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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先给大家提一个问题。为什么金融市场运转不下去了呢？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者持有数千亿美元的复合型证券，其中包括许多抵押贷款相关证券。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些证券存在两种不同的价格。第一个价格是贱卖价格，也就是在流动性不佳的市场上抛售的价格，第二个价格是持有至到期日的价格。由于这些证券错综复杂，经济和房地产市场又存在严重的不确定性，很多证券找不到活跃的市场。因此，今天这些证券的贱卖价格可能远远低于持有至到期日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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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继续解释说，如果政府支付的价格介于贱卖价格与持有到期日价格之间，也就是说，价格虽然低，却比较接近卖方在正常运作市场中可能得到的价格，那么资产购买计划可以发挥作用。金融机构可以按照这种中间价格出售资产，并根据这些价格评估账面上的资产价值，以免到最后剩下的资产也损失殆尽。同时，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像我们预期的那样推动经济和房地产市场的复苏，那么由于政府支付的价格低于持有至到期日价格，就能确保收回纳税人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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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政府不必刻意计算这些资产的贱卖价格和持有至到期日的价格。如果政府同私营机构一同参加资产拍卖，那么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价格就会自动形成。我指出，资产购买计划的消息被透露出去之后，已经促使与次贷相关的资产价格出现了抬升势头。这个现象充分说明我们的资产购买计划行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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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用这种思路去处理资产购买事宜是最合适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希拉·贝尔也赞同这个思路。但对于一些高度复杂、难以估值的证券，要确定公平、有效的拍卖方式，在理念和操作层面都存在不小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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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近5个小时的时间里，参议员不停地质问我们，既提出问题，也提供建议。来自罗得岛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里德在金融问题上表现得很精明。他指出，如果资产购买计划推高了金融机构的股价，那么纳税人就应该分享利润。在听证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多德简明地指出了保尔森没有讲到的一点，即资产购买计划应该允许政府获得金融机构的股权。里德和多德的说法表明他们不见得会反对公共部门取得银行的部分股权，但他们似乎认为这种做法的意义不是迫使银行重组，也不是为了让政府取得银行的部分股权，而是提高纳税人的收益率。在回应这些问题时，我请参议员给行政部门足够的灵活空间，可以依据情况的变化去决定如何运用这7 0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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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员反复提到了“公平”这一主题。来自怀俄明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迈克·恩兹问道：这样对于那些没有不良资产可以卖给政府的小银行公平吗？很多不良贷款都是那些规模较大的银行一手造成的，我们现在要从它们那里购买不良资产，这样是不是在奖励失败者呢？实际上，很多小型银行确实持有不良资产，但恩兹指出了身陷困境的银行从这个方案中获利最大的事实，这再次印证了采取必要的救助行动与规避道德风险之间存在矛盾。几位参议员表示，无论什么金融机构，只要受益于这个计划，其高管的薪酬都应该受到限制。多德等人主张这笔救助资金不能一次性地发放，而应该分批发放，这样一来，一旦国会对结果不满意，就可以终止它。那次听证会漫长而艰辛，但我认为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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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听证会的次日，即9月24日（周三），我觉得我遭遇了残酷而非同寻常的惩罚。就在这一天之内，我就要前往参众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和巴尼·弗兰克的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参加两场残酷的听证会。此外，我还要参加两场充斥着激烈辩论的会议，一场是众议院共和党协商会议，与会者几乎囊括了众议院所有共和党议员；另一场是参议院民主党党团会议。就在前一天上午，共和党众议员还生气地拒绝了一个包括副总统切尼、白宫办公厅主任博尔顿、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基思·亨尼西、美联储理事沃什在内的代表团发出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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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保尔森尽最大努力去和众议院共和党议员周旋，但与副总统所率领的代表团相比，我们的运气也好不到哪里去，议员们都排着队等着向我们发火呢。他们要表达的核心意思就是，救助华尔街那些贪婪成性的“肥猫”是严重践踏正义的举动，无异于让普通大众给华尔街送礼。一位众议员告诉我们，他跟他的选区内那些了解实体经济的银行家、汽车经销商等人交谈过，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看到华尔街困境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我告诉他：“他们会看到的，肯定会的。”华尔街的形势看似距离普通大众很远，但很可能导致小企业和企业家们无法获取信贷，从而扰乱经济运行，但大部分议员对此都持有怀疑态度。我担心国会可能要等到经济受到明显、重大，甚至可能完全无法扭转的创伤时，才会果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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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一直强调一个观点，即信贷状况恶化会构成一个严重的威胁。我对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讲：“信贷是经济的命根子。如果金融形势得不到改善，我们会看到失业率升高，就业机会减少，经济增速放慢，抵押品止赎现象增加……这样肯定会对工薪阶层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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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金融危机和普通大众无关”的观念。其他几个因素也导致我们的资产购买计划更加富有争议性，使得我们很难解释清楚。比如，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低价购买资产，不会有帮助，如果提高价格，则对纳税人不公平。这种观点忽视了我的一个主张，即资产拍卖会产生一个介于贱卖价格和持有至到期日价格之间的价格。也有人针对如何设计资产拍卖提出了问题，因为我们要购买的证券很复杂，又很多元化。我认为这种反对理由听来是合理的，但我们也有办法反驳。虽然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解释了购买资产的理由，我却看不到大家达成了赞成这种方案的共识，只看到大家普遍怀疑这种方案怎么能够行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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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解释资产购买计划时，还试图为行政部门争取灵活空间。我认为我们可以设立一个监督委员会，国会赋予这个委员会权力，使其能够在计划实施过程中推动必要的变革。但至于这场危机究竟会怎么演变，我自己也不清楚。因此，我争取两面开弓：既支持保尔森的策略，又设法为政府争取直接注入资本或采取其他措施的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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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和保尔森到国会山与民主党参议员开会时，他们对于财政部提出的这个资产购买计划的支持倾向似乎并不比共和党议员高多少。共和党与民主党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希望政府少干预市场，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让市场体系自行调整，而后者则希望政府多干预市场，直接采取行动，帮助普通大众，并减少高管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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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完最后一场会议后，我疲惫至极，心灰意冷。回到了家里，我和妻子安娜一起收看小布什总统在电视上对全美民众发表的演说。他呼吁我们果断采取行动，结束危机。我觉得这个呼吁是有效果的。但是此时此刻，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不是一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旁观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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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周四）早晨，市场形势改善了一点，财政部和美联储用于稳定货币市场基金的计划似乎产生了效果，优质基金的资金外流现象基本上停了下来，商业票据市场的运作情况似乎已经改善。然而，广大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仍然面临着融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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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小布什总统授予保尔森全权代表行政部门同国会谈判，于是，保尔森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穿梭外交。美联储的立场是独立的，无党派的，我们只要认真地观察市场形势的演变，并回答问题和提供建议就足够了，我们没有义务去卷入政策制定过程。我接到多名议员的来电，大多数议员都在寻找一个既能在政治上为人接受，又能把必须做的事情做好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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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到这个时候，关键问题应该是我们如何制订最佳的资产购买计划，以及是否应该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直接注入资本或其他事情上。但随着辩论越来越激烈，大部分议员似乎都不愿意或不能把握核心问题。结果，保尔森发现自己一直在和议员们谈一连串次要问题，比如限制高管薪酬、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分批拨出、协助陷入困境的房奴（这点很重要，却无法及时地终止危机，避免崩溃）、监督资产购买计划落实细节以及如何对待小银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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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高管薪酬的激辩揭示了政治需要与经济需要之间的矛盾关系。很多议员都希望限制那些从该计划中受益的机构的高管薪酬。从政治上来讲，这种主张很有吸引力，而且我也明白为什么那么多议员对救助华尔街一事感到非常生气。早在危机爆发之前，很多人就认为银行家薪酬过高，有失公平，现在这些人过度冒险的行为把经济推入了深渊，更令人觉得不公平。但实事求是地讲，如果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附加条件过于沉重，那么企业很可能会尽己所能地拒绝接受救助。这样一来，实力较弱的银行也肯定不愿参与，因为在顾客和债权人眼里，参与这个计划会在这些银行身上烙下脆弱的印记。这样一来，我们的努力就会以失败而告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限制高管薪酬的做法将引发问题的高管与解决问题的高管置于同一个评价标准上了，这样有失偏颇。我们需要有能力、有经验的专业人士出面，迅速重组陷入麻烦的公司。但像埃德·利迪那样愿意接受1美元年薪去经营美国国际集团的人，估计不会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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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更多是从实际解决问题的角度去考虑这个计划，而不是从政治角度去考虑，所以对一些事情是不闻不问的。但很多奋战在一线的同事，包括保尔森和盖特纳在内，似乎赞同我的态度。尤其是盖特纳，对一些政客那种旧约式的思维感到很不满，因为他们更感兴趣的事情似乎是如何施加惩罚，而不是如何规避迫在眉睫的灾难。坏人的确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我对此也没什么意见，但我认为，就当前情况来看，最好先救火，再追究责任。在过去这么多年里，我在华盛顿看到过很多人会佯装愤怒，但我不喜欢做这种游戏。我只是集中精力去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避免像民粹主义者那样去谴责银行家。我之所以这样，一部分原因在于美联储、其他监管机构以及国会的很多人一直没有停止过谴责，我只想以理性的态度解决问题。从政治角度来看，我这种低调态度可能会给我们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但我坚持走自己的路，不然就感觉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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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选举导致问题变得进一步复杂化了。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做出了一个不明智的举动：暂停选举活动，前来华盛顿，据说是为了处理危机。但危机太大，太复杂，仅仅凭借一位参议员之力，是无法解决的，即便总统候选人也不行。我们担心一两位总统候选人可能为了获得政治优势而借这场危机大肆炒作，从而降低国会批准资产购买计划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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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晚上，在麦凯恩的请求之下，小布什总统在白宫召集了一个会议，我决定还是不参加为好，我不想卷入关于立法细节的争论，这有可能危及美联储的政治独立性。其他一些关键的角色都参加了会议，包括小布什总统、保尔森、两位总统候选人以及两党在国会的领袖。他们原本有机会达成共识。两位候选人大体上赞成保尔森的计划，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发布了一系列两党议员都能接受的原则，比如限制高管薪酬、允许政府持有被救企业的股权等。小布什总统试图促使会议达成共识，但最后，相互攻击引发了一片混乱。选举政治和共和党人的抵制（基本上是共和党众议员的抵制）导致那次会议无法达成任何协议。民主党人除了担心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之外，还觉得这个计划是共和党政府提出的，而且相当不受欢迎，因此，很不愿意投赞成票。这场会议虽然是在麦凯恩的请求下召开的，但他似乎不愿意积极寻求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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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购买计划面临的一个障碍就是埃里克·坎托和其他几位共和党众议员，建议用资产保险计划取而代之，即政府收取保费，保障企业的资产不会蒙受损失。我一直都不了解这个方案的吸引力，但坎托宣称他的建议可以帮纳税人省钱。不过，最后他妥协地承认说这个保险计划不适用于最复杂的证券。而事实上，引发这场危机的核心因素恰恰就是这类证券。为这些资产提供保险需要先确定其真实的价值，然后确定一个公平的保险费。这样一来，反而比购买资产更难操作。此外，与资产购买计划不同的是，在资产保险计划之下，如果被保险的资产出现了升值，那么纳税人虽然最初支付了保费，最后也几乎得不到任何好处。但为了争取共和党议员的支持，我们把坎托这个计划进行适度调整之后，加到了最终提交给国会的那个议案里面，不过这个保险方案后来一直没有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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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的议员和经济学家努力推动救助陷入困境的业主们，而不是推动救助华尔街的资产购买计划。避免不必要的抵押品止赎现象对借款者和整个经济都是有好处的，对此，我毫不怀疑，而且我之前也经常这样讲。但要制订一个既注重成本和效益，又不至于对那些按时还贷的业主不公的计划，需要耗费相当多的时间。但由于金融体系在几天或者几周之后就有可能崩溃，我们需要迅速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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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两位总统候选人都跟美联储保持联系，但与麦凯恩相比，奥巴马对我的看法似乎更有兴趣。奥巴马曾经亲自给我打过电话，了解最新的市场动态，并且在7月下旬还曾经到办公室来拜访过，当时他已经在民意测验中处于领先地位了。他来的时候，我到美联储停车场迎接他，然后跟他的安保人员以及幕僚一起挤在一个小小的电梯里上楼，在会谈中，我们不仅聊了最新的市场动态，还聊了如果他当选总统会采取哪些措施加强金融监管和强化经济增长。他强调性地指出他支持美联储的政治独立性，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那天，我的行政秘书丽塔·普罗克特和其他几位行政工作人员被奥巴马吸引住了，围在我办公室门口，奥巴马跟他们每个人都简短地聊了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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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奥巴马相比，麦凯恩似乎一直坚持右派的政治立场。麦凯恩讲话坦率，做事高效，我对他印象不错。（我和妻子安娜曾经非常荣幸地陪同麦凯恩年近百岁的母亲一起在国会山观看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华盛顿特区仪仗队的花式枪操表演。）麦凯恩有从军背景，因此在应对外交和军事事务上，似乎比应对经济事务更加轻松。尽管如此，他仍然意识到，在金融体系快要崩溃之际，放任自流的做派是行不通的。他这个认识体现了他的经验和智慧。但他也面临着两难的处境。一方面，这场危机发生在共和党执政时期，而且目前的应对方案也是共和党政府提出来的，麦凯恩作为共和党的参选人，当然希望危机能够得到尽快解决；另一方面，共和党选民不想看到政府采取任何救助华尔街的行动，麦凯恩自然不敢违背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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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他决定暂停竞选活动来到华盛顿，肯定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因为当时共和党国会领袖并没有对某个计划明确表示支持。白宫会议后的那个周六，他给我打电话问了几个问题，表示他支持政府的提案，并对自己贸然干预这件事情引发的问题表示歉意，许诺以后会小心行事。他还把金融领域反复出现的爆炸性事件比作军事领域的“简易爆炸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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