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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最终版法案的某些规定仍然削弱了美联储未来应对金融恐慌的能力。根据伯尼·桑德斯与克里斯·多德达成的妥协方案，美联储必须公开贴现窗口的借款者身份，只不过现在不是立即公布，而是可以延后两年。我们在2012年9月开始照做。延后公开总比马上公开好，但是这项新规定肯定也会导致那些在恐慌期间求助于美联储的金融机构背负一定的成见。这个法案还限制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担保银行债务的权利（就像它在2008年哥伦布纪念日第二天所做的那样）。如果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还要为银行债务提供担保，不仅需要征得美联储和财长的同意，还必须过得了国会这一关。国会这一关并不好过，看看一波三折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就知道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也不能继续动用“系统性风险例外原则”去救助个别金融机构（就像之前帮助花旗集团恢复稳定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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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他一些影响美联储的规定也比最初的提议好一些。根据多德和桑德斯之间达成的协定，我们美联储不必遭受持续不断的政治压力，不必接受美国政府审计署针对货币政策的审查（即不会定期审计美联储）。但这个法案规定美联储要接受美国政府审计署两项一次性的核查，一个是针对我们在危机期间的放贷情况，另一个则是针对一个世纪前《联邦储备法》建立的美联储管理制度。关于危机时期放贷的核查报告在2011年7月公布了出来，我们认为当时的贷款方案在设计和运作上都很有效率，而且所有贷款都得到了偿还。关于管理制度的核查，主要是针对由9位私营部门人士组成的联邦储备银行理事会。按照法律规定，每一家联邦储备银行都有自己的理事会，理事会均拥有9名成员，来自本地区的私营部门，分别代表银行业、工商业和社区利益，其中3位理事代表银行业，其余6位理事则不应是银行家，而应来自不同背景，具备不同视野。为了避免利益冲突，我们很早之前就制定了禁止代表银行业的3名董事参与银行管理和紧急放款的决策。我们一直严格地遵守这一政策。政府审计署也发现了这一点，并建议我们在美联储网站上将这些政策公布出去。为了避免外界误认为这些银行家可以选举管理者，《多德–弗兰克法案》修改了理事的职责，3位代表银行业的理事无权选举储备银行行长，只有6位非银行家理事享有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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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奥巴马政府最初提议的那样，最终版的法案也加强了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监管，更大程度地发挥交易所的作用，提高买卖透明度，并且更进一步地提出了后来所谓的“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3]。这条规则是以倡议者，即奥巴马政府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的名字命名的。保罗·沃尔克曾说，在他那个年代里，银行唯一有价值的革新就是发明了自动取款机。他认为，银行在证券市场上的自营交易只会让它们疏忽发放贷款的业务，而且这也会让银行承担太多风险，造成亏损之后又让纳税人埋单。以美国各级政府债券为标的的交易、代理客户开展的交易以及以风险对冲为目的开展的交易都属于例外情况。沃尔克规则把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区分开了，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大萧条时期出台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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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多德–弗兰克法案》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有些事情没有完成。比如，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困境没有解决，货币市场基金的脆弱性和回购协议融资市场的挤兑问题也没有解决。不过这部法案依然产生了很多积极作用，堪称一项引人瞩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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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许许多多的政府官员、议员以及监管机构的决策者和工作人员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展现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所说的那种崇高而务实的态度。威尔逊曾说过：“我们必须按照现实情况去应对和修正经济体系，而不能仅仅依靠纸和笔去描绘，务实地、逐步地让它呈现出应有的状态。”威尔逊这番话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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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贴现窗口贷款之类的紧急贷款背负的“成见”，一个值得关注的真实案例发生在1932年8月底。当时，罗斯福新政时期设立的“复兴金融公司”在报纸上披露了借款者的身份，严重加剧了市场对于这些借款者财务实力的担忧。经济史学家们一致认为，“复兴金融公司”在1932年2月到8月，也就是开始运作后的前7个月内，在减少银行倒闭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在披露借款者的身份之后，其效率就大打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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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个机构的名称与2009年6月奥巴马政府在其监管改革方案中所提的名称存在差异，政府提案中提出的名称是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Financial Services Oversight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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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沃尔克规则”是奥巴马总统在2010年1月公布的，主要内容是将自营交易与商业银行业务分离，禁止银行利用参加联邦存款保险的存款进行证券、衍生品、期货等自营交易。所谓自营交易是指，银行机构在交易账户中持有的、以短期内再出售为目的、旨在通过短期价格波动套利获取利润的交易，或为上述交易进行对冲的交易。——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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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勇气：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回忆录 第二十一章 第二轮量化宽松：虚幻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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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3日，即参议院确认我连任提名的6天之后，我站在美联储埃克尔斯大楼内能够俯瞰到宽敞的中庭的楼梯平台上，举起右手宣誓就职，安娜就站在我旁边。在危机期间与我并肩作战的好朋友、美联储副主席科恩主持了这个仪式。一楼、二楼和中庭两侧的大理石阶梯上挤满了美联储理事、众多来宾和数百名美联储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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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美联储工作人员讲：“美国和世界欠你们一份情，我们采取了迅速、有力和创造性的举措，迎战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成功地规避了迫在眉睫的经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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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感激发自肺腑。应对危机是一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但那一天我还不能宣告胜利，因为还有1 500多万美国人无法找到工作，数百万人面临失去住房的危险。因此，我说：“我们必须继续尽己所能地确保我们的政策有助于推动国家重现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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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夏季，美国经济开始恢复增长，结束了长达一年半的漫长衰退。这是1929—1933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2009年最后三个月的经济评估报告显示经济产出迅速增加，但这并没有给就业市场带来显著的改善。2009年10月，美国的失业率高达10.2%，标志着26年来的最高点，到年底依然高达10%。[1]这种情况让我想起了2001年那场衰退结束之后出现的失业型复苏。我开始怀疑经济会不会再次陷入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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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的放贷计划和证券收购计划，以及奥巴马政府的财政刺激和银行压力测试，似乎都产生了预期效果。金融形势持续改善，这对于美国的整体经济而言是一个好兆头。股市大幅反弹，融资市场的运作更加趋于正常，银行体系虽然还谈不上完全恢复，但似乎已经稳定下来了。至少从金融体系的情况来判断，是时候着手减少紧急措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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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2009年6月就采取了第一个减少紧急措施的步骤，美联储每两周一次的贴现窗口贷款拍卖提供给银行的贷款额度从3 000亿美元减少为2 500亿美元。到2010年3月，这个贷款拍卖制度将完全取消，贴现窗口提供的银行贷款条件也恢复正常。在危机期间，美联储提供的紧急贷款期限延长到了90天，但2010年3月之后就恢复到了隔夜。由于鼓励银行向美联储借款的理由少了一些，我们很快就把贴现窗口的利率调高了0.2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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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0年2月1日，我们基本上逐步取消了之前为稳定货币市场基金、商业票据市场和证券交易商而推出的紧急贷款机制，只保留了一个，即根据《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规定的异常和紧急情况推出的“定期资产担保证券贷款机制”，但该机制在2010年6月30日之后也不再发放新贷款了。该机制最初的贷款额度是2 000亿美元，后来在2009年2月，额度调高到了1万亿美元，但总体来算，总共放出去了710亿美元。即便房贷规模没有达到预定额度，其发挥的作用仍不容小觑，支持了将近300万笔汽车贷款、100多万笔学生贷款、将近90万笔小企业贷款、15万笔其他企业贷款和数百万笔信用卡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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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这些计划取得的成就感到满意。这些计划可能没有救助贝尔斯登和美国国际集团的计划那么出名，引发的争议肯定也要少很多，但这些贷款机制在遏制金融恐慌的过程中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我们发放的贷款数量多达数百万笔，而且贷款对象的类别十分广泛，但每一分钱都收了回来，而且还有利息，美联储（也就是说纳税人）获得了数百亿美元的盈利。更加重要的是，这些计划防止了金融体系陷入停滞，促进了信贷的正常流通。即便沃尔特·白芝浩看到这些，应该也会感到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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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的鹰派和鸽派一致赞同结束紧急贷款计划，但他们对究竟应该什么时候结束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持有不同看法。到2010年3月底，美联储也将根据一年前的承诺，取消证券收购计划。在2009年3月扩大第一轮量化宽松的规模之前，美联储持有的证券资产只有7 600亿美元，但现在我们持有的政府债券、房利美、房地美和吉利美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及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债券，总额高达两万亿美元。这段时间的联邦基金利率几乎一直维持在零利率的水平，而且我们在会议声明中也表示将在“一段更长的时期内”继续维持非常低的利率水平。堪萨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托马斯·赫尼希是鹰派的领袖。他在2010年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中享有投票权。鹰派委员们都很担心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引发负面效应，即便不会推高通胀，也可能刺激金融市场为了追求更高报酬而承担过多风险。因此，这些鹰派委员便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施加压力，迫使大家研究一下在什么时机结束这种不正常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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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失业率仍然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而且通胀压力也相当低，我认为还远远没有到收紧货币的地步。我这种想法受到了两个历史情况的影响。第一个情况发生在70多年前的大萧条时期。罗斯福在1933年就任总统之后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推动美国经济走上了复苏之路，但由于当时人们过度担忧未来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尽管当时失业率依然保持高位，政府仍于1937年开始收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于当时美国经济十分脆弱，因此，货币供应量的收缩就导致美国经济从1937到1938年迅速陷入了衰退。第二个情况发生在最近几年。日本央行曾经迫切希望摆脱零利率，先后于2000年和2007年收紧政策，但事实证明，每一次都为时过早，最后不得不改弦更张，重新实行之前的政策。但从提前做好规划的角度来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讨论一下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问题，并达成共识，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如果可以事先制订一个可行的计划，那么一旦经济形势需要收紧政策，我们就能立即加以应对，这样有助于缓解鹰派委员以及外部批评人士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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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尼·弗兰克也认为，公开讨论一下退出当前的宽松政策也会有所裨益，因此他邀请我在2月10日到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参加一场听证会。对这个邀请，我并不是很热情，尤其是因为按照预定计划，我将于两周之后到他那个委员会参加半年一次的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听证会，而且上一个周末就确定下来我要前往加拿大伊魁特参加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如果参加弗兰克的听证会，肯定会耽误我的准备时间。但与拒绝弗兰克相比，参加听证会还算比较容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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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魁特位于加拿大东北部，是努纳武特地区的首府，距离北极圈200英里，人口约为7 000人。四周冰雪环绕，冬季只能坐飞机前往。那次会议的东道主是加拿大财长吉姆·费莱厄蒂，一些欧洲财长试图在这次会议上达成的目标就是推动货币政策走上紧缩之路，这个目标与伊魁特当地朴素无华的风格显得相得益彰。当时，危机期间最严重的混乱状态已经结束了，这些官员们如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里的鹰派委员以及一些美国议员一样，也主张削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扩张性。我和盖特纳共同提出了反驳意见，因为我们不确定当时的改善程度是否足以让我们从扩张转向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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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魁特开会期间，我们有机会体验一下雪橇（默文·金试了试，我婉拒了），还有机会去参观冰屋和生吃海豹肉（我参观了冰屋，但没有吃海豹肉）。我们开会期间，天气还不错，但返回华盛顿时，计划被打乱了。我们离开加拿大之后，遭遇了暴雪，即后来所说的“末日雪灾”。在华盛顿以及大西洋沿岸的中部地区，积雪厚达两英尺。由于华盛顿机场关闭，我们不得不在波士顿过了一夜再回到家。这是我们事先没有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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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构都停止了办公，但我还想准备一下周三的听证会。周二上午，我在美联储的接待室同幕僚们开会，大家穿着牛仔裤、毛衣和法兰绒衬衣。这间会议室面积挺小，但很优雅，四周墙壁上挂着历届主席的照片。我们先研究了一些我可能被问到的问题。还有一些幕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参加会议。谁知联邦机构直到周五才恢复办公，我那场听证会推迟到了3月份。但在参加听证会之前，我先把我的声明发布到了美联储的网站上，我解释道，在未来某个适当的时机，如果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还是比正常规模大得多，那么我们将提高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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