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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森提议用国会拨款从银行购买不良资产（实际上是针对整个银行体系实施好银行/坏银行策略），这样做不但可以把不良资产从银行体系中剥离出去，也可以为留在银行账簿中的类似资产提供支撑，这种支撑会让银行更容易向投资者募集资本。他这个想法起源于财政部幕僚的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的标题是“击碎玻璃：银行资本重组计划”。这份计划就像是封闭在玻璃后面的救火设备，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会把玻璃击碎，取出来灭火。从4月开始，这份计划就悄悄流传，其中虽然讨论了好几种稳定银行的计划，但重点放在通过拍卖方式向金融机构买进5 0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再聘请专业资产管理人，管理买下来的证券，最后转售给民间投资者，目标是为纳税人赚到最高的投资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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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计划是有用的，却缺少细节，尤其是关于政府如何确定购买哪些资产以及用多少钱购买等问题，细节更少。这份计划开始流传之后，美联储经济学家比较深入地考虑过几种资产购买计划，他们担心购买资产的做法会很复杂，可能需要很多时间拟订和实施。他们在过去的金融危机中，也找不到可以模仿的先例。20世纪90年代的瑞典银行危机中，瑞典政府采取的措施经常被视为成功政策的典范，瑞典政府在危机期间，曾经购买不良资产，但同时也为银行注入新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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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了解保尔森为什么喜欢这种方法，而且我认为，因为保尔森是负责说服国会采取行动的人，他的看法值得特别受到重视。如果说，我在华盛顿学到了什么东西，那就是如果经济方案在政治上不可行，不管支持这种方案的理由多么完美无瑕，都不可能过关。此外，如果购买资产可以像我相信的那样推高不良资产的价格，那么整个制度就会间接重建资本。最重要的是，保尔森向我保证说，他在拟定购买资产的授权范围时，会让政府拥有购买银行股权的权限（如果事实证明这是最好的做法的话），也就等于直接注入政府资金（我比较喜欢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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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制订好之后，下一步是将其推销给其他有关机构和人士。下午3点30分，保尔森、考克斯和我在白宫的罗斯福厅再度跟总统开会，白宫和其他部门的一些幕僚也参加了会议，沃什陪着我出席。每个人都到场后，总统从椭圆形办公室走进来，坐在长桌一边中间他常坐的位置上，与会人士已经根据印好的名牌找到自己的位置。我相当确定总统认识每一个人。桌上不必放名牌，但礼节还是得讲究。保尔森、考克斯和我像往常一样，坐在总统的正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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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保尔森向小布什总统介绍了一下最新的市场动态，包括货币市场基金遭到挤兑的事情。我们强调迫切需要在经济遭受了更大的创伤之前控制住危机。根据保尔森的请求，我重复讲了一下我的判断，即美联储掌握的资金快要耗尽了，无力阻止整个金融体系遭到的挤兑，要全面应对危机，请求国会拨款是唯一可行的途径。然后，我们分析了财政部和美联储提出的恢复市场对货币基金信心的方案，还评估了克里斯·考克斯提出的禁止卖空的建议。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谈到了保尔森提的利用国会拨款购买不良资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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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三天的时间，我们第二次去见小布什总统，请求他支持我们对美国的金融体系采取激进的、前所未有的干预措施。作为一位强烈倾向于让市场解决问题的共和党人，小布什总统对我们提出的选项肯定不满意。他也知道干预市场的方案很难得到他自己的政党的支持。但他表现出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75年前那种敢为人先的精神，同意我们暂时干预市场，认为短期的干预是为了自由市场的长远发展。他再一次表示完全支持我们。我们都很感激。于是，国会就成了我们的下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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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办公室后，给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打了个电话，问她能否安排我、保尔森、考克斯在那天晚上见一见国会的领袖们。她表示会尽量安排。下午6点，参议员奥巴马打来了电话。我解释了我们的策略，他答应尽可能给予支持。总统大选再过6周多就要举行，对于一场势均力敌的角逐而言，金融市场和国会发生的事情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对美联储来说，情况是复杂的：我们需要与政府密切合作，推动国会拿出一个不受党派分歧影响的解决方案。对美联储来说，这种情况很棘手，我们需要跟行政部门密切合作，推动超越两党隔阂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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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周四下午，美联储都会发布资产负债表报告。这种报告内容似乎很无聊，不会引起什么关注，但此时，由于这份报告能够透露出我们提供了多少贷款，从而具有了新闻价值，格外引人关注。这个周四，我们的报告反映出金融体系承受的压力越来越严重。我们通过“一级交易商信贷机制”为证券经纪商提供的资金从一周前的0美元激增到了这周的600亿美元，开创了历史纪录。（一周后，“一级交易商信贷机制”提供的贷款总额达到了1 060亿美元。）与此同时，银行通过贴现窗口获取的资金规模比前一周多出了100亿美元，增加到了335亿美元。接下来的一周里，贴现窗口的贷款规模上升到将近400亿美元，这个规模都快赶上“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一天的455亿美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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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距7点还差几分钟的时候，我、保尔森和考克斯来到了国会大厦H230房间。这是一间小会议室，距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办公室非常近。我们围着实木会议桌的一侧就座的时候，太阳已经开始落山了。佩洛西、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约翰·博纳坐在桌子的另一侧。其他议员，包括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和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委员们（大概12个人）围着会议桌坐了下来。保尔森先说了几句话，然后请我详细地阐述了我们面临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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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提前准备讲话稿。由于没有会议记录，我不记得我说的每一件事情了，但与会者后来向媒体透露了我讲的一些内容。我当时想表达的内容就是：绝对有必要迅速采取行动。我说，我们面临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风险，它可能发生在几天之后，而不是几周之后。我完全相信我所说的每一个字，我认为在场的人也能意识到形势的严峻程度。会议室里非常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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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谈到了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后果，包括对整个国家和选民的影响。这时，我努力表达一种客观的，甚至可以说谨慎的观点。我不想让人指责我在夸大其词或试图引发恐慌。虽然我拿失业率一度攀升到25%峰值的大萧条时期做类比，我还提到了日本和瑞典。这两个国家经历的金融危机虽然不算多么严重，依然引发了深度的经济衰退。我说，根据这些经验，如果我们不立即采取行动，我们可以预期到经济必将大幅衰退。股市和其他资产价格必将进一步大幅下降，失业率可能从当前的6%升到8%或9%，通用汽车等大型非金融公司可能继金融公司之后走向破产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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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那一番话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虽然我发出的警告十分可怕，但我还是低估了潜在的损害。至少大萧条以来，我们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虽然我们缺乏充分的依据去评估这场危机的后果，但根据我的学术研究以及我读过的历史资料来判断，影响可能很大，甚至是灾难性的。我记得当时我说话的时候很平静。我相信，唯一的出路就是集中精力、深思熟虑、有条不紊地采取应对举措。我们需要获取并维持议员们的信心，让他们相信我们有一套可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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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们提出了很多问题，比如：需要多少钱？这些钱怎么用？救助金融公司时，是否附带一些条件，并限制经理人的薪资？如何帮助那些受到危机创伤的业主们以及其他无辜者？行政部门什么时候提出立法建议案？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尽量逐一作答。保尔森提到利用国会拨款购买不良资产，但没有提供细节。接近9点的时候，会议才结束。我偷偷地溜了出去，没有遭到记者跟踪，因为国会的领袖们当时很健谈，所以我才能轻易地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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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负面消息很多，但我离开会议室时仍然有一种受到鼓舞的感觉。我告诉米歇尔·史密斯，我看到大家正在就未来的行动达成共识。因为一个广泛流传的说法是政府要采取全面应对危机的方案，市场也得到了鼓励，道指收涨41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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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周五）早上7点30分，美联储理事会开会。我已经解释过财政部打算使用外汇平准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提供保障。但是我们还相信鼓励银行向货币基金购买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的计划也有助于遏制挤兑风潮，因此，我们批准了这个计划。货币基金可以利用收到的现金应付挤兑，从而不必到下跌的市场上贱卖商业票据或其他资产。这样一来，我们美联储再一次扮演了“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只不过在这个例子里，我们是以间接方式操作的。由于一些最大的基金总部位于波士顿，我们就让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罗森格伦主持落实这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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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瑞典、挪威、丹麦和澳大利亚的央行都要求跟我们建立货币互换额度。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授权由我、科恩和盖特纳组成的委员会推动这件事情。我们批准了这些国家的请求，并向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做了汇报。关于细节上的谈判工作，我们交给了比尔·达德利和他的团队去负责落实。与此同时，达德利还要忙着监督市场，协助监督多个贷款计划的落实情况，并落实美联储的市场操作方案，以推动联邦基金利率趋近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设定的2%的目标。我对科恩说：“达德利忙得像独臂贴壁纸的工人一样。”事实上，我们都觉得自己也像独臂贴壁纸一样，科幻小说作者雷伊·卡明斯说过一句话：“时间不会让一切事情同时发生。”过去一个月内，我觉得时间没有尽到这个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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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上午晚些时候，在白宫的玫瑰园里，小布什总统公开发表讲话，为救助房利美、房地美和美国国际集团辩护。我、保尔森和考克斯就站在他的旁边。他还提到美联储通过提供贷款和协调其他央行“为我们的金融体系注入亟须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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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这些都是有针对性的措施，主要是为了阻止个别公司的问题蔓延到更大范围。但这些措施还不够，因为它们没有消除我们市场不稳定性背后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抵押贷款相关资产。现在，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下跌，这类资产失去了价值，抑制了信贷流动。”然后，他描述了我们之前在罗斯福厅已经讨论过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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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喜欢他们所听到的内容。短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之前已经跌到了“二战”后的低谷，此时却急剧上涨。从周四晚间到周五晚间，期限为三个月的国库券利率从0.07%暴涨到0.92%。这是个好消息，表示交易者正在踊跃卖出超级安全的国库券，换取其他资产。与此同时，企业融资成本大幅下降，货币市场基金的资金流出速度放缓。股市上涨逾3%，道指只比一周前（也就是雷曼兄弟破产之前的那个周末）的水平低了不到1%。从禁止卖空指令受益的金融股暴涨约11%。我们还宣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会购买两房发行的短期债券，以支撑房地产市场。周五，我们买了80亿美元的国库券和债券，促使其利率下降幅度高达0.6%。普遍积极的反应表明市场对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全面应对危机的计划感到放心，无论这个计划的具体组成部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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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一直向记者、其他国家央行和国会解释总统之前提到的救助方案。国会议员的反应是很难解读的，但我可以判断出来，要获得他们的支持的确是很难的，因为他们坚持认为我们是在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助华尔街，而没有意识到这是我们稳定经济的关键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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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跟一些幕僚和美联储理事开会讨论如何进一步设计好保尔森所提出的不良资产购买计划。财政部提供的细节很少，我们想弄明白不同方法之间的优缺点。回顾历史，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类比对象是“重组信托公司”（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该公司是美国政府为解决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储贷危机而专门成立的资产处置机构，成功重组了数百家问题储贷机构的资产。但“重组信托公司”和保尔森的计划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差异，即在储贷危机中，当一家储贷机构倒闭后，其资产自动划归给了重组信托公司，因此，该公司不必考虑该为这些资产付出多少钱，而保尔森的计划是向还有偿付能力的机构购买资产。但究竟应该付出什么样的价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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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将成为资产购置过程中的最大障碍。政府应该支付当前的市场价格呢，还是别的价格呢？如果政府支付当前低迷的市场价格（假设在这种不正常的环境中还能够确定市场价格的话），那么该计划对于恢复银行偿付能力的作用可能很小，而且从法定会计准则来看，所有的金融机构可能会被迫按照政府的价格减记资产，这样做会恶化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这个结局有悖于我们的初衷。但另一方面，政府支付的价格可以高于当前市场的价格，例如按照市场状况较为正常时的价格购买。作为有耐心的投资者，政府可以等到价值更能反映长期回报率的时候。这样必然对银行产生积极作用。但如果政府必须付出高于当前行情的价格，那么在出售资产时可能蒙受亏损，这对纳税人公平吗？在未来的几周里，美联储和财政部还将详细分析如何举行贷款拍卖会和评估资产价值，但如何设定最合适的资产价格依然是一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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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迫切需要同时在多个方面采取行动，再加上我们面临的难题又错综复杂，以至于我们所有人都感觉筋疲力尽。那一周，很多高级幕僚都工作到深夜。我们知道自己做出的抉择至关重要。但很多人依然不理解我们，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布拉德·德朗在其博客中写道：“伯南克和保尔森都在集中精力于避免犯下我们在1929年所犯的错误……他们想犯自己的、原创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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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晚上，我从美联储监管人员那里听到高盛想把自己的法律地位从证券公司改为银行控股公司。顾名思义，银行控股公司拥有一个或更多的银行。高盛旗下有一家小型的存款机构，总部位于犹他州，是所谓的“工业贷款公司”。工业贷款公司可以快速转变成银行，从而使高盛符合银行控股公司的最低条件。这种法律地位的变化，只有一种影响，即高盛的监管机构从证券交易委员会变成了美联储。高盛的高管认为，只要美联储宣布将监督他们的活动，就可以降低短期资金遭到挤兑的风险。但媒体报道高盛此举的动机时出现了偏差，说高盛这样做是为了更加便于获得美联储的贷款。这种报道是有失偏颇的，因为高盛旗下的经纪交易机构早就可以通过一级交易商信贷机制获取美联储的贷款，高盛没必要为了获取美联储贷款而改变公司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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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美联储理事会批准了高盛的申请，也批准摩根士丹利的类似申请。摩根士丹利也非常担心自己的资金是否稳定。我们决定批准变更法律地位之后，变更就立即生效了。在同样的会议上，美联储理事会还批准高盛、摩根士丹利和美林这三家机构位于伦敦的经纪交易分公司可以通过一级交易商信贷机制获取贷款，而不必把伦敦的担保品转移到纽约。这些步骤缓解了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融资压力。我看到的证据表明，至少在这两个公司，危机体现了恐慌的自我应验性质，即投资者拒绝房贷，交易对手拒绝交易，完全是因为他们害怕别人也会这样做。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法律地位的更改，雷曼兄弟的倒闭，以及贝尔斯登和美林遭到并购，促使独立投行的时代突然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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