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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救助贝尔斯登的过程中,我们曾经设立过一个法律实体,让它持有贝尔斯登的高风险资产,然后由美联储为其放贷。美联储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都曾开过几次会议,提出了一些创意,最后大家也达成了一个类似的解决方案。美联储可以设立一个名为“商业票据融资机制”(Commercial Paper Funding Facility)的新工具,该实体可以利用美联储根据《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的授权,购买商业票据。10月1日,我和保尔森同小布什总统共进午餐时,曾经讨论过这个基本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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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市场参与者普遍不愿意购买商业票据,即便愿意的话,也只是愿意购买到期日仅有短短几天的商业票据,因此,为了扭转这个局面,我们必须打破这种行为背后的思维定式。人们之所以只愿意购买期限非常短的商业票据,就是希望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他们就能率先求偿,从而把后果留给那些购买期限较长的商业票据的放贷者。这其实是挤兑心态的一种体现。如果美联储出面支撑商业票据市场,为期限较长的商业票据提供担保,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恢复放贷者和借款者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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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快就遇到了出乎意料的问题。我们知道,美联储放贷时,负责发放贷款的联邦储备银行必须获得满意的担保品。在“商业票据融资机制”下,发放贷款的就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了。发行商业票据的公司必须承担偿还本息的法定义务。但根据长期以来的惯例,商业票据很少用有价证券之类的担保品担保。鉴于在商业票据融资机制下,仅有的资产是商业票据,那么借助这个机制发放的贷款还能视为获得了满意的担保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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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宣布设立“商业票据融资机制”时,觉得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在宣布之前,我曾经跟保尔森提过,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拿出一部分资金提供给这个新机制,用这部分资金去吸收亏损,那么美联储为商业票据融资机制提供的贷款就算有了适当的担保。保尔森的反应似乎挺积极,我们便开始期待着利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去让商业票据融资机制运转起来。但令我生气的是,不知道是我误解了保尔森的意思,还是由于他和他的幕僚改变了主意,美联储和财政部的幕僚在随后几天的谈判里一直没能达成协议。保尔森后来写道,他之所以拒绝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投入商业票据融资机制,是因为他不想把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第一笔资金投给商业票据融资机制。他写道:“我们需要节省资金,美联储自己能够提供资金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要往里面投钱了。”我不明白保尔森为什么这么想,不过他的确喜欢我们所提的建议,后来美联储和财政部也是按照这个模式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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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宣布商业票据融资机制时,本来觉得可以利用一下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但现在却用不上了,因此,我们必须尽快想办法解决问题,确保我们通过这个机制发放的贷款能够得到适当的担保品。经过几次长时间的会议和电话交流之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行得通的办法。首先,我们规定,商业票据融资机制只能购买那些信用评级最高的商业票据。(不幸的是,这个规定把很多重要的但信用评级较低的公司排除在外了。)其次,我们要求那些想要把票据卖给这个机制的公司先支付一笔费用,并且把利率设定到一个足够高的水平,从而使得这些公司在市场形势恢复正常时自愿退出这个机制,回到普通市场上去融资。最后,为了控制我们可能面临的风险,我们为单一公司出售商业票据的金额设定了上限。有了这些条件之后,美联储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就相信通过商业票据融资机制发放的贷款获得了适当的担保。最后,该机制收到的费用多达8.49亿美元,非但没有造成亏损,反而创造了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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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会围绕着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展开辩论的过程中,很多议员,尤其是民主党的议员,都强烈主张该计划应该帮助那些可能丧失房屋赎回权的业主们。最后通过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就考虑到了这个目标,授权政府动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要求政府修改房贷条款,降低利率与月付金,减少被查封的房屋的数量。这些规定只是我们为了遏制查封浪潮而采取的最新举措。之前,在7月,国会曾经通过了“业主希望计划”(Hope for Homeowners)。请注意,不要把“业主希望计划”与私营部门的金融机构在2007年推出的“希望在眼前”计划(Hope Now)弄混了。“业主希望计划”授权联邦住房管理局,在业主蒙受亏损之后,可对负资产家庭提供高达3 000亿美元的贷款,以免其房屋被银行收回,防止众多的负资产业主迈向破产边缘,从而避免新一轮断供潮和破产潮。这个计划得到了弗兰克等议员的大力支持。美联储认为这个计划是很有前景的,因为它既可以帮助放贷机构解决问题贷款(这些放贷机构当然也要承受适度的损失),又能降低业主们的月供。美联储和其他机构被授权监督这个计划的落实情况。当时,美联储理事贝齐·杜克正花费大量时间去研究房贷问题,他作为美联储的代表参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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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计划失败了。只有几百名业主提出申请,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国会不愿意在修改房贷条款上花费太多资金。此外,国会给联邦住房管理局的重新贷款计划制定的条款也无法吸引放贷者,以至于大部分放贷者拒绝参与。虽说国会的节俭体现了其对财政正义的认同,但也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很多人认为救助那些陷入困境的业主又是一次救助不负责任者的行动。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在当时那种经济下行和信贷枯竭的形势下,丧失房屋赎回权的人越来越多,不仅那些明知负担不起房贷,却坚持买房的人最后出现了断供,丧失了房屋赎回权,而是数百万人都遭遇了这个问题。人们要么自己还不起房贷,要么知道身边的其他人还不起房贷。此外,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业主,不仅对这些业主自身有利,还对他们所在的社区、整个房地产市场以及整体经济有利,因为房屋被查封或遭到强制拍卖会降低房价,减少房屋建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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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努力在美国国内施行多个新计划时,我还认真地关注着我们贸易伙伴的经济和金融动态。这股冷风在国外刮得也很猛,尤其是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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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继续敦促其他几大央行和美联储一起降息。我相信降息能够支撑全球经济增长,而且各国央行表现出团结之后,也可以提振市场信心。9月26日,我同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谈到这个问题时,他们表示有兴趣,但持有一定的保留意见,尤其是欧洲央行,一直担心通货膨胀。然而,随着金融形势和经济数据持续恶化,他们对联合降息的抵触情绪随之消失。其他几大央行也愿意加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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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联合降息,需要做大量的协调工作。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央行都必须安排与其政策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或视频会议,然后必须协调宣布降息的时间和措辞,而且还不能提前走漏任何风声,不然可能会造成市场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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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周二)晚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召开视频会议。两位鹰派委员(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理查德·费希尔和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尔斯·普洛舍)当时碰巧在纽约,因此,他们二人便前往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跟盖特纳一起参加这次会议。盖特纳开玩笑地说:“我必须指出,今天,在纽约,两位鹰派委员坐在我的左右,达成了历史性的联盟。”费希尔面无表情地说:“主席先生,我们很高兴来到第三世界访问。”普洛舍回应说:“我们只是想从侧翼包抄他,却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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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个小玩笑之外,这场会议的基调是低沉的。达德利说,当前的金融形势“极度危险和脆弱”。我们决定将美联储与其他国家的货币互换额度上限提高一倍多,提高到6 200亿美元。此外,我们还将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增加至9 000亿美元,目的是希望无论信贷市场有多动荡,我们总能像平常一样,确保银行可以获取贷款。这么大的金额显示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虽然我们尽了全力,恐慌仍在持续,信贷市场依然无法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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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指出,当前的金融形势对经济造成的风险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与各大央行各自为战相比,如果能联合采取应对举措,就能展现出我们的决心和合作,对美国和全球经济产生更大的积极作用。我们还相信,协调一致的行动可以为其他央行提供掩护,尤其是继承德国联邦银行鹰派传统的欧洲央行,能够成功地降低利率。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全票通过,把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半个百分点,降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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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与其他央行协调联合降息的过程中,最高潮的部分就是一场视频会议。参与者包括我、欧洲央行的特里谢、英国央行的默文·金、加拿大央行的马克·卡尼以及日本央行的白川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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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纽约时间10月8日早上7点,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瑞士央行、瑞典央行同时宣布降息0.5个百分点。[1]政策利率已经接近零利率的日本银行表示强烈支持。我们没有跟中国央行协调,但是中国央行也在当地时间10月8日上午宣布了降息。能够导演这么复杂的一出大戏,我感觉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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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降息虽然富有戏剧性,但没有解决全球金融体系存在的基本问题,比如市场恐慌持续存在,以及市场对于大型金融机构的安全性日益不安。在各大央行宣布联合降息的那一天,道指一度上涨180点,但收跌189点,跌幅2%。通过这个现象,市场发出的信号是非常明确的,即救市力度需要加大,而且是越快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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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宣布联合降息之前,各国对金融危机的反应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且各国的做法也不尽相同。与美国相比,欧洲国家救助的金融公司更多,却没有制订一套全面的应对方案。德国虽然救助了海波房地产控股公司和德国工业银行(IKB),但政府一直在抱怨说救助行为存在道德风险,从而阻碍了欧洲国家之间的合作。另外,有些国家对于救助行为的溢出效应颇有怨言。爱尔兰9月29日宣布为银行存款和债务提供担保之后,英国担心爱尔兰此举会导致英国银行资金外流,便在9天后也宣布为银行债务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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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小国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救助本国的大银行。比如,冰岛就是如此。冰岛是一个只有30万人口的小国,但它拥有三家大银行,业务遍布北欧其他国家以及英国和荷兰。到2008年10月初,这三家银行都倒闭了,股东(以本国人为主)和债券持有者(以外国人为主)蒙受巨额损失。冰岛希望像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那样与美联储建立货币互换额度,但我们拒绝了,因为冰岛的金融机构与美国的金融机构联系很少,而且退一步讲,冰岛的问题太大,仅靠货币互换是无法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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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周五),一个加强全球合作的机会出现了。那天,世界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齐聚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秋季例会。这两个机构可以追溯到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会议。这两个机构的目标是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点是维持经济与金融稳定,而世界银行的重点则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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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行全体会议之前,有一系列小规模的会议。周五是七国集团会议,与会者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周六是规模较大的二十国集团会议,与会者除了来自主要工业国之外,还来自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俄罗斯等重要的新兴经济体。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分量日益提高,二十国集团经济政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不过,由于世界上最大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基本上都位于七大工业国,因此,我估计七国集团的会议将是比较重要的。事实表明,我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参加的国际会议中,这场竟然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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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七国集团会议是在美国财政部现金厅(Cash Room)举行的。那个大厅有两层楼高,地上和四壁的大理石熠熠生辉,华美的天花板上镶着金边,青铜的枝形吊灯直垂而下,大厅的入口正对着财政部大门。1869年刚刚投入使用时,这个大厅是财政部同银行家及民众进行金融交易的场所,到1976年才停止使用,现在被用作举办正式会议和社交活动。为了举办七国集团会议,长条形的桌子被摆放成了正方形,座椅上面的卡片标明了各个国家与会者就座的位置,会议现场有同传服务,但美国代表团并不需要,所有讨论都是用英语进行的。副手和助理们在大厅里进进出出,助手、安保人员和其他辅助人员在外面的走廊里来回走动。按照惯例,作为东道国的财长,保尔森会担任会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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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议往往容易让人产生困意,这种场合的主要意义就在于让决策者及高级幕僚们与国际同行保持沟通。不同的会议,同样的议程,同样的陈词滥调,会后公报都是副手们提前写好的,充斥着含糊不清的、官僚主义式的措辞,目的就是要赢得一致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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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次会议的基调绝对不会让人产生困意。全球经济体系已经遭遇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风险。在场的大多数财长和央行行长都指责美国是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是谁放松金融监管,导致“牛仔式资本主义”肆虐地践踏整个世界?是谁的次贷危机传染了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是谁让雷曼兄弟倒闭?关于最后这一点,特里谢操着具有浓重的法国口音的英语,特别慷慨激昂地做出了论证。他还提供了一张图,表明雷曼兄弟倒闭的那个周末之后国际资金市场的剧烈恶化情况。其他人附和特里谢的说法,整个会议似乎恶化到了相互指责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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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危机中,美国自然要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但美国的声誉和公信力却处在低谷。当危机的影响蔓延到全球范围内,并且愈演愈烈之际,其他发达国家不再像之前那样幸灾乐祸了,而是开始愤怒。其他国家纷纷质疑美国提出危机应对建议的资格。美国算什么?有什么资格提建议?我们从七国集团的会议上听到了这种声音,在周六的二十国集团会议上,这种声音更是频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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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气氛紧张,但七国集团的代表还是决定同舟共济。如果大家没有达成共同应对方案,甚至连共同应对方案的框架都没达成就离开了华盛顿,那么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太大了。虽然大家在会议桌上说一些相互埋怨的话,但彼此之间还是相互尊重的。我们知道只有我们才能阻止经济失血。我们打破了多年以来的会议套路,忽略了会议议程,开展了自由的、实质性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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