，我花了好几个小时认真研读它们。美联储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不要在公开场合就政策问题发表评论，也不要对媒体讲话。我的提名是没有异议的，美联储的人帮我做这些准备工作，也是为了让我顺利获得参议院的批准。最后，在2002年7月30日，我来到了参议院出席听证会。那次听证会的持续时间还不到一个小时，我就获得了那个委员会的批准。第二天，也就是7月31日，我又获得了整个参议院的批准，而且是全票通过，没有异议。一切结束后，一个致力于倡导参议院加快确认过程的团体给我送来了一件T恤衫，上面印着一行字：“我从总统提名人选确认过程中幸存了下来。”（I survive the presidential appointee confirmation process.）事实上，我的确认过程一直是相当顺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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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和我一起获得参议院确认的还有唐纳德·科恩，也获得了美联储理事会的理事职位。他是美联储系统的一位“老兵”，为人随和，考虑问题非常周全，从不自高自大。他在密歇根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1970年，他加入了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开始了他在美联储系统的职业生涯。5年后，他来到了华盛顿，加入了美联储理事会。多年来，科恩凭借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往上升，逐渐成为美联储理事会货币事务部门的主管（这个职位就是为他而设的）和格林斯潘最重要的战略顾问。科恩和他的妻子吉尔都爱好健身运动。吉尔非常热衷于划船，科恩喜欢徒步旅行和骑自行车旅行。一些记者揣测说科恩将会充当格林斯潘的代理人，会在通胀目标制等问题上与我发生冲突（因为格林斯潘对通胀目标制持怀疑态度），但事实上，我和科恩在工作中密切配合，我非常相信他的判断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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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8月5日，我和科恩宣誓就职，仪式的主持人是格林斯潘主席。格林斯潘用抛硬币的方式决定我和科恩的宣誓顺序，结果我赢了，就先宣誓。虽然科恩已经在美联储系统工作了30多年，而我之前并没有在这个系统工作过，但在之后的官方场合，我的排名总是在他前面。随着我和科恩的到来，美联储理事会的7个席位终于凑齐了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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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任命得到参议院确认之后，开始逐渐认识了理事会其他几位成员。当时的美联储副主席是罗杰·弗格森，是比尔·克林顿总统提名的，是第三位效力于美联储理事会的非洲裔美国人。他成长于华盛顿一个工人阶层社区。他安静沉稳，虚怀若谷，没有架子，爱搞怪，有幽默感。他在哈佛大学拿到了经济学本科和博士学位以及法律博士学位。他在纽约一家名为戴维斯·波尔克的律师事务所工作期间遇到了他的妻子安妮特·纳萨雷特。他的妻子后来成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名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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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副主席的工作职责包括很大一部分行政事务，比如协助主席监督各地区的联邦储备银行。弗格森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还是一个慈祥的前辈，定期问问我是否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以确保我能够很好地适应新生活。弗格森的职业生涯中，一个关键的时刻就是2011年9月11日。当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时，他是唯一一位身在华盛顿的美联储理事会理事。在他的指示下，美联储发表一份声明，确认美联储正在“正常运转”，如果有需要，随时愿意充当“最后贷款人”。他和一组员工在美联储理事会会议室附近的一个房间里设立了电话银行，不知疲倦地维持金融系统中关键环节的运转。弗格森通过他办公室的窗户就能看到冒烟的五角大楼。理事会的快速反应，保障了资金支付与证券转让的顺利进行，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美国经济体受到的冲击。这个故事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但它在金融体系的运作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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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位理事——苏珊·比斯和马克·奥尔森——在加入美联储之前都是银行家。他们二人与我一样，都是小布什总统任命的。1972年，苏珊从美国西北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加入美联储之前，她曾经在第一田纳西银行担任负责风险管理事务的执行副总裁。除了供职于这家区域性的银行之外，她的职业履历非常丰富，包括曾经在明尼苏达州的一家小银行担任首席执行官，曾经在国会服务过一段时间，还曾经做过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1986年，43岁的她当选了美国银行家协会主席。苏珊以她那热情、外向的方式欢迎我的到来，而马克则表现出了他那具有明尼苏达州特色的低调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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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成员爱德华·格拉姆利克身形瘦削，白发苍苍，曾经是密歇根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担任过该校杰拉德·福特公共政策学院的院长。他让我产生了一种轻松自在的感觉。1965年到1970年，他曾经以经济研究师的身份加入美联储，成为美联储的一员，后来1986年到1987年，他曾经担任过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代理主任。1997年，克林顿总统任命他为美联储理事会的理事。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他的学术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问题上。在美联储期间，他处理的任务有很多种，包括兼任美国航空运输稳定委员会的主席。美国国会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成立了这个贷款担保委员会，以帮助国内航空公司免遭破产厄运。他还带领美联储从事社区发展和消费者保护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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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科恩接受过众人的欢迎之后，在美联储理事会总部的埃克尔斯大楼中庭内又宣誓了一次。这座大楼的命名是为了纪念1934—1948年担任美联储主席的马里纳·埃克尔斯。从法律上来讲，这第二次宣誓是多余的，但对于我们的亲人和美联储工作人员而言，却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安娜、乔尔、阿莉莎以及我的父母都参加了。看到我那在小镇当药剂师的父亲紧蹙眉头地同大名鼎鼎的格林斯潘认真交谈，我觉得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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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国家，中央银行的领导者都被称作“央行行长”，但在承担中央银行职能的美联储，领导者却被称为“主席”，美联储理事会的成员被称为“理事”。（在罗斯福时代的改革之后，美联储的正式名称是“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所以，我现在可以自称为“伯南克理事”。曾经有一次，一家航空公司售票柜台的职员问我是哪个州的州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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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仪式和手续完成之后，我很快习惯了一个长途通勤者的工作和生活。我在华盛顿乔治敦附近租了一个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大部分周末，我都会开着我那辆1998款的金属蓝的克莱斯勒铂锐敞篷车返回普林斯顿附近的家，单程就有186英里。经过与格林斯潘主席和美联储理事会伦理道德督察员卡里·威廉斯进行了简短的讨论之后，至少暂时还保留着《美国经济评论》编委会成员的名号（无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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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日，我参加美联储理事会的内部会议和信息发布会，会见来访者，并且去各地出差，包括拜访各地区的联邦储备银行。我第一次出差是和苏珊·比斯一起去布朗斯维尔、得克萨斯以及达拉斯的联邦储备银行检查那里的社区发展情况。然而，我却远远没有那种非常劳累的感觉。我和罗杰·弗格森聊天时，他曾经为我解释道，新任的理事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之后才能找到工作的切入点，确定哪些问题对自己最重要，从而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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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找到工作的切入点，我不得不面对理事会的委员会体系。理事会除了货币政策以外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专门委员会负责的，这些专门委员会往往都是由两三个理事组成，他们调查之后，向理事会提出建议。在任务分配方面，资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一般是由美联储副主席与主席协商决定。我对从事银行监督工作越来越感兴趣，但负责这一事务的委员会的领导者是弗格森，苏珊和马克这两个银行家是其中的两名成员，已经无法再增加人数了。我本来也可以主动申请从事更多的行政工作，但我之前已经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主任的岗位上做过类似的工作了，我想更多地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最后，我加入的委员会是支付、清算与结算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工作有利于保障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以及消费者与社区事务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工作有利于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促进社区发展）。第二个委员会的领导者是爱德华·格拉姆利克，一个成员是苏珊。我还承担了一些行政事务，比如负责经济研究事务的监督。这对我来说自然是非常合适的。在这个岗位上，我推动美联储创办了一本新期刊——《国际中央银行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entral Banking）。这本期刊致力于发表世界各地与政策相关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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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来到华盛顿的目的是参与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事实上，我知道格林斯潘主席对于利率政策的方向具有主导性的影响力。弗格森曾经称他为美联储中“800磅的大猩猩”[7]。在我看来，格林斯潘发挥这么大影响力也不是不合理，毕竟，我加入美联储的时候，他已经在美联储主席的位子上坐了15年之久，他做出的决策已经为他赢得了“大师”[8]的称号。我想，我最多只是在开会期间对汇率产生微弱的影响。其实，我对单个的决定并不是很感兴趣，相反，我更加感兴趣的是美联储赖以做出决策的整体理论框架。在我看来，这个大框架似乎落后于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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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过程一直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一位名叫威廉·格雷德的记者在1989年写的一本书的书名就反映了这一点。那本书名为《殿堂藏秘：美联储如何经营美国》（Secrets of the Temple: How the Federal Reserve Runs the Country）。相似地，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初担任英格兰银行行长的蒙塔古·诺曼曾将“绝不解释、绝不辩护”作为中央银行的行事法则。很多人都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法，赞成央行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保持神秘感，但我认为央行之所以这样做，与热狗厂家拒不让人参观工厂的原因是如出一辙的，因为一旦没有了神秘感，公众就知道了“产品”的生产过程，这个产品的吸引力就会受到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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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决策过程的神秘感是一件利弊兼有的事情。一方面，它有利于让中央银行家们显得无所不知，有利于提高短期政策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它会让公众感到困惑，让市场手忙脚乱，为阴谋论铺就了温床。在当今这个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日益注重透明度和问责制的世界上，我觉得美联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神秘色彩已经过时了。我还相信，神秘色彩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我和米什金曾经在关于通胀目标制的论文中指出，如果央行能够同公众和市场进行清楚的沟通，那么货币政策就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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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8月13日，也就是宣誓就职一周多之后，我第一次参加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都要在华盛顿特区召开至少8次例行会议。）在那次会议召开之前的那个周末，我仔细研读了美联储的同事们为我准备的大量背景材料。其中有一个材料是“绿皮书”。之所以被称为绿皮书，是因为它的封面用的是绿色的硬纸。绿皮书里面包含了与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相关的数据和分析，还有美联储的经济预测。绿皮书回顾了金融市场的发展过程，比较了替代性货币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那些材料中还有员工备忘录和其他文件。美联储做出的预测与私营部门的预测一样，既是科学，也堪称艺术。他们利用了在过去多年来建立的一系列预测模型。但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们在预测中增加了大量的专业判断，这些专业判断在标准的预测数据中是很难捕捉到的，比如，他们考虑的因素包括恶劣天气、政府税收和支出政策的潜在变化以及地缘政治的发展。中央银行和私营部门预测的准确性一直得到广泛的研究，结果并不怎么理想。不幸的是，一两个季度之后的经济运行轨迹非常难以预测。也就是说，谨慎的预测对于连贯的货币决策至关重要，就像商业规划和战争策略在各自的领域内的重要性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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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的经济预测能力是非常著名的。他在加入政府部门之前，曾经创办和经营过一家公司，即“陶森–格林斯潘经济顾问公司”（Townsend-Greenspan & Co., Inc.）。他不太注重在计算机模拟的基础上进行预测，而是采取一种非常有特色的、自下而上的预测方式。他会定期思考数以百计的“小”信息，然后再总结出“大”趋势，换句话讲，他注重先看树木，而非森林。在我的思维中，我倾向于首先着眼于经济发展指标的整体状况，也就是先看森林，而非树木。但我知道格林斯潘的预测方法有时候的确会产生一些有趣的见解，而标准的预测可能无法取得这些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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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会议召开的当天早上，与会者在马丁大楼的顶层一起吃了早餐。这座大楼建于20世纪70年代，其名字是为了纪念从1951年到1970年担任美联储主席的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坐落在建于大萧条时期的埃克尔斯大楼后面。我在早餐时间见到了各地区的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并与他们进行了简短交谈。我在还是一名学者时就知道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的情况。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都显得十分和蔼可亲，几乎没有根据政策主张形成小团体的倾向。因此，整个餐厅看起来完全不像高中校园里那些自助餐厅。[9]同一个桌子上吃饭的，既有更加担心通胀的鹰派，也有更加担心就业与经济增长的鸽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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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开始前的10或15分钟左右，与会者开始慢慢地走向埃克尔斯大楼的会议室，在会议桌周围找到自己预先分配的座位坐下。会议桌是用红木和黑色花岗石做成的。会议室长56英尺，天花板很高，看起来很优雅，窗户十分敞亮，面朝宪法大道。一个墙壁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美国地图，上面显示着12个联邦储备银行各自负责的储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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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策制定者之外，与会者还包括美联储几个下属部门的负责人以及一些职员。部门负责人也有发言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公开市场交易部门的领导者负责管理美联储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和销售证券的事务，并与市场参与者保持频繁的联系。在会议伊始，他一般会先总结一下关键的金融事态。当我加入美联储的时候，“公开市场交易部门”的领导者是迪诺·科斯。美联储理事会的“研究和统计数据部门”的负责人戴夫·斯托克顿及“国际金融部门”的负责人卡伦·约翰逊会阐述蓝皮书里面提到的政策选项。[11]有时候，他们的副职会代他们参会，做这项工作。这三个部门的领导者会发挥很大的影响力。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担任过美联储副主席的艾伦·布林德把这三个部门的负责人称为“三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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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的椅子在会议开始前几分钟还空着。他的椅子位于椭圆形会议桌一端的中间位置，正对着会议室大门。会议桌长27英尺，宽11英尺，重达两吨。格林斯潘的右边坐着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比尔·麦克多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传统上也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副主席。比尔·麦克多诺之前是一位来自芝加哥的银行家，自1993年以来一直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格林斯潘的左边坐着美联储副主席罗杰·弗格森。两个资历最浅的成员——我和科恩——被挤到了会议桌的角落里，位于格林斯潘主席的视线范围之外。会议室里还坐着大约35位来自美联储和联邦储备银行的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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