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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14日那个周末不仅决定了雷曼兄弟的命运，也决定了美国国际集团的命运，使得已经历时一年的、非常严重的危机变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恐慌。由于雷曼兄弟倒闭了，而美国国际集团却得到救助，质疑的声音从来没有中断过。政府是刻意决定让雷曼倒闭的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政府后来要救助美国国际集团？此外，如果能够以某种方式救助雷曼兄弟，那么后来的大部分危机是否可以避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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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雷曼兄弟原本也是可以救助过来的，就像之前的贝尔斯登和后来的美国国际集团那样，因此，任由雷曼兄弟倒闭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失误。然而，美联储和财政部并没有刻意让雷曼兄弟倒闭，它之所以没有获救，是因为我们救助其他机构时采用的办法在雷曼兄弟那里行不通。和贝尔斯登不同的是，雷曼兄弟找不到收购方，没有一家稳定的公司能够为雷曼兄弟的债务提供担保，并且让市场相信雷曼兄弟最终能够存活下去。财政部不像处理两房的情况时那样拥有经过国会批准的资金，可以投下去。雷曼兄弟和美国国际集团不同，美国国际集团拥有足够的担保品，可以为美联储的庞大贷款提供担保。雷曼既没有看来合理、能够稳定自己的计划，也没有足够的担保品，可以为挽救危亡所需巨额资金做担保。根据破产清算人员2010年出示的报告，雷曼兄弟的情况很可能比最初报告的还糟糕。我们后来才知道该公司采用欺诈性的会计手段，夸大了资本与资产比率，严重高估了可以付给债权人的现金储备。最后，雷曼兄弟的债券持有者在破产案中，大约只能收回债权的27%，其他无担保债权人，大约只能收回债权的25%。据估计，债权人的损失总额接近2 0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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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提出在一夜之间将雷曼兄弟转变成银行控股公司，就像后来其他投行所做的那样，或许能够让雷曼兄弟得救。但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雷曼兄弟原本就可以通过一级交易商信贷机制向美联储申请短期贷款，但短期贷款根本不够，因为从雷曼兄弟的亏损规模来看，它要找到一个收购方，一个长期性的大投资者，或者私营公司组成的财团。富尔德努力了几个月，一直无法吸引大投资者，在最后那个致命的周末里更是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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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那个慌乱的周末的确存在可用的救助工具，而我们却没有想到，那真的证明我们不够聪明。但当时多达数十人在华盛顿和纽约商讨救助雷曼兄弟的事情，我、保尔森和盖特纳召集了很多会议，但从没有一个人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我们知道雷曼兄弟需要救助，却无计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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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为什么一些人断定我们是刻意让雷曼兄弟倒闭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人高估了我们的能力。当时，我们给外界营造了一种足智多谋的形象，很难想象我们在雷曼兄弟的问题上会无计可施。甚至在2008年9月参加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的那些人当中，有些人，比如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吉姆·布拉德、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杰夫·莱克尔和堪萨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托马斯·赫尼希，都认为让雷曼兄弟倒闭是蓄意为之，而非不可避免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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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森在那个周末以及之前一段时间宣布不会用政府资金救助雷曼兄弟，也导致外界误以为我们是刻意让雷曼兄弟倒闭的。保尔森有好几个理由这样讲，救助那些“大到不能倒”的公司是不受欢迎的，无论是从个人角度来看，还是从政治角度来看，他都不想被视为救助方案的代言人。这样会令他感觉很不舒服。但我知道这种声明背后也有一些战术性的考虑，因为我们都希望某个私营公司或某些私营公司组成的财团出面，在救助雷曼兄弟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而如果私营公司知道政府最后会介入的话，就丧失了参与救助的动力和承担潜在亏损的意愿，因此，保尔森必须讲一些强硬的话。然而，事实上，保尔森的声明并不重要，因为美联储的贷款是唯一可以动用的政府资金，如果大家认为用巨额贷款救助雷曼兄弟是可行的，那么决定贷款与否的是美联储，而不是保尔森或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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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曼兄弟崩溃后，我和保尔森立即到国会参加听证会，谈到是否可能救助雷曼兄弟时，我们故意把话讲得模糊一些。我们讲的都是事实，比如，私营金融公司在雷曼兄弟事件中的准备时间要远远多于在贝尔斯登事件中的准备时间，我们打算把救助的主导权交给私营公司，但这些事实上都不是最关键的。我们之所以商定要含糊其辞，是因为我们非常担心一旦承认自己无计可施，或将重创市场信心，从而导致那些脆弱的公司面临更大的压力。现在，回头去看，我觉得我们当时或许应该把话讲得更明白一些，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含糊不清的态度导致大家误以为我们原本能够救助雷曼兄弟。当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高盛、摩根士丹利和其他公司遭到挤兑，而我们避而不谈雷曼兄弟倒闭的原因反而让外界看不清我们的救助标准。我们当时含糊其辞，似乎暗示我们未来还有能力采取干预措施，真的提振了市场信心吗？如果我们当时承认无力救助雷曼兄弟，会对提振市场信心更有帮助吗？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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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尽最大努力地救助雷曼兄弟，但我心里仍然担心它的倒闭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所做的事情只是在拖延倒闭的时间而已。今天，我相信自己当时的直觉是正确的。在雷曼兄弟倒闭的那个周末，美联储在没有国会支持的情况下，单枪匹马地救助大型金融公司的能力已经迅速地消耗殆尽。正如比尔·达德利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强调的那样，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不断扩大，势必损伤我们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然而，更加重要的是，政界对于美联储的“流氓行径”的容忍已经达到了极限。（曾经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合作写书的安娜·施瓦茨将美联储的救助措施称为“流氓行径”）。简而言之，即便美联储当时有办法单独救助雷曼兄弟，甚至救助后来的美国国际集团，但由于权力有限，再加上缺乏政治支持，我们也肯定什么都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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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我们用尽一切可用的资源，也挽不回金融体系的颓势，亏损继续扩大，资本日益短缺，市场信心蒸发，这些在雷曼兄弟倒闭之后一直存在。前几年美国遭遇了好几次严重的飓风，雷曼兄弟倒闭的那个周末，我觉得一连串的飓风扑向了海岸，只不过这些飓风的名字不是卡特里娜、丽塔或古斯塔夫，而是叫作美国国际集团、美林、摩根士丹利、高盛、华盛顿互惠银行、美联银行、美国银行、花旗银行等等。由于缺乏可用资源，也没有政治支持，美联储怎么可能有望单独应对这么大的危机呢？就像我在雷曼兄弟倒闭的那个周末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要再欺骗自己了：是时候求助于国会了。如果说在不用纳税人的钱和缺乏政治支持的情况下就能应对这么严重的危机，那么历史上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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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表明，即便百年一遇的经济和金融灾难，也不足以让很多议员超越意识形态和短期政治顾虑的束缚。虽然雷曼兄弟倒闭后造成了严重混乱，而且可能对整个美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但国会视而不见，还是多耗费了两周的时间，举行了两轮投票，才批准了我们为了结束危机而提出的救助方案。显然，如果没有某些大公司倒闭，如果不是整个经济体系都会遭到拖累，国会是断然不会行动起来的。换句话讲，雷曼兄弟那样的倒闭事件很可能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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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历史学家最后认为，救助雷曼兄弟无助于避免后来的一系列倒闭案例，无助于避免危机愈演愈烈，无助于避免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也无助于避免国会批准动用数千亿美元的纳税人资金，那么“雷曼兄弟的崩溃是否可以避免”的问题就变得无关紧要了。但我不希望大多数人都认为雷曼兄弟的倒闭是可以避免的，或者说雷曼兄弟的倒闭是政策选择的结果，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当时就相信雷曼兄弟的倒闭会引发格外严重的动荡，而且为了避免这个结局，我们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了。我们后来救助美国国际集团也是基于这个逻辑，但美国国际集团与雷曼兄弟的情况存在一些差异，从而使得我们之前临时推出的一些机制正好有了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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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勇气：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回忆录 第十四章 求助于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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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周三），各大报纸的头版都报道了救助美国国际集团的新闻，而且这条消息的排版方式与宣战新闻常用的排版方式一模一样。政治界和媒体界试图借助传统智慧去解读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因此，他们最初的反应对我们是不利的。周一和周二，大部分社论作者和经济学家都支持让雷曼兄弟倒闭，认为这是一个符合原则的决定，因此，很多人认为我们后来决定救助美国国际集团是一反常态的表现，而没有认识到这是我们针对不同的情况做出的不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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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救助美国国际集团的事情，即便那些通常倾向于支持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们都持有批评态度。曾经担任美联储货币事务部门主管，而且与我合写过论文的经济学家文森特·莱因哈特说：“政府跟雷曼兄弟公司划清了界线，现在却把这条线上的一部分抹掉了。”曾经与我合写过论文、后来受聘于英格兰银行的鸽派经济学家亚当·波森撰文指出：“这是很坏的消息，也开创了一个令人感到混乱的先例。美国国际集团资本和流动性流失几个月了，头脑清楚的人都可以逃出去。”我熟识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曾任里士满邦储备银行经济学家的马文·古德弗兰德批评美联储说：“你们没有任何规则，你们是在游戏中途制定规则。”我知道我们做了正确的决定，但是这些消息灵通的观察家们的反应让我意识到一个事实，我们很难说服国会、媒体和大众。我认识或者合作过的人，比如莱因哈特、波森和古德弗兰德，似乎不愿对我们做出无过错推定，这让我觉得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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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们一如既往地试图做到两面讨好。一方面，很多政客知道救助方案非常不受欢迎，所以就绞尽脑汁地利用（并强化）一个观点，即财政部和美联储把华尔街的利益置于大众利益之前。参议员吉姆·邦宁非常不恰当地将美联储比作委内瑞拉的独裁统治者查韦斯。道琼斯通讯社的一篇报道很好地捕捉到了当时的气氛：“在这个流行政治攻击的大选季里，国会山的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似乎至少有一天是扔掉斧头、摒弃前嫌的，但他们正好把斧头扔到伯南克身上。”另一方面，一些思考问题比较周全的议员，比如巴尼·弗兰克，意识到自己以后可能也会做出不受欢迎的决策，因此，他们在发表评论的时候是比较慎重的。但弗兰克还是如同往常一样，忍不住要取笑我们一番，在那周稍后的听证会上，提议把9月15日（周一），也就是雷曼倒闭之后、美国国际集团获得救助之前的一个日子，定为“自由市场纪念日”，说“全国对自由市场的承诺只维持了周一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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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领域，短期融资市场几乎停滞了。银行捂住资金，不愿放贷，货币市场基金的撤资速度不断加快，尤其是所谓的优质货币市场基金的撤资速度更快。这类基金主要投资于投资级公司证券，如金融公司和非金融公司发行的商业票据。从这类基金撤出的资金主要流向了仅仅投资于国库券和其他被视为超级安全的政府债券。从9月10日到10月1日的3周内，优质货币市场基金撤出4 390亿美元，其中，3 620亿美元流向了仅仅投资于政府债券的基金，这种规模的资金转移确实是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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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我早上7点左右就到办公室了。我先根据很久之前的安排，与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康尼·麦克共进早餐。康尼是费城运动家队（Philadelphia Athletics）的著名经理人康尼·麦克的曾孙（但两人的名字是一样的）。之后，我把救助美国国际集团的最新情况通报给了美联储内部和外部的同事们。上午9点45分，我在科恩、沃什和盖特纳的陪同下，与加拿大银行行长马克·卡尼、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欧洲央行总裁特里谢和日本银行行长白川方明谈话。他们都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在雷曼兄弟崩溃之后，正在努力避免美国国际集团走向倒闭。他们也都认为，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去避免另一家规模庞大、盘根错节的大型金融公司走向倒闭。我表示很有信心，认为我们救助美国国际集团的方案肯定会行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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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曼兄弟的崩溃和美国国际集团的濒于崩溃重创了全球各地的金融市场，央行行长们纷纷提高为市场注入流动性的规模，以平抑市场恐慌。我们还集体确认，要在周四欧洲市场开盘之际，一起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周二通过的扩大外汇交换额度的决定。我对其他国家的央行行长们表示，感谢他们的支持。我这样讲并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发自肺腑之言。我们都清楚意识到了我们面临的责任，也知道政界和媒体界已经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摆下了“地雷阵”。我们都明白，如果我们密切合作，而不是单枪匹马地去战斗，就能更加有效地应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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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国央行行长通完电话之后，我在米歇尔·史密斯的建议之下，通过视频会议向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做了一个简单汇报。从一大早开始，各地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们就一直缠着米歇尔，希望能从她那里得到更多的信息。这些行长们个个都垂头丧气，他们一直饱受媒体的轰炸，而且储备银行的理事们也不断给他们打电话，希望了解更多的情况。因此，这些行长们都想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回应。我向他们解释了给美国国际集团提供贷款的条件和理由。盖特纳和达德利也发表了评论，并回答了一些问题。我说我很难揣测小布什总统的反应。大多数人似乎都能认识到特殊的情况需要采取特殊的措施，但有些人却对美联储救助美国国际集团的行动表示忧虑，因为这一行动似乎与之前拒绝救助雷曼兄弟的态度截然相反，因此，他们担心反对美联储的政治攻击可能会不断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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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美联储理事会有权决定是否动用《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规定的紧急贷款权，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先斩后奏，等把救助美国国际集团的事情搞定，再将细节通知总统。这是完全合适的，而且事实上，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我在召开视频会议的时候，总是觉得我们在危机期间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一方面，我想让更多的同事参与进来，征求有用的建议，并获得更大的支持；但另一方面，由于危机演变迅速，事态过于紧急，我们不得不迅速采取行动，以至于没有时间广泛协商，集思广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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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午饭之后，我在米歇尔的请求下，接听了几位记者的电话，如果我们想赢得公众舆论的支持，就必须把我们的声音传递出去。一般情况下，我会与经常采访美联储的那些专线记者们保持联系，其中包括《华尔街日报》的乔恩·希尔森拉特、《经济学人》的格雷格·伊普、《金融时报》的克里希纳·古哈、《华盛顿邮报》的尼尔·欧文、彭博社的约翰·贝里、CNBC的史蒂夫·莱斯曼以及《纽约时报》的埃德·安德鲁斯。我知道这些更加专业的记者能够最好地理解并解释我们所做的事情，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其他媒体会跟进他们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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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是说这些记者必然会不折不扣地相信我们当面告诉他们的话。《华尔街日报》编辑、专栏作家戴维·韦塞尔告诉我，如果专线记者的工作干得不错，那么当他们被调整到其他采访路线时，之前经常接受他们采访的官员们都会松一口气。在我过去这么多年里接触的记者中，有些人非常符合韦塞尔所说的标准。但整体而言，我觉得专线记者的报道通常还算客观公道，只不过那些不常采访美联储的记者们由于消息不灵通，往往有可能发出不客观或不准确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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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周三，我们一直特别密切地关注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独立的投资银行就剩这两家了。它们受到了市场的严密监视和高度猜疑。虽然这两家公司的实力较强，资产负债表的情况也比较健康，但它们也要像其他公司那样每天寻找资金，以便为自己持有的证券资产融资，并满足贷款者提出的担保品要求。然而，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了解到，如果放贷者、顾客与交易对手怀疑一个公司的稳定性，那么他们就不愿意为这个公司放款。因此，如果市场对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信心继续下降的话，那么我们很可能会看到之前的挤兑浪潮再度发生在其中一家或两家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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