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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第一笔3 500亿美元的拨款中，保尔森已经拿出2 500亿美元作为资本收购计划的资金，拿出400亿美元救助美国国际集团，现在又拿出200亿美元作为花旗集团的新资本。在面临业主和汽车厂商请求救助的情况下，保留一部分备用资金当然很重要。要解决资金短缺问题，最好的方法是要求国会拨出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剩下的3 500亿美元，但小布什政府担心政治风险，担心国会不配合，因此没有提出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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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的事情解决后，美联储在11月25日（周二）发布了一则预示着我们下一步应对举措的消息：我们宣布将购买房利美、房地美、吉利美这三家政府支持企业担保的价值5 0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与两房不同的是，吉利美是政府独资企业，两房被财政部接管前都是私营企业。）此外，美联储还宣布将购买这三家机构以及其他政府支持企业发行的债券。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基于我们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忧虑。不确定性因素已经导致买家撤出了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市场。投资者不知道政府对两房的支持还能持续多久，也不知道房地产市场的形势会变得多糟糕。此外，一些金融机构由于缺乏流动性资产和资本，在市场上疯狂抛售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从而推高了房贷利率。我们这个计划应该有助于提高市场对于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需求，同时向市场表明政府对这些公司的支持。虽然我们要到2009年1月份才能真正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但宣布这个计划对投资者的信心应该具有强大的影响。新闻稿发布后，仅用了几分钟的时间，两房发行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利率和国库券的利率之间的差额就下跌了0.65个百分点，这个降幅不可谓不大。30年期限的房贷利率从11月底的6%左右降到了12月底的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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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抵押贷款市场的形势日益恶化，我希望美联储能以最快的速度落实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具体计划。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已经有一项指令，允许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符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货币政策的前提下，购买房利美、房地美或吉利美担保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美联储货币事务部门主管布赖恩·马迪根认为，只要我们采取其他行动把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目标水平上，就不需要再征求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批准。美联储理事会法律总顾问斯科特·阿尔瓦雷斯劝我说，即便仅仅为了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维持良好关系，推动这种规模和这么重要的方案，也应该先获得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批准，我没有忘记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曾经抱怨过双方沟通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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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视频会议中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阐述了这个提案的内容和意义。会议结束后，我与科恩打电话给其他委员，看看他们是否支持该计划，以及是否同意我们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下次会议召开之前宣布这个计划。在得到了委员的支持后，我们就宣布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计划。委员会在12月的会议中正式批准了这个方案，实际的购买大约从一个月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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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与科恩在宣布之前打了很多电话，仍有好几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感到不悦，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决定意义重大，我不应该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正式投票前宣布。我思考之后，认为我这样做是基于迅速行动的需要，但是他们的话确实有理。因此，我在2009年1月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上，承认我在仅得到非正式批准的情况下就宣布这个方案的确是错误的做法，我承诺将来会遵循更谨慎的程序。我们同意购买资产应该像改变短期利率一样，受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相同程序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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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美国银行首席执行官肯·刘易斯在9月份拒绝收购雷曼兄弟，但他至少还给我们留着一线希望，那就是他同意并购接下来可能要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美林。刘易斯在没有政府协助的情况下，跟美林的首席执行官约翰·赛恩谈成了这笔交易。11月26日，美联储理事会批准这桩并购案。12月5日，两家公司的董事会也批准了这桩并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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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保尔森似乎看到美林要稳定下来了，感到很高兴，但到12月17日，我们第一次听说美国银行考虑放弃这笔交易时，都感到很惊讶。刘易斯跟我们开会时告诉我们，美国银行最近才发现美林第四季度的亏损可能远比预期大（美林最后宣布亏损153亿美元）。刘易斯说，他考虑动用合约中一条叫作“重大不利变化”的条款，这项条款容许美国银行如果事后发现美林的状况远比签约时糟糕得多，可以取消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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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带来的这个消息意味着我们在控制危机的过程中可能要面临另一个重大打击了。如果并购案没有达成，那么美林的债权人、客户和其他交易对手肯定会立即发起挤兑，而且挤兑很可能会波及美国银行。如同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样，花旗遭遇融资压力的一大原因就是并购美联银行的行动失败了。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刘易斯放弃这桩并购案，则会引发更大范围的恐慌，可能对美国银行产生不利影响。我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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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斯科特·阿尔瓦雷斯一道，同美联储的银行监管人员研究了这种形势。结果，我们更加坚定地认为刘易斯动用“重大不利变化”条款去取消这桩并购案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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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业和法律观点来看，动用这项条款的理由似乎不太充分，美国银行在股东投票前有很多机会分析美林的资产（可没有人宣称美林误报了自己的资产），而且合约明确规定不能以市场形势的变化为理由去动用“重大不利变化”条款。如果刘易斯固执己见，他或许会迎来一场漫长的法律诉讼，而且最后很可能输掉。在诉讼期间，两家公司无疑都会承受沉重的市场压力，到最后，美国银行可能被迫并购大为弱化，甚至已经破产的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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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美联储是美国银行控股公司的监管机构，但我们没有权力强迫它们完成并购，因此，当刘易斯让我写信给他的董事会，指示他们去完成并购案时，我拒绝了。从法律角度来看，决定权掌握在美国银行自己手中。此外，当刘易斯向其股东披露美林的亏损情况、并购计划或与政府谈判的情况时，我们也是很谨慎的，不给他提供任何建议。但我和保尔森明确地提出了一个重点，即我们认为，动用“重大不利变化”条款对美国银行和整个金融体系都是很不利的。我们也把自己在公开场合说过的话告诉他，说我们肯定会采取必要行动，防止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再次倒闭。这相当于为刘易斯提供了一个担保。在这种担保下，刘易斯说服他的董事会批准了这桩并购案在新年当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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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易斯访问华盛顿之后，我们努力判断合并后的公司需要哪些条件才能继续存活下去。我怀疑刘易斯威胁要动用“重大不利变化”条款的一个目的可能是希望获得政府帮助。的确，美林的亏损规模很大，刘易斯有理由担心合并后的公司的稳定性，特别是因为美国银行自身也存在重大亏损。我们曾经为美国国际集团和花旗集团提供过帮助，投资者接下来可能会重点分析美国银行的弱点。我们希望在美国银行遭遇挤兑之前主动采取行动，而不是在挤兑浪潮的逼迫下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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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沃什和多位监管人员、法务人员（包括美国银行的直接监管机构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工作人员）的建议，美联储和财政部按照救助花旗集团的模式，提出了救助美国银行的一揽子方案。保尔森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拿出200亿美元，作为资本注入并购交易完成之后的美国银行；作为交换条件，美国银行需向财政部发行40亿美元的优先股，如同之前花旗和美国国际集团那样，这些优先股的股息也是8%。此外，如同在救助花旗时所做的那样，财政部、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也动用了“系统性风险例外原则”，为美国银行1 180亿美元的资产担保（这些资产主要来自美林的抵押贷款相关资产），按照协议，如果资产损失不足100亿美元，美国银行将自行承担。如果损失金额在100亿—200亿美元，那么美国财政部及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共同承担第二个100亿美元中的90%，即90亿美元，美国银行承受10亿美元的损失。如果损失超过200亿美元，美联储承诺，在财政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资金用完后，美联储将为其余980亿美元资产的90%提供无追索权贷款，美国银行承担98亿美元。作为获得救助的条件，美国银行同意将每股红利从此前的0.32美元大降至0.01美元，并限制高管人员的薪酬，而且未来三年之内，若未得到政府批准，美国银行均不得提高股利。最后，我们在2009年1月16日宣布了这项方案（不过，尽管双方于1月宣布了这项协议，却并没有正式签约和实施）。这个消息促进了美国银行的稳定，这无疑给1月20日就要就职的新总统献上了一份大礼。沃什在给我的一封电子邮件的最后一句写道：“总统先生将迎来一个愉快的就职日！”虽然新一届政府会面临诸多问题，但美国银行似乎不再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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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和美国银行的这种担保让市场吃了一颗定心丸，但事实上，美联储、财政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都没有耗费任何资金。2009年5月，美国银行表示其亏损规模不会超出100亿美元，它自己能够承担，打算退出此项政府担保，我们允许美国银行退出，但必须支付政府4.25亿美元的退出费用，因为美国银行在这一年中一直受到政府政策下的各种隐性保护，国会议员也强烈要求美国财政部不能让美国银行在没有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全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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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救助美国银行的事情还没有彻底了结，依然存在争议。美林银行的股东批评刘易斯没有更早地披露美林的亏损情况，而我和保尔森被指责滥用权力，强迫美国银行董事会接受救助方案。以纽约州民主党议员埃多尔弗斯·汤斯和共和党议员达雷尔·伊萨为首的众议院政府监督与改革委员会，于6月25日召集了一场令我们很难对付的听证会，让我和保尔森等人前去就这些问题做证。就在听证会召开之前，来自俄亥俄州的民主党议员丹尼斯·库钦奇告诉我，他们“没有找出我违犯证券法的行为”，但我估计这场听证会肯定火药味十足。我和保尔森宣誓的时候，感觉我们就是在参加刑事审判的证人。我解释说，我们的确曾经试图说服刘易斯完成合并，但决定权留在他和董事会手中，是否向股东披露美林亏损情况的决定权也掌握在他自己手中。听证会经过3个小时的猛烈批评和冷嘲热讽才结束，但委员会的指控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后来也没有在这件事情上继续穷追不舍。然而，2012年9月，美国银行同意支付将近25亿美元的费用，作为对未能及时发布美林亏损信息，并误导股东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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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的高管及其代理人向国会寻求帮助。美联储还接到了汽车业高管的求助。他们显然非常担心自己的公司是否还能挺过未来的几个月。汽车公司之所以陷入这种困境，一方面受到了经济衰退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其拙劣的战略决策导致的，比如，前几年油价高涨，它们未能及时调整小汽车与卡车的产量。现在它们正在经历一场缓慢发展的、类似于“挤兑”的困境，因为供应商和其他债权人担心一家或多家汽车制造商会倒闭，便要求它们事先支付现金。国会已经考虑过几种救助办法，但最终的方案还没有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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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的初步努力无果而终之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多德、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其他国会议员要求美联储为汽车制造商提供贷款。我们极不情愿做这个事情。我们认为，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应对金融恐慌，这与美联储的创立目标是一致的。汽车制造业的摊子铺得非常大，其结构调整的过程不应该由美联储来牵头，而且美联储在汽车制造领域也没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此外，金融领域的紧急事态需要我们采取迅速的应对举措，而汽车工业面临的威胁则演变得非常慢，从而使得国会有足够多的时间去讨论解决办法。如果国会决定不采取行动，而美联储却推翻了国会的决定，似乎是不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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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美联储不必为要不要救助汽车制造商的问题担忧了，因为保尔森和小布什总统同意动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去救助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及其融资部门（福特决定不参与）。12月19日，小布什总统在罗斯福厅宣布了这个投资计划。但这个计划无疑需要请求国会拨付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第二笔资金，即剩下的那3 500亿美元。1月12日，即我们宣布美国银行救助计划的4天前，小布什总统请求国会拨付第二笔资金，从而使得新总统免于承受这种政治上令人感到不悦的责任。国会没有阻止这一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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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于2008年12月16日召开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非常重要，于是，我便将开会时间延长到了两天，提前到12月15日（周一）开始。11月份的失业率已经升到了6.7%，就业人数减少了50万人以上，这个减幅不可谓不大。我们似乎正在迅速走向一个深渊。12月1日，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正式确认美国经济已于一年前开始进入衰退，这个消息导致当天道指重挫680点，美联储经济学家预测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的美国经济会快速萎缩，到2009年3月失业率会提高到7.75%，到2009年底，失业率会再往上升到8%以上。事实证明，即使是这么可怕的预测，其实也算是相当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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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准备把联邦基金利率在1%的基础上进一步下调至少0.75个百分点，维持在0到0.25%之间。2003年，我们非常不愿意调到这个水平，一个主要原因是如果利率这么低，那么货币市场基金和其他机构就无法正常运转。对某些鹰派委员来说，这是艰难的决定，因为他们从这场危机开始以来，一直都抗拒降低利率。因此，我们的讨论持续了很久。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尔斯·普洛舍说他投赞成票“有些不情愿”。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理查德·费希尔最初投的是反对票，但是他在吃午餐期间，距离正式宣布投票结果只有几分钟的时候，表示希望改变投票。午餐后继续开会时，我宣布他改变了之前投的票，并解释说他是为了和大家“维持统一战线”而改弦更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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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的决定具有历史意义，它意味着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接受了经济形势需要接近于零的利率。从这方面来看，美国与日本的货币政策没什么两样了，因为日本的零利率政策已经维持了好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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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既然联邦基金利率基本上为零，我们再也不能通过削减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去放宽货币政策了。我们必须找到另一种方式。在12月的会议上，我们详细讨论了可能的选项。此时，我们面临的情况类似于格林斯潘在最后几年任期内面临的情况，当时，联邦基金利率已经降低到了1%，而且我们也非常担心通缩风险。这次会议还讨论了通过非传统货币政策应对通缩风险，体现了我在2002年那次为我赢得“直升机伯南克”称号的演讲中提到的内容。虽然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基本上是零，但长期利率比较高，如果我们能压低长期利率，就可以刺激住房、汽车和资本投资的需求。支出的增加反过来应该会增加工作机遇，让更多人找到工作，从而有助于削弱通缩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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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专注于两个工具。第一个是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LSAP），这意味着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要多出数千亿美元的证券。我们已经从事这项业务了，因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3周前就正式宣布批准我们以6 000亿美元购买政府支持机构（GSE）发行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债券。除了购买这些证券以外，我们也可以增加购买国库券的规模。作为正常的货币政策操作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开始小规模地这么做了。几周前，我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发表的一篇演讲中提出了系统性地购买国库券的可能性，而且我们在12月份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声明中表示我们要评估这种可能性。这是对市场发出的一个强有力的信号。我们购买国库券之类的长期证券的目的就是要压低这些证券的利率，从而促进其他长期利率的降低，对经济提供额外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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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工具是一种沟通策略，被称为“公开口头操作”（open-mouth operations）。由于美国的短期利率已经降到了实际上为零的水平，我们希望说服公众和市场，使其相信我们将会把短期利率长期维持在这么低的水平，这反过来有助于压低长期利率，因为对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会影响投资者对长期证券利率的预期。我们还讨论了是否可以为通胀设定一个明确的目标，我自从2002年加入美联储以来，一直努力倡导通胀目标制。在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中，通胀率可能降到非常低的水平，一个明确的通胀目标有助于让市场相信在通胀率回到我们设定的目标之前，我们应该会继续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我们知道，从经济和政治角度来看，为通胀制定一个明确的目标是关系重大的做法，因此，我们在12月份的这次会议上只是就进一步开展讨论达成了共识，而没有最终确定实行通胀目标制。这次会议的声明采用了具有模糊性的表述，模仿格林斯潘时代常用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和“可能考虑评估”之类的措辞，表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预计疲弱的经济状况可能令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在异常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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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盖特纳在奥巴马政府宣布打算提名其担任财长之后就主动辞去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职务，因此他就不再担任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也就没有参加12月份那次会议。但按照离任委员的惯例，他参加了那次会议结束后的晚宴，我们和他开了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也向他表达了敬意。我一开始拿《纽约每日新闻》把他列为“奥巴马内阁魅力人物”的事情开他的玩笑，最后，感谢他在过去一年半内付出的努力。我对他说：“在金融危机中，任何人都希望有你相伴。”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杰夫·莱克尔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里面的强硬派委员，经常与盖特纳唱对台戏，此时开玩笑说盖特纳乐于为所有人提供救助，盖特纳则同样以打趣的方式回应。莱克尔经常说救助行为是市场混乱的一个原因，盖特纳告诉他，他这种观点就相当于在说消防员的救火行为是爆发火灾的一个原因。那次晚宴充满了幽默，但在困难时期，委员会的紧张情绪冲淡了那次晚宴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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