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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对《华尔街日报》说他不记得这番谈话了，但承认他反对这个主意。他说他担心对这么多小型金融机构开展检查带来的相关成本，担心这样有可能抑制合法的次级贷款市场的发展，同时也担心一些金融机构会向借款者宣称自己接受了美联储的检查，从而导致借款者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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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在其他几个场合也听到爱德华·格拉姆利克谈到政策执行问题，但据我所知，他并没有非常努力地加以推进，即便在美联储内部也没有。我觉得他对次贷市场的兴起也怀有复杂情感。正如2007年他在《次级贷款：美国最新的繁荣与萧条》（Subprime Mortgages: America’s Latest Boom and Bust）一书中所讲的那样，虽然他先于其他很多人看到了次级贷款的风险，但也看到了它积极的一面，比如次级贷款有利于为提高住房拥有率创造机遇。虽然他没有预测到后来发生的所有事情，但毫无疑问的是，与包括我本人在内的美联储其他理事相比，他的确看到了更多，也做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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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联储真像爱德华·格拉姆利克提议的那样对一些银行控股公司的子公司开展例行检查，会产生另一番的效果吗？尽管可能不会产生很大的效果，但的确会起到一些作用，因为美联储对于掠夺性贷款和次级贷款之间的区别具有高度敏感性。不过根据当时的规定，美联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检查独立的抵押贷款公司。2007年，也就是我担任美联储主席的第二年，美联储与其他联邦监管机构和州级监管机构进行了协调，开始检查银行控股公司的非银行类子公司是否遵守消费者保护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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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那个时候，采取这些补救措施为时已晚。我们和其他监管机构在2006年前后采取的其他监管措施无不是如此。监管不足、贪婪无度和缺乏道德的银行已经造成了数十万笔不良抵押贷款。这些贷款最终导致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暴露无遗。美国房价从2006年春到2009年春暴跌了30%多，直到2012年初才开始持续恢复。次级抵押贷款严重违约或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比例从2005年秋季的6%飙升到了2009年底的30%多。这些抵押贷款往往存在捆绑销售现象，并且被分拆成错综复杂的金融产品，销往世界各地。没有人真正知道究竟有多少损失会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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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发女孩经济（Goldilocks Economy），指一个经济体内高增长和低通胀同时并存，利率可以保持在较低水平，而且没有出现大量失业。这是不断波动的经济周期内最为美妙的阶段，最能让投资者对经济前景产生高度的乐观预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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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3年，罗伯特·希勒、尤金·法玛与彼得·汉森因对资产价格的实证分析做出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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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费寇分数（FICO score）这个指标来衡量，这些信用记录较差的借款者的得分一般不会高于620，这就导致他们在买房时，除非先支付更大比例的首付，否则就无法获得正常的抵押贷款，即优级抵押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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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指借款者前几年只需要支付1%~2%的超低利息，但是享受了几年这种“诱惑利率”之后，利率优惠期便结束了，利率上升到正常市场利率，导致月供突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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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只付利息抵押贷款，指借款者在头几年只要求贷款人支付利息，无须偿还本金。和普通抵押贷款相比，此类贷款的月供数额能降低30%~40%，但这类贷款采用的是可调整利率，一旦之后利率上升，月供也会突然增加。对于那些低收入或信用评级较低的贷款买房者来说，这些抵押贷款方式虽然可以让他们早日置业，但很有可能因为无力还贷而丧失房屋赎回权。——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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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5年2月，为抗击通缩，瑞典央行被迫采取了进一步的举措，包括购买政府债券以及将银行准备金率下调到负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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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泰勒规则（Taylor rule），是常用的简单货币政策规则之一，由斯坦福大学的约翰·泰勒于1993年根据美国货币政策的实际经验确定的一种短期利率调整的规则。泰勒认为，保持实际短期利率稳定和中性政策立场，当产出缺口为正（负）和通胀缺口超过（低于）目标值时，应提高（降低）名义利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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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信用贷款（character loan），指金融机构根据借款者的信誉发放贷款，借款者不需要提供担保。——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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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低文件贷款（low-documentation loan），指借款者可以陈述他们的收入，不需要提交常规的文件，放贷者只从口头上了解这些数据，而且这种贷款的利率略高于银行主流的贷款利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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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勇气：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回忆录 第六章 初出茅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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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初，格雷格·曼昆宣布辞去小布什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职，返回哈佛大学任教。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认识他。他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有兴趣继任这个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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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位具有政策偏向性的经济学家而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已算是华盛顿特区最有趣的工作之一了，更不用提担任主席一职了。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立于1946年，是白宫内部的经济咨询机构。委员会由一名主席和两名委员组成。委员会主席也称为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这三名成员都由美国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确认。委员会另外有大约20名幕僚，主要是经济学家，都是临时离开大学、美联储或其他政府机构来任职的。也有一些本科生或研究生担任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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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来讲，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不存在明显的政治倾向，为政府提供客观的经济建议，但与美联储这种严格无党派倾向的机构相比，该委员会的政治倾向肯定要强一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如果表现出政治倾向，则很容易陷入困境。曼昆自己就曾经在媒体上引发了短暂的争议，因为他在公开讲话中以赞扬的口吻评价将工作外包给其他国家，称这是“开展国际贸易的新方式”。我不得不考虑我在这个岗位上是否会有舒适感。当时，我在华盛顿工作时间不长，白宫的人在考虑我的政治倾向之际，并没有开展什么复杂的测试，他们只是问我是否注册了共和党选民，问我如何跟小布什总统聊我在教育委员会工作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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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温和的共和党人，在社会问题上持有开明态度，在财政和国防问题上较为保守，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倾向于依靠市场的力量。任何一位典型的经济学家都是如此。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阅读过格林斯潘导师安·兰德的著作，但我从来没有相信过自由放任的思想。我之前相信（现在仍然相信）必须在尊重个人权利与支持家庭、社区和其他机构之间寻求平衡，改善社会价值观，增进公共利益。我认为我比较赞同小布什总统提出的“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却又认可自由市场”的观点。我知道，如同效力于任何政府一样，我将不得不与白宫的立场保持高度一致，即便我不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也要这么做。但如果我效力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话，就能亲眼目睹经济政策的出炉过程，看看理想化的经济分析遭遇华盛顿的混乱政治时会出现怎样一番情景。此外，如果总统能够再次赢得选举，我还有望参与新的政策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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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两个孩子都出去上大学了（女儿阿莉莎正在安纳波利斯市的圣约翰大学念书），我妻子安娜也想换个环境。我们就搬到了华盛顿特区，在国会山东面几个街区远的地方买了一栋房子。安娜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华盛顿西北部的一所私立女子学校——国家大教堂学校教西班牙语。我从普林斯顿大学总共请了三年的假期，如果我在第三年，也就是最后一年接受了这个新职位的话，就意味着我必须辞去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授职位。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授职位，担任美联储理事（任期只有14年），再加入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不得不努力博得总统的青睐，就工作安全感而言，可以说我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但我就是很渴望在白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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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职的提名之后，我就不再参加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了，以避免我这个新职位对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产生什么影响。我以美联储理事的身份最后一次参加会议是在2005年3月22日，那次会议上，美联储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2.75%。2005年5月25日，我到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参加他们举行的听证会。6月21日，我终于得到了参议院的确认。在曼昆离职到我正式获得确认这段时间，哈维·罗森暂时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哈维·罗森是我的朋友，也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同事，在曼昆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期间，哈维曾经是该委员会的一位成员。他是一位喜欢安静的学者，似乎很受白宫的欢迎。我觉得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好兆头。在他离职前的一个派对上，他向我介绍了他的妻子和两个成年的孩子。他说：“民意测验专家们说只有四分之一的犹太人投票给了共和党人，我这一家就是这个结论的完美体现。”当时在场的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卡尔·罗夫听了之后忍不住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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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担任主席一职，还有两个委员的空缺需要找人填补。经过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加里·布兰克的商议，我发现了两个非常合适的候选人：一个是凯瑟琳·拜克尔，毕业于哈佛大学，是卫生经济学领域内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另一个是达特茅斯学院的经济学教授马修·斯劳特，专注于研究贸易和全球化问题，同时也是一位多面手式的人才。我们还从学术机构和政府机构招募了一批经济学家作为访问学者。幸运的是，长期工作人员还是很稳定的，不需要另外招聘，其中一位是史蒂夫·布劳恩，他曾经是美联储的一位职员，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宏观经济预测就是他一手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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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很多年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在白宫旁边的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这座大楼建于19世纪，采用的是法兰西帝国的建筑风格，气势颇为恢宏，最早国务院、战争部和海军部曾在此办公，后来被改造成多个部门的办公大楼，现在主要由白宫幕僚使用。从我那个天花板很高的办公室望出去，可以直接俯瞰白宫西翼的入口。不幸的是，由于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要进行大规模翻修，我的很多下属不得不搬到了一个街区之外的一座平淡无奇的办公楼里，那是我们的临时办公点。我想尽量离白宫西翼近一点，就没有搬过去，但又想与下属们保持密切联系，于是，不得不经常在白宫和临时办公点之间来回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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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扁平化组织，无论职衔是什么，无论资历深浅，所有人都配合得很密切。我有时会和几位研究助理一起写政策备忘录，完成的速度比在美联储时还要快。虽然我们的资源有限，但我们研究的问题却十分广泛，其中有些问题只是与经济具有部分联系，比如移民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令我们引以为豪的是，我们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写出内容深刻、引用翔实的备忘录。我们还随时跟踪经济数据和经济新闻，每天为白宫提供最新的经济动态。我们送往白宫西翼的所有材料，我都要亲自检查一遍。我知道专业性较强的经济学术语会遭到忽略，便竭力采用简单明了的措辞把问题讲清楚。作为主席，我每天早上7点半都要代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到白宫的罗斯福厅参加幕僚会议，会议的组织者是白宫办公厅主任安迪·卡德和副主任卡尔·罗夫。罗夫在会上总是称我为“数据医生”，但这个叫法没有流行开，其他人也不这么称呼我。罗夫还通常会让我总结一下最新的经济动态，因此，我每天早上7点就要到办公室，查阅一下前一个夜间发生的新闻。我和我的下属通常工作到很晚，晚饭都是从附近的“赛百味”叫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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