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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很大一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参加国际会议上，尤其是与其他国家央行行长的会议。我们每年有6次机会前往国际清算银行参加成员国会议。（美联储主席与副主席一般会轮流参会。）国际清算银行位于瑞士巴塞尔，创办于1930年，最初的目的是处理“一战”后德国的支付赔偿以及与其有关的清算等业务问题。后来，随着强迫德国支付赔偿的初衷逐渐无法实现，该行的宗旨也逐渐转变为促进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为国际金融业务提供便利，并接受委托或作为代理人办理国际清算业务等，也为多国央行行长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平台。我们先开一天的会议，探讨全球经济、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等问题，然后一起去国际清算银行的餐厅吃晚餐。饭菜都是精心烹制的，有4道菜（每道菜都专门配有红酒），晚餐时间很长，我们一边吃，一边坦率地交谈。经过一代代的发展，各国的央行行长们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俱乐部”，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后，我终于跻身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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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没有与财政部部长、国会成员或外国官员共进午餐时，我就在美联储的自助餐厅吃饭，端着盘子排队，打完饭，找个空位坐下来。这与我之前担任美联储理事时的习惯是一样的。虽然我已经是主席了，但我仍然认为继续倾听各级下属的心声是很重要的。至于锻炼，我每周去几次美联储的健身房，用室内划船机锻炼一下，或者负重训练，或者练习一下投篮。篮球场是从一个壁球馆改造过来的，最多只能容纳二对二的比赛。这种锻炼方式与我之前担任美联储理事时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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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重返美联储后，与美联储公共关系部门主管米歇尔·史密斯有了再次合作的机会。我之前担任美联储理事期间就曾与她有过共事的经历。她来自得克萨斯州，富有魅力，曾经先后为三位财政部部长和两位美联储主席提供咨询服务。三位财长分别是劳埃德·本特森（米歇尔在华盛顿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他提供的）、罗伯特·鲁宾和拉里·萨默斯，两位美联储主席就是格林斯潘和我了。她非常善于处理媒体关系，是这方面的老手。我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她还担任美联储办公室主任一职，帮我管理日程和公开露面方面的事情。她性格外向，善于交际。她很清楚某个理事对于某个任务的完成情况是否满意，也清楚某个员工是否遇到了什么难处。我想了解这些信息时，总是依靠她来告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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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的第一年里，我和米歇尔安排了很多公开演讲，还安排了对12个地区储备银行的访问事宜，但2006年12月，我本应该访问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却不得不取消，前往中国参加一个经济峰会。2006年2月24日，我回到普林斯顿大学，对众多教师和学生发表演讲，这是我以美联储主席的身份发表的第一个演讲。为了增强我作为通胀斗士的公信力，也为了驳斥把我称为“直升机”的无稽之谈，我把讲话重点放到了低通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这个话题对于一位央行行长而言还是轻而易举的。正如我担任美联储理事期间所做的那样，我继续花费大量时间准备讲话稿。在央行的业务中，讲话稿不仅仅是关于政策的，也是政策工具，但由于时间比较有限，很多时候我会更多地依赖下属帮我完成初稿和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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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誓就职仅仅两周之后，就要给国会准备“半年度证词”。美联储工作人员给我送来了厚厚一大摞简报材料，内容涉及美联储方方面面的职责。我知道肯定有人提出与美联储职责无关的问题，要回答好这些问题可能有点棘手。于是，我便召集了一些下属开会，共同讨论潜在的答案。华盛顿决策者在参加听证会之前，往往会通过“谋杀委员会”的方式为参加听证会做准备。所谓“谋杀委员会”（murder board），实际上是一种模拟听证会，由美联储的工作人员扮演国会议员，而要参加国会听证会的政策制定者就在这种模拟场景中锻炼自己的应变能力，针对各种刁钻问题提出自己的答案。我不喜欢这样的“表演”，而是更喜欢直截了当的对话。在之前与国会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就知道，国会议员们经常会问一些诱导性的问题，意图诱导你赞同他们喜欢的某个政策提议。由于很多人都是律师出身，因此，难免会为了达到各种目的而提出纷繁多样的问题，但他们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对你的答案怀有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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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格林斯潘似乎就在国会听证会上陷入了困境，因为当时即将上台的小布什政府提出了减税方案，而格林斯潘似乎隐含地表达了支持观点，并且表示减税比积累巨额预算盈余更为可取（当时，人们普遍预测会出现巨额预算盈余）。虽然本应该保持政治中立的格林斯潘还不至于明确表示支持政府的很多具体提案，但他在那次听证会上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他的声誉。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哈里·里德之前跟我见面聊天的时候，提到格林斯潘支持减税方案的事情，似乎还有强烈的不满。他向我传递的信息很明确，即我不应该插手财政方面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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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无法在忽视财政政策的情况下理智地讨论经济问题，因此，我决定以非常宽泛的措辞去探讨财政问题。比如，我强调指出，有必要在税收和支出之间实现合理平衡，但同时表示至于如何实现这种平衡，则取决于国会和政府。在谈到政府预算赤字问题时，我有时会引用一个简单的“算术法则”，即政府预算赤字就是收入减去支出的结果为负数的情况。有时候，某些国会议员会说增加支出、削减税收和减少赤字可以并行不悖，但这从数学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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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命我为美联储主席的过程中，小布什政府显然更为关注我在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方面的背景，而选择性地忽视了我在银行监管方面资历欠缺的问题。虽然美联储的银行监管部门汇集了经验丰富的理事们，但我仍然认真对待我的工作职责，要求美联储银行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定期为我提供信息简报。我有很多东西要学。我在刚担任美联储主席那段时间里，曾经专门见过一些银行监管者讨论行业最新动态，其中包括当时担任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代理主席的马丁·格伦伯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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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好美联储主席这份工作，无论别人为你提出多少建议都是不够的，关键是自己要在工作中不断学习，有时候这个过程是痛苦的。曾有一次，我和格林斯潘在美联储餐厅内共进早餐时，问他是否有什么建议要提给我。他板着脸，不动声色，但眼神闪烁，告诉我在与正式来访的客人吃饭时，最好坐在能看到钟表的地方，这样你就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打住了。我和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共进晚餐时，他给我提了一条更加直截了当的建议：“别把事情弄砸了！”这是他对手下雇员最常讲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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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14日那次听证会是我以美联储主席身份参加的第一个国会听证会。前一天夜里，我睡得不好，醒了好几回。虽然我在接下来的8年里要参加数十次听证会，但我总是不喜欢这种事情。听证会有时变成了耐力比赛，在长达四五个小时的时间里不间断地集中注意力。在参加听证会前的几个小时内，我什么都不敢喝。我特别注意这一点，这样就不必请求中途休息了。令人压力更大的是，我在作答时需要谨小慎微，注意措辞，因为我的答案不仅需要经过面前那些国会议员的推敲，还要经过媒体、市场和公众的解读。得益于当过大学教授的经历，我在大部分时间都能保持镇定，因为在对方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之后，我都会把对方想象成经济学系的学生，把我自己想象成老师，这样一来，即便对方提出的问题背后有一些恶意，或者有不可告人的动机，我往往也能将其忽略掉，从而心平气和地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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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次听证会上，我传递了一个总体乐观的信息。2005年，美国经济增幅超过了3%，这是一个健康有力的速度，而且失业率降低到了5%以下。我们预计美国经济将在2006年和2007年继续保持健康的增长态势，通货膨胀仍然处在控制之下。因为经济发展显然不需要货币政策方面的帮助，我们便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了0.25个百分点。从2004年中期开始，美联储在年内每次货币政策会议上都加息0.25个百分点。2006年3月那次加息之前，联邦基金利率已经达到了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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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当时美国经济保持了稳定增长的趋势，但我注意到了房地产市场增速放缓的现象，而且其他一些行业的增速似乎也会放缓。我说这是预料之中的，但我警告说，鉴于房价和房地产建设在过去的几年中呈现出了快速增长趋势，它们的降速可能会超出我们的预料。我们不知道房地产市场会如何演变，但我承诺美联储会给予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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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美联储主席身份参加的第一个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被安排到了2006年3月27—28日。那次会议是两天，而不是一天。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大多数会议都是一天，这就意味着真正开会的时间其实只有4个小时，以便能够赶在下午2点15分准时发表会议声明。在格林斯潘时期，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只有在1月和6月才会召开为期两天的例会，多出来的一天让美联储职员就某一个特殊议题进行汇报。我想增加为期两天的会议，以便拥有更多的时间用于思考问题。我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单独会面时曾经提到过这一点。一开始，我们同意将为期两天的例会数量增加一倍，即从每年2次增加到4次（每年总共有8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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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对开会方式做了一些调整，以便实现我的一个目标：弱化美联储对美联储主席的顺从意识，明确告诉大家，货币政策的决定权掌握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所有成员手中，而不是掌握在美联储主席一个人手中。在经济前景讨论环节，我先让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每一位成员阐述一下自己对经济前景的看法，然后再谈我自己的看法，以期通过这种方式表明我倾听和考虑了他们的看法。在之后的政策审议环节，我也是最后一个发言，而不是第一个发言。格林斯潘之前也是这么做的。我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对他人意见造成不必要的压制。美联储是一个强大的、思想深刻的组织，我想让大家明白，每一个决策都要经过广泛的分析和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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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还是一名学者时，就一直重视坦率的讨论，这样可以让新想法浮现出来，然后进行彻底的审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想鼓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们自发地开展更多交流。他们之前习惯于在开会期间阅读事先准备好的稿子。我向大家介绍了学术会议中一个常见的习惯：与会者可以在别人讲话的时候举起双手，希望主持人能够立即发现自己，以便获得提出简短问题或评论的机会。我们将这种方法称为“双手干预”。有些人对这种方法不以为然，而有些人的确会尝试这么做。我有时候还会让同事们就某一句评论进行详细阐述。这些建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我们的讨论却并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变得自由顺畅。毕竟，让19个人在一起讨论问题，人数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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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了努力消除美联储主席的个人影响力而付出的努力的确有了点效果。有一件小事可以表明这一点。2006年秋天，我女儿阿莉莎回到了学校，一位朋友问她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阿莉莎回答道：“哦，其实，我爸是美联储主席。”那位同学顿时蒙了，回应说：“你爸是格林斯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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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爱德华·格拉姆利克辞职。2006年1月，格林斯潘卸任。至此，美联储理事会的7个成员只剩下了5个，分别是：罗杰·弗格森（美联储副主席）、苏珊·比斯、马克·奥尔森、唐纳德·科恩和我自己。2006年6月，弗格森与奥尔森也离开了美联储。弗格森最后去了美国教师退休基金会，担任首席执行官。美国教师退休基金会主要为美国的教师和其他专业人士管理退休基金。奥尔森辞职后去了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担任主席一职。该委员会是美国国会在安然公司会计丑闻曝光之后为了加强对上市公司会计人员的监督而设立的非营利性机构。2007年，苏珊·比斯退休了，虽然在几家公司的董事会担任职务，但她选择回到南卡罗来纳州的家中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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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白宫提名了三位新理事。在此过程中，白宫一直与我保持密切磋商。对此，我感到很高兴，而且我对于总统提名的人选也很满意。我宣誓就职后的一个月内，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助手凯文·沃什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兰迪·克罗兹纳也加入了美联储理事会，成为理事。到了9月，曾经一同与我撰写文章的里克·米什金也就任美联储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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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白宫工作期间曾经与凯文·沃什有过共事经历。当时，他在国家经济委员会协助处理银行业与金融业的问题。在进入白宫之前，他曾在一家投行——摩根士丹利从事合并和收购业务。2006年担任美联储理事之际，他还不到36岁，是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他的年轻招来了一些批评者，其中包括美联储的前副主席普雷斯顿·马丁，但事实表明，他的政治经验、市场经验以及在华尔街的众多人脉资源是非常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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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迪·克罗兹纳的学术兴趣集中在银行业和金融业。和我一样，他也对经济史怀有浓厚的兴趣，包括大萧条那段历史。我加入美联储之前就认识他，一同参加过多个学术会议。苏珊退休之后，他就成了美联储银行业监管委员会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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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克·米什金精力充沛，富有幽默感，偶尔会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在人们的想象中，工作在美联储理事会的人应该是老成持重的银行家，但他却算得上这种形象的对立面。我曾经与他有过合作经历，知道他对货币和金融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也有很强的信念。我期待他是我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一个盟友，将会与我一道推动美联储实行通胀目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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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项变动是，白宫根据我的建议，提名唐纳德·科恩担任美联储副主席。三年半之前，我和他同一天加入美联储，现在，我们将要共同领导这个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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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2006年增加了三个新成员，但随着苏珊的离开，美联储理事会只有五名理事。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参议院对于提名人选的例行阻挠，美联储在之后的三年半里不得不在只有五名理事的情况下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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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我以美联储主席的身份参加了第一个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例会。我和我的同事都是乐观的。我们认为房地产市场的降温是好消息。房地产建设浪潮的消退和房价的趋稳会挤出一些泡沫，使得整体经济增速放缓到一个可持续的水平，降低通胀风险。我们一致投票赞成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0.25个百分点，提高到4.75%。这是美联储连续15次宣布加息0.2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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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那之后，我就知道我们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可能会面临一点困难。根据我们的评估，当时的联邦基金利率已经非常接近于正常水平了，但经济似乎仍然存在过热迹象，能源价格上升，导致我们开始有些担心通货膨胀问题了。更多加息可能是有意义的，但我们似乎能看到，在不久的将来，就要结束紧缩型的货币政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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