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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会议召开之际，进一步降息的理由似乎非常充分。我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讲，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之前采取的那些措施的作用可能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但我们面对的可能是一场特别严重和漫长的经济衰退，需要采取大胆的行动。最后，委员会一致同意将准联邦基金利率降低0.5个百分点，降至1%。这个水平与2003年我们极度担忧通缩时的利率水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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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惯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开会的前一天晚上会举办晚宴。我利用这个场合见了各地储备银行的行长们。他们非常担心美联储的干预措施引发的政治风险，尤其是救助美国国际集团可能引发的风险。虽然根据《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规定的放贷职责属于美联储理事会，而不属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但有些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们仍然觉得美联储没有提前充分征求他们的意见。每一位行长都要我保证，以后不能再把他们蒙在鼓里，要让他们分享信息，这样他们下次公开露面时，才不至于答不出一定会被问到的问题。鉴于最近事件的紧迫性，我没能坚守一向的建立共识风格，实属合理。但是这些行长们的顾虑的确是合理的，因此，我提议每周召开两次视频会议，让他们知晓美联储的最新动态，也了解金融、经济和立法方面的最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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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希望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注资能够支撑起摇摇欲坠的金融巨头，使得我们不必再对其进行救助。不幸的是，经济状况恶化和巨额亏损继续困扰较弱的机构。9月份才接受美联储850亿美元救助的美国国际集团就是其中之一。10月初，我们已经额外增拨了378亿美元的贷款，为美国国际集团持有的“私营品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政府不予担保）提供融资，但这笔钱根本不够用。该公司第三季度的亏损暴增到240亿美元。为了继续存活下去，他们需要资本注入，也需要美联储放宽9月份实施救助时开出的苛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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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选择让美国国际集团倒闭，我们两个月前开始采取干预措施时，就是这么想的。因此，我们修改了紧急救助的条件，并将救助资金提高到1 500亿美元（包括财政部的救助资金）。起初，保尔森希望美联储提供新方案所需的全部资金，但我和盖特纳努力说服他，告诉他美联储独木难支，美国国际集团需要巨额资本，在私营融资渠道几乎完全关闭的情况下，只能让财政部出面提供资金了。11月10日，美联储和财政部宣布了一个经过调整的救助方案，其中包括财政部购买400亿美元的优先股。由于资本收购计划的目标是强化相对健康的公司，而不是陷入困境的公司，因此，美国国际集团没有资格使用该计划的资金。我们要求美国国际集团接受更加苛刻的条件，包括为财政部持有的优先股提供较高的股息。作为调整后的救助方案的一部分，美国国际集团必须偿还美联储10月份为其提供的补充贷款，这样一来，我们就把提供给美国国际集团的信贷额度从850亿美元降到了600亿美元，作为交换条件，我们同意大幅降低我们收取的利率，而且把还款期限从三年延长到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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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抑制美国国际集团面临的潜在风险，美联储再次动用《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的权限，批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设立了两个新的法律实体，并对其融资，这两个法律实体名称分别叫作梅登巷2号有限责任公司和梅登巷3号有限责任公司，美联储为梅登巷2号有限责任公司贷款225亿美元，让该公司利用这笔资金购买导致美国国际集团蒙受重大亏损的“私营品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梅登巷3号有限责任公司会得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300亿美元贷款，用于向美国国际集团的交易对手购买由美国国际集团金融商品公司担保的债务抵押债券，这样事实上就终结了曾经在9月份导致美国国际集团濒临绝境的保单。盖特纳把美国国际集团剥离不良资产比作“绑止血带”，目的是要阻止流血，按照同样的逻辑去打比方，我们给美国国际集团的贷款和财政部给它注入资本就相当于“输血”了。我们希望这次输血能拯救这个病人。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们关心它，而是为了整个经济体系考虑。我们特别希望避免美国国际集团的信用评级被进一步下调，因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必然需要为其提供更多的担保，注入更多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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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美联储，我们从外面聘请了资产管理人员去评估我们购买的证券。美国国际集团提供了10亿美元以吸收梅登巷2号有限责任公司最先出现的亏损，另外提供50亿美元吸收梅登巷3号有限责任公司最先出现的亏损。这两家新公司和它们持有证券的总市值会表现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每个季度都会更新。11月10日，即宣布新的救助方案之前的那个周日，我和保尔森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打电话给国会领袖解释这个新方案，说明我们几乎别无选择，必须实施这个方案的原因。当时，他们没有提出多少反对意见，但后来却提出来了。这符合国会的一贯作风，我们之前领教过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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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际集团获得了大量注资并剥离不良资产后，似乎稳定了下来，至少暂时是这样。但经过修改的救助方案重新点燃了很多人的怒火（有些人是真的发怒，有些人则是刻意在摄像机前作秀）。我能理解这些人愤怒的原因，尤其是因为我们的救助似乎并没有产生多少效果，以至于没有成功地避免现在看似十分严重的经济衰退。但我毫不犹豫地继续帮助美国国际集团继续存活下去，这是必不可少的，可以防止危机进一步转移。此外，如果我们想收回之前投给美国国际集团的资金（那都是纳税人的钱），最佳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帮助美国国际集团存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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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登巷3号有限责任公司购买美国国际集团承保的债务抵押债券，引发了一个新问题。这是我本该预料到的。我们购买这些债券，其实就相当于让美国国际集团的交易对手（大多是大型金融机构，有些是外国的）获得了保险的全部好处。当这个事实逐渐明朗化之际，国会和媒体指责我们是在搞“走后门式救助”，批评我们没有让高盛等交易对手承担部分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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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如何控制恐慌上，因此，我起初对这种批评感到困惑不解。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曾经希望美国国际集团的一些交易对手自愿返还一部分资金，但没有成功（这是不足为奇的）。如同我们一再指出的那样，从法律上来讲，我们不能强行减少给这些交易对手的付款，因为它们持有的保险合约的索赔效力并不亚于美国国际集团债券或传统保单的索赔效力。如果我们以监管机构的身份施压交易对手，要求其同意降低赔付额度（许多批评者坚持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做），那么我们显然就是在滥用权力，而且很多交易对手是外国机构，超出了我们的管辖范围，而且一些国家的监管机构支持它们拒绝接受减少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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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招致批评的另一个地方是没有立即披露与美国国际集团在债务抵押债券业务上的交易对手的身份。我们之所以拒绝披露，是有合法理由的，比如，《统一商业秘密法》（Uniform Trade Secrets Act）不允许我们单方面披露这些交易对手的身份。我们担心一旦披露之后，这些机构未来是否还愿意同美国国际集团打交道。然而，在被国会和媒体穷追猛打了几周之后，我们就让美国国际集团披露其交易对手的身份，美国国际集团迅速地披露了这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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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努力向外界解释我们的行动，为我们的反应进行辩护。这时，美联储办公室主任米歇尔·史密斯决定放弃美联储传统而保守的沟通策略，建议我同媒体和公众开展更加密切的沟通，包括接受全国新闻俱乐部（National Press Club）的邀请去那里发表演讲，并接受媒体提问（我2009年2月这样做了）。我与《纽约客》杂志的约翰·卡西迪合作，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从内部人的视角披露了美联储是如何应对这场危机的。我还在全美范围内知名度较高的场所更加频繁地发表公开演讲，阐述了我们在应对危机过程中采取的很多措施以及这些措施之间是如何相互配合的。我还经常到国会的多个委员会参加听证会，同议员保持频繁联系，开展没有会议记录的面对面交流或电话交流。虽然我把重点放在国会的两党领袖和监督美联储的委员会上，但如果议员提出见我或跟我电话交流，我一般都会答应的，当然时间安排上存在无法调和的冲突，则属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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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际集团并非唯一一个需要“重症监护”的病人。短短几周之内，花旗集团似乎也到了崩溃边缘。花旗集团的历史可追溯到1812年成立的纽约城市银行（City Bank of New York）。自成立以来，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实力，但争议不断，花旗几乎经历了美国历史上的所有恐慌。20世纪70—80年代，由于对拉丁美洲国家的贷款引发了重大损失，花旗一度濒临崩溃，到了90年代，又因为商业不动产贷款出问题，再度濒临崩溃，好在当时沙特阿拉伯的阿勒瓦利德王子在1991年为其注资5.9亿美元，才得以生存下来。1998年，花旗跟旅行者集团公司进行历史性的合并之后，变成了美国最大的银行控股公司，但到2008年9月，花旗被摩根大通超越，变成了美国第二大银行控股公司。虽然此时的花旗与桑福德·韦尔提出的“金融超市”的愿景存在一定的距离，但其实力仍然非常大，其全球资产总额超过2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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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的摊子铺得非常大，而且错综复杂，业务遍及数十个国家，它的经理人努力打造连贯的发展战略。我们的监管人员特别担心花旗银行是否能在整个公司范围内发现和评估风险。一系列管理缺陷和高风险投资使其特别脆弱。其旗下一些结构化投资工具失去外部融资来源之后，被纳入花旗集团的资产负债表，导致其问题更糟糕。希拉·贝尔尖锐地批评了花旗银行的管理层，包括首席执行官维克拉姆·潘迪特和以理查德·帕森斯为首的董事会。花旗的问题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潘迪特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毕竟，他从2007年12月才开始出任首席执行官一职。但希拉·贝尔有一点说得很对，花旗非常脆弱，而美联储和货币监理署做的工作不够多，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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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纪念日那天，潘迪特从财政部收到了250亿美元的资金，对花旗银行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但它的情况还是很危险。随着整体经济形势恶化，市场对花旗集团的忧虑不断加剧。花旗银行过度依赖没有联邦存款保险的5 000亿美元外国存款，也极为依赖短期融资，然而，这两种资金都存在挤兑风险。花旗银行之所以试图收购美联银行，主要原因就是希望得到更多获得了联邦存款保险的美国境内存款。花旗之前依赖的那些不太稳定的短期融资渠道逐渐消失了。这种情况，我们之前见过很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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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周四），我在美联储餐厅里招待各位美联储理事，共进一年一度的感恩节午餐。当时的气氛很愉快，但是跟花旗有关的电话从当天早上就开始打进来了，而且一直持续到了那个周末。当时广泛传播的谣言说花旗正在张罗着把自己卖出去，但还不清楚究竟什么机构才能负担得起一桩如此庞大的并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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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又出现了一个让事情更加复杂的因素，当时，已经当选为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宣布提名盖特纳作为新政府的财政部部长。虽然盖特纳之前并不是奥巴马核心团队的一员，但奥巴马在竞选期间曾经邀请盖特纳就危机情况做过汇报。奥巴马显然对盖特纳印象非常深刻。这个消息正式宣布之后，盖特纳就辞去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职务，将自己从应对金融危机和制定货币政策的忙碌中解救了出来，但他仍然以奥巴马顾问的新身份同我们保持着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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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在盖特纳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再度辩论如何让一个濒临崩溃的金融巨头走向稳定。我们曾经在10月中旬的七国集团会议上公开承诺要避免再次让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走向倒闭。花旗能够轻松地满足这种“系统重要性”的标准，但希拉·贝尔最初表示她认为可以让花旗倒闭，我怀疑她这样说有着挑衅的意思，但无论怎么讲，到最后她还是加入了我们，和我们一起努力避免花旗倒闭。我的确同意她所说的一个观点，花旗的问题都是由其拙劣决策导致的。但我们救助它，并不是为了花旗、花旗高管、花旗债权人或华尔街上的其他什么人，而是为了实现整体的经济和金融稳定。这个理由我们已经讲了无数遍，而且怎么讲都不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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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如同过去一样，我们必须在周末抓紧时间，赶在亚洲开盘之前处理好花旗银行的问题。这样一来，我们难免会开很多视频会议，做很多电子数据表，难免会在提出的方案被否决后出现情绪波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我们的压力。另一方面，我们不仅要同花旗谈判，还要同财政部以及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谈判，以便商谈各个机构在救助行动中应该出多少力。这三个机构的领导者和幕僚都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资源了，压力非常大，其中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和体力的原因。我们要求花旗披露什么信息，它总是反应很慢，以至于进一步降低了我们对花旗管理层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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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曾经在给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们连自己需要的信息都得不到，这地方真是太乱了。如果花旗连自己有多少资产都搞不清楚，我们能给它提供什么担保呢？”虽然我们同花旗的关系很紧张，但由于涉及面太广，相关风险太大，我们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做下去。我可以打包票，包括贝尔在内的所有人都清楚，最终而言，让花旗倒闭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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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周日）深夜，在亚洲开盘之前，我们宣布了旨在稳定花旗的一揽子救助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拿出200亿美元为花旗注资，换取花旗公司的优先股，股息8%（并非财政部资本收购计划规定的5%）。此外，财政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同意为花旗集团总计3 06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提供担保，范围包括住房抵押贷款和商业房产贷款等。对于接受政府担保的3 060亿美元资产，花旗必须自己消化这些资产造成的最初约370亿美元的损失，其余2 690亿美元的资产若出现任何亏损，美国政府都将承担90%，花旗负担10%，其中财政部要通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承担政府应该承担的损失中最初的50亿美元，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承担接下来的100亿美元损失。财政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提供这种担保后，会换到花旗的优先股。在极不可能的情况下，也就是在亏损极为严重，以至于花旗、财政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承诺的担保亏损一空时，美联储就得提供等于剩余资产90%的备用贷款，而这份贷款将以花旗所有的资产作为担保品。救助方案中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花旗必须同意在未来3年内，未经政府批准，派发的普通股股息不得超过每股0.01美元，实际上无异于几乎完全取消了普通股的股息，且必须大幅减少高管薪酬，并根据贝尔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要求，修改现有的抵押贷款合约，减少不必要的房屋查封现象。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要参与这种安排，必须再度动用“系统性风险例外原则”，摆脱“成本最小化原则”的束缚。市场欢迎这个救助方案，至少起初是欢迎的。消息公布后，花旗股价飙涨近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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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为花旗的资产提供这种担保，而不是注入更多资本呢？这种担保是花旗试图并购美联银行时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想出来的，目的是保护花旗银行，使其免于碰到最糟糕的状况，消除花旗可能承受极端亏损的风险（这种风险相当微小），稳定投资者信心，同时，可用资金日渐减少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只需提供数目相对不大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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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第一笔3 500亿美元的拨款中，保尔森已经拿出2 500亿美元作为资本收购计划的资金，拿出400亿美元救助美国国际集团，现在又拿出200亿美元作为花旗集团的新资本。在面临业主和汽车厂商请求救助的情况下，保留一部分备用资金当然很重要。要解决资金短缺问题，最好的方法是要求国会拨出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剩下的3 500亿美元，但小布什政府担心政治风险，担心国会不配合，因此没有提出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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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的事情解决后，美联储在11月25日（周二）发布了一则预示着我们下一步应对举措的消息：我们宣布将购买房利美、房地美、吉利美这三家政府支持企业担保的价值5 0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与两房不同的是，吉利美是政府独资企业，两房被财政部接管前都是私营企业。）此外，美联储还宣布将购买这三家机构以及其他政府支持企业发行的债券。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基于我们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忧虑。不确定性因素已经导致买家撤出了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市场。投资者不知道政府对两房的支持还能持续多久，也不知道房地产市场的形势会变得多糟糕。此外，一些金融机构由于缺乏流动性资产和资本，在市场上疯狂抛售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从而推高了房贷利率。我们这个计划应该有助于提高市场对于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需求，同时向市场表明政府对这些公司的支持。虽然我们要到2009年1月份才能真正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但宣布这个计划对投资者的信心应该具有强大的影响。新闻稿发布后，仅用了几分钟的时间，两房发行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利率和国库券的利率之间的差额就下跌了0.65个百分点，这个降幅不可谓不大。30年期限的房贷利率从11月底的6%左右降到了12月底的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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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抵押贷款市场的形势日益恶化，我希望美联储能以最快的速度落实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具体计划。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已经有一项指令，允许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符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货币政策的前提下，购买房利美、房地美或吉利美担保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美联储货币事务部门主管布赖恩·马迪根认为，只要我们采取其他行动把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目标水平上，就不需要再征求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批准。美联储理事会法律总顾问斯科特·阿尔瓦雷斯劝我说，即便仅仅为了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维持良好关系，推动这种规模和这么重要的方案，也应该先获得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批准，我没有忘记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曾经抱怨过双方沟通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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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视频会议中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阐述了这个提案的内容和意义。会议结束后，我与科恩打电话给其他委员，看看他们是否支持该计划，以及是否同意我们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下次会议召开之前宣布这个计划。在得到了委员的支持后，我们就宣布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计划。委员会在12月的会议中正式批准了这个方案，实际的购买大约从一个月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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