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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些人自愿性地退掉了部分或全部奖金，财政部指派了律师肯·范伯格去监督那些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获得救助资金的企业，防止滥发福利的情况再次上演。最后，公众的愤怒消退了，但这起丑闻以及其他类似的争议事件对美联储造成的政治创伤却一直持续了下去。2009年7月，一份盖洛普调查的结果显示，只有30%的受访公众认为美联储的工作做得不错或做得非常好。在被列入民调范围的9个联邦机构中，美联储的排名倒数第一，甚至还不如支持率只有40%的美国国税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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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提醒自己，我们接受任命的意义不在于博得公众欢迎，而是尽己所能地制定和实行一些符合美国人民长远利益的政策。2009年春季和夏季，我们一如既往地支撑美国经济和稳定美国的金融体系。我仍然每周工作7天，并利用周末撰写或修改讲话稿或证词，或者静静地思考一下最近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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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2009年8月的第一个周末，我给自己放了个假，去参加儿子乔尔的婚礼，乔尔和他的未婚妻艾丽斯·肯特在确定婚期的时候就刻意绕开了8月底的杰克逊霍尔年会。他们在阳光明媚的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市选择了一家酒店举办婚礼。这是件好事，我也正好可以趁此机会转移一下我的注意力，放松一下。在婚礼嘉宾里面，有很多是乔尔在新泽西州读小学时就认识的朋友。婚礼结束一周后，这对新人又在马萨诸塞州的大巴灵顿举行了一场派对，他们就是在这里的西蒙洛克学院认识的。参与的嘉宾里面，有一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肯·曼宁。38年前，正是他说服我离开狄龙，到哈佛大学读书。我女儿阿莉莎当时正在南加州大学攻读学士后课程，为进入医学院做准备，她也参加了婚礼和派对。看到孩子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看到他们的生活远离了那些被华盛顿的政客和决策者们关注的事件，我和安娜都感到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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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初，展望未来，我考虑了一下我在美联储主席这个位子上还能干多久。我的任期在2010年1月就要结束了，估计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夏季就要开始考虑是否提名我连任。我当初同意出任美联储主席的时候，万万没想到竟然会爆发这样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深刻的经济衰退。我成了众矢之的，而且有些批评甚至是个人攻击。虽然我明白工作中难免会遭遇批评，但有时候还是感到郁闷。有些批评意见或许是正确的。尽管我们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我们既没有避免金融危机，也没有避免经济衰退。曾几何时，在一片愁云惨雾的时候，我甚至会思考自己是不是这个岗位的合适人选，以及对这个国家和美联储而言，继续干下去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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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黯淡的日子里，我有时候会通过阅读亚伯拉罕·林肯的经典语录寻求精神慰藉，那是美联储停车场的管理者史蒂夫·贝兹曼赠予我的一张卡片上引用的一段话。我把这张卡片摆到了办公室的电脑旁边。在内战期间，林肯曾因军事失利饱受国会批评，面对此情此景，林肯如是说道：“如果我试图去回应所有的攻击，那我一定会忙得不可开交，什么事情都做不成。我唯有尽己所能，殚精竭虑，坚持到底。如果结果证明我正确，那么我遭到的一切攻击就算不得什么。如果结果证明我错了，即使十个天使发誓说我是对的，也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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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本人是否愿意留任，能否再次获得任命都不明朗。当时，很多媒体纷纷猜测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萨默斯已经得到许诺，或者近乎得到许诺，将要出任下一任美联储主席。在政府内部人脉很广的美联储理事丹尼尔·塔鲁洛告诉科恩说，据他所知，没有人向萨默斯做出这种承诺，但传言依然没有消停。我还听说萨默斯曾经毫不留情地抨击了我们应对危机的方式，让我觉得他似乎在为角逐这个岗位做准备，但这只是道听途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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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愁眉不展之际，很多朋友和同事为我提供了支持。米歇尔·史密斯以及科恩等人驳斥了“伯南克离职对美联储而言是一件好事”的观点。沃什具有超高的政治判断能力，同共和党籍的议员们关系也特别好，他对我讲，尽管我经常和议员们发生争执，但国会山的那些人还是非常尊重我的。他对我能够获得连任充满信心。之后的几个月里，他还努力帮我在参议院拉选票，争取共和党议员们的支持。我似乎还有一些外援。2008年11月，在金融危机发展到最严重的阶段之后不久，《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指出，他们对54位来自私营部门的经济学家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其中四分之三的人都支持我再次获得提名。《华尔街日报》后来又开展了一些调查，得出的结论令我深受鼓舞。但我深知，除了经济学家们的意见之外，总统在决定是否再次提名我的过程中，还会考虑其他很多因素。虽然我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能够再次获得任命，但这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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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09年春季反复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如果我就此离任，那么很多重要的工作可能就无法继续推进了。虽然金融危机最糟糕的时期似乎已经过去了，但美国经济已经下探到了大萧条时期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货币政策对经济复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改革金融监管体系这一至关重要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展开。对我个人而言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美联储是我最尊重的机构之一，但它的民意支持率却正处在低谷，左派和右派的激进分子都对其发起了攻击，我必须扭转这个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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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并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人选，但如果就此离任，感觉就像丢盔弃甲地逃跑一样。这几年间，在美联储的历练让我掌握了相关的知识和人脉，这对于在危机期间维持政策的连续性是很有必要的。坦率地说，我希望我的努力能够得到最强有力的认可，即通过新总统的再次任命。要知道，新总统与最初提名我的总统属于不同的党派，能得到新总统的认可，将是莫大的荣幸。我和安娜详细讨论过总统可能考虑的多种因素，也讨论过我担心的事情。尽管她最初不愿意让我接受美联储主席的职位，但这次她也赞成我把已经启动的工作干完。我决定努力争取再干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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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奥巴马总统的一个贴身智囊，盖特纳对于总统的决定肯定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一点也不嫉妒他。在金融危机期间最黯淡的时刻，盖特纳曾经与我并肩作战，我相信他能理解我们所做的事情，应该会支持我。但萨默斯既是盖特纳的老师，又是盖特纳在政府里面的同事。此外，虽然我与奥巴马总统相处得不错，但萨默斯在白宫任职，与奥巴马总统的关系自然会更加密切，就像我2005年在白宫短暂任职期间与小布什总统建立的关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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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盖特纳问及我的计划，我告诉他我想要连任。我还明确表示，如果我能连任的话，那么我的第二个任期也将是我最后一个任期，之后绝不再连任。我认为，对于美联储主席这个职位而言，连干两届是比较合适的。但如果我在这个职位上的任职时间超过8年，我很怀疑自己是否能承受住那么大的压力。我这番话可能对盖特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因为如果我在2014年卸任，奥巴马总统仍然有机会去任命萨默斯，当然，前提是萨默斯接受任命，而且奥巴马总统能够再次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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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总统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盖特纳在自己的回忆录《压力测试》（Stress Test）一书中写道，在危机期间保持政策连续性是一个纳入考虑范围的重要因素。奥巴马当然知道我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去推动经济复苏的决心。我和当时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拉姆·伊曼纽尔具有良好的关系。他参与统计了参议员的投票结果，告诉我说我的提名能够通过参议院的批准。我想我从政经历的相对欠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我的从政经历仅仅局限于在一个地方的教育委员会干过几年，以及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有过短暂的任职经历，因此被视为几乎不会受到党派政治的拖累，让我留任美联储还能让萨默斯继续担任奥巴马总统的贴身智囊。无论是哪些因素起到了作用，总统不久之后便做出了决定：盖特纳对我说，如果我想留任，那么这个职位就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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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19日（周三）傍晚时分，我和盖特纳一起到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去见奥巴马总统。之所以安排在那个时间点，是因为记者团已经离开了，而且绝大部分工作人员也都下班了，白宫里面的工作人员已经很少了。会见时间很短。如同往常一样，总统依然非常友好，彬彬有礼。他赞扬了我所做的工作，肯定地说他打算提名我连任。我将之前跟盖特纳说过的话也对总统说了一遍，即我希望获得更多的时间去完成未竟的事业，但再干4年就足够了，4年之后就肯定要退下来。他说他理解我的想法，然后对我说他很快就会宣布这一决定。一个半小时之后，我给米歇尔·史密斯发了一封邮件，写道：“刚见了总统，一切顺利。”这一次，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安娜时，她没有哭，她预料到了这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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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去参加杰克逊霍尔年会。按照惯例，我在周五早上发表了一篇主旨演讲。我在演讲中提出了我对这个危机之年的思考，认为这的确算得上是多灾多难的一年。过去12个月之内，发生了一系列我们之前万万没想到的事情，比如，我们竟然会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雷曼兄弟竟然会倒闭，美国国际集团竟然需要接二连三的救助，货币市场基金竟然出现了挤兑，花旗和美国银行竟然需要救助才能恢复稳定，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竟然能得到国会批准，我们竟然会推出量化宽松政策等等。我们似乎已经坠入了无底深渊。我表示：“尽管我们避免了最糟糕的情况，但前方依然布满了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在固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共同努力，确保经济实现持续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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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家在会场上的发言集中在危机和经济前景方面，但在吃饭时间和招待会上，大部分讨论内容都是关于谁将在未来四年领导美联储。我总是故意转移话题。很多同事公开表示支持我，其中就包括我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的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我最初成为美联储主席一职候选人时，他也是一位候选人。博彩网站Intrade将我获得连任的概率定在了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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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五的午餐会上，斯坦利·费希尔发表了演讲。他是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论文指导老师，当时正担任以色列央行行长。在他讲话的时候，我的安保团队将我叫出了会场。我出去时，大家都流露出了惊讶的表情。由于怀俄明州的山脉里手机信号不好，我没有立即接到电话，然后，我回拨了过去。给我打电话的是白宫的一位助理，他是想对我说总统将于周二在马撒葡萄园岛正式宣布我的提名。届时，总统及其家人将在那里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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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杰克逊霍尔机场员工休息室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陪我一同参会的美联储高级幕僚，包括戴夫·斯托克顿、布莱恩·马迪根和美联储国际金融部门的负责人内森·希茨。这个员工休息室是特意为我们预留出来的，让我们在等飞机时可以休息片刻。回到华盛顿之后，我给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打了电话，透露了这个消息，至少在前几天，我觉得我透露消息的决定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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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周二）一大清早，我在米歇尔·史密斯和安保人员鲍勃·阿格纽和埃德·麦康伯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安德鲁空军基地，然后我们从那里搭乘一架线条非常流畅的小型喷气式飞机前往马撒葡萄园岛的机场。奥巴马总统将在那里宣布我的提名。我按照要求穿上了蓝色的夹克衫和休闲裤，没有打领带。上午9点，总统的车队也到了，同行的还有他的安保团队和通信技术团队。总统从一辆黑色的SUV出来后，也很快换上了蓝色夹克衫和休闲裤。他以个人身份向我表示祝贺，然后，我们一起走到摄像机前。总统感谢我帮助美国和整个世界度过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说这场危机堪称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之一。他盛赞我是一位研究大萧条的学者，认为这些成就可以归功于我的学术背景、性格、勇气和创新思维。我感谢总统支持，不仅支持我个人，也支持强大而独立的美联储。然后，我又前往机场。等我回到华盛顿的办公室时，正好赶上午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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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个月，又发生了一件令我备受鼓舞的事情。12月16日，我被《时代》杂志评为“2009年年度人物”。其实，早在几个月之前，米歇尔·史密斯就曾跟我讲过这件事有可能会发生，而且美联储和《时代》杂志的记者迈克尔·格伦瓦尔德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我希望《时代》杂志这次采访能够像《60分钟》节目那样，向美国公众展现我人性化的一面，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美联储以及我们的行动。我认为这篇报道达到了这个效果。这篇报道将我誉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中最重要的舵手”，并盛赞美联储成功地避免了第二次大萧条的再次上演。我的头像登上了该杂志的封面，风格看起来有点类似于美钞上面的人物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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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赞扬的同时，《时代》杂志还指出美联储的行动招致了政治上的强烈反对。我在12月3日就感受到了这一点。那一天，我去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参加一场关于提名的听证会，时间竟然长达5个小时。前一天晚上我睡眠质量不好，不得不打起精神，保持镇定，并集中注意力。该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多德虽然质疑美联储是否应该继续在金融监管领域扮演核心角色，但他支持我再次获得提名，还称赞说美联储在我的领导下采取了非同凡响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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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他人则更多地提出了批评。亚拉巴马州资深共和党人理查德·谢尔比针对我们的救助举措发表了一通抱怨，认为这些举措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到头来只不过加剧了道德风险而已。他对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和风险表达了担忧。他用夹杂着亚拉巴马州口音的腔调缓慢地说道：“主席先生，多年来我一直非常敬重美联储，不仅是因为它在美国货币政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还因为它是一个审慎的监管者，但现在恐怕我们的信任和信心被辜负了。”然后，他列举了美国经济当时仍然面临的多项重大挑战：“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伯南克主席究竟是不是带领我们走出泥潭、摆脱困境的最佳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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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以及我个人的）“劲敌”——共和党参议员吉姆·邦宁猛烈地抨击了他所说的诸多美联储败笔，其中既有我任期内的，也有格林斯潘时期的。在他看来，我从来没有真正摆脱过格林斯潘时期的政策。那次听证会结束两周之后，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就我的提名举行公开讨论时，邦宁狠狠地奚落了我当选为《时代》年度人物的事情，他说：“伯南克主席或许应该再考虑一下是否真的要接受年度人物的称号，因为之前斯大林、阿拉法特、希特勒、哈梅内伊、普京以及尼克松都曾经当选它的年度人物，而且斯大林和尼克松还两次当选。但我还是要向伯南克主席表示祝贺，希望他以后能证明自己至少比那些人强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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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听证会上竭力为我采取的举措进行辩护。我指出，美联储在财政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以及国会的配合下，成功避免了金融和经济的崩溃。我反驳了很多夸大其词的说法，比如，有人说美联储应该为这次危机承担全部责任，有人说美联储早就应该预料到危机，并完全规避危机。我指出了我们为提高透明度而采取的多项举措，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货币政策（比如大幅下调利率和收购证券）是有必要的和负责任的。我坦率地承认美联储在监管方面存在一定的败笔（但存在类似败笔的绝不只是美联储一个机构），并指出如果美联储要履行维持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职能，就必须保留监管权。那天真的是困难重重，但我相信我已经充分阐述了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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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以16∶7的投票结果批准了我的提名，并提交给参议院大会审议。我在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和参议院大会上的支持者基本上都是民主党人。但有一个例外，即来自俄勒冈州的杰夫·莫克里。他给我投了反对票。他在电话上对我讲，我与金融危机的起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不值得他投赞成票。我认为他这一指控一棍子打死了所有在2007年之前参与美国经济政策制定过程的人。共和党议员里面，支持我的有4位，分别是来自犹他州的鲍勃·贝内特、田纳西州的鲍勃·科克里、新罕布什尔州的贾德·格雷格和内布拉斯加州的迈克·约翰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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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4位共和党议员，我是非常敬重的，而且我在任期内也和他们开展了建设性的合作。贝内特气质高贵，思虑周全，性情温和。之前，他曾经为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投过赞成票，而后来他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中失利的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此。格雷格的工作能力非常强，在共和党议员讨论美联储的事情时，他经常挺身而出，支持美联储。在这类场合，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议员拉马尔·亚历山大为他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支持。约翰森非常理智，为人低调，总是非常认真地倾听我在听证会上发表的证词。我在白宫工作期间，曾经与他有过短暂的共事经历，当时，他正担任农业部部长。我与科克里的关系则有点复杂，因为我们总是在政策取向上产生分歧。他对我们的量化宽松政策格外不满。他主张解除美联储保障就业的使命，但在参议院里面，他算是最具有经济学头脑的议员之一了。他还愿意超越政党的分歧去寻求合作。在很多问题上，他都会征求我的建议，也会在私下场合组织我和其他共和党议员开会，这样我就可以解释我们的行动了。我们开展了很多富有成效的讨论，我很敬重他，我相信他也很敬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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