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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家谈得起劲，但从某些方面来看，这次聚会也是有点尴尬的，因为我们这些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挺复杂，都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在政策方面也存在一些分歧，而且我们拥有不同的人生履历。沃尔克、鲁宾以及格林斯潘对于美联储在这场金融危机期间以及之后采取的很多政策心怀不满。（我记得曾经在这个餐厅与鲁宾吃过一顿气氛非常紧张的午饭，当时他试图说服我放弃量化宽松政策。）萨默斯对于我们的一些行动也持有批评意见，至少在白宫内部曾经这么讲过，但是我们这些人之间的共同阅历把我们凝聚在了一起。虽然我们存在分歧，但我们都对这个世界做出过积极的贡献，这一点令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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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层级的决策过程往往会持续很长时间，而且这个过程给参与者带来的压力几乎从不间断，但一想到自己做的事情十分重要，想到自己正在创造历史，就令人备感激动。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不断地接受公众与政客的监督，苦苦挣扎地解决异常复杂的难题。我们都领教过其中的挫败感。此外，通信技术发展异常迅猛，先是出现了24小时不间断播出节目的有线电视，后来又出现了博客和推特。这些新的通信技术不仅加强了公众和政客对决策者的监督，还有可能导致那些没有事实依据的、口若悬河的观点压过了冷静的、理性的观点，导致个人攻击压过了深刻分析。在这个充斥着偏见的世界上，我们都知道一旦一位经济决策者变成了某个时代的象征性人物，会给他带来什么，虽然他有一千个一万个不情愿，人们依然将其视为美国人民希望与恐惧的化身，而且他会被媒体刻画成一个连亲人朋友都认不出来的卡通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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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重要的决策工作蕴含的压力，我们都很清楚，但很快我们发现，我们都体验过的那种挫败感的主要根源并不在这里，而是在于“政府失灵”。最初，这套政治制度设计出来的初衷是为了促进各方在决策过程中相互协商，审慎决策，但如今，这套制度已经瘫痪、失灵了，在很多时候已经沦为某些政客自我炫耀和卖弄的舞台，助长了盲目的意识形态和敌视情绪。这套制度似乎要把所有错误的路子尝试一遍之后，才愿意走上正确的路子。在座的客人里面，有几位早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就担任过公职，他们信誓旦旦地向我们这些资历较浅的人保证说，肮脏的政治和政府僵局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一样悠久，鲁宾还谈到了他那个时代的国会与政府在债务上限和预算问题上的争论。看一看当前国会与政府之间围绕财政问题的争论，真是与当年没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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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接近尾声时，我开玩笑地说道，很快就剩下我一个从政府领工资的人了。晚宴结束后，我和我的几位安保人员开车把萨默斯送到他住的宾馆，那时，他辞去白宫的职位已经有两个年头了，他想等我退下来之后，继任美联储主席一职。他这一愿望也不算什么秘密了。他在回答我提问的时候，说他支持当前的货币政策，包括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收购数千亿美元的国债。我不知道谁会接替我，但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或她会继续实施当前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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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5日，我到椭圆形办公室见了奥巴马总统，我把2009年获得第二次提名时讲过的话重复了一遍，即第二个任期在2014年1月份结束之后，就不再考虑干第三届了。在华盛顿这个“高压锅”里，我已经待了十多个年头，已经受够了。总统表示理解。我们短暂地谈了一下接替我的潜在人选。他告诉我他的候选人里面有萨默斯、耶伦和科恩，并征求我的意见。我不想对他的选择施加过多的影响，因为如果我支持其中任何一个人，就很容易被误解为反对其他人。我对总统讲，我相信这三位人选都很有资格，而且都很可能继续沿用美联储当前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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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为盖特纳举行欢送晚宴时，每个人的脑子里想的都是政府失灵问题，因为当时联邦政府已经在财政悬崖上摇摇欲坠了好几周。我之所以用财政悬崖这个词，是因为很多财政措施的到期日恰巧都是2012年12月31日。如果国会在12月31日还拿不出个结果来，那么联邦政府就达到了债务上限，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方案也将终止，自动减赤措施将开始生效，届时，联邦政府将掉下悬崖。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将对经济复苏构成沉重的打击。（人们普遍认为我是第一个提出“财政悬崖”这个词的人，但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我一年前在国会做证时的确曾经提出过这个说法，但在我之前，一些人在其他场合也提到过这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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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与政府在最后时刻设法避免了这种最糟糕的局面。2014年1月2日，奥巴马总统签署了一个法案，将自动减赤机制的生效时间推迟到3月1日，并延长小布什时期的减税政策（但部分高收入者除外），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在之前两年内实施的工资税削减2%的优惠政策停止实施。虽然达到了债务上限，但财政部就像在之前遭遇类似僵局时所做的那样，采取了一些特殊的会计方法，把联邦政府的支出能力又延长了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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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最糟糕的局面已经成功避免，但国会与政府在预算问题上的讨价还价大大地加强了财政因素对于美国经济复苏的阻碍作用。增税和削减支出可能会严重抑制需求的增长，而且僵局引发的不确定性因素（以及再次陷入僵局的可能性）重创了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无党派的国会预算办公室后来估计2013年的财政僵局可能会导致当年的美国经济增长率降低1.5个百分点，这对脆弱的美国经济而言，无异于难以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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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特纳财长任期的最后一天是2013年1月25日。国会在2月14日宣布通过一项法案，同意将美国提高债务上限的期限延长至5月18日，从而使得新任财长杰克·卢获得了一定的喘息时间，可以同国会商讨制订一个更加长期的解决方案。杰克·卢在2月28日正式宣誓就职。杰克·卢是一位非常聪明和精明的律师，在政府部门以及非政府部门都有过长期任职经历，其背景也非常多样化。他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过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以及其他多个职务）。到奥巴马政府时期，他再次担任该局局长，后来又出任白宫办公厅主任。在加入奥巴马政府之前，他还担任过纽约大学负责行政事务的副校长以及花旗集团的高管。我经常与他共进早餐或午餐，就像之前经常与约翰·斯诺、保尔森和盖特纳这三位财长那样。杰克被誉为财政专家，但他很快熟悉了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我们也很快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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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26日，我在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参加了一场听证会，发表了一年两次的报告。当时，我们正在开足马力地实施宽松货币政策，2013年12月才宣布每月收购850亿美元的证券，直到就业市场形势出现重大改善为止。在我看来，持续收购证券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虽然过去三年来就业人数大概总共增加600万人，但比危机之前的就业人数相比少了200万人，1月份的失业率仍然维持在7.9%的高位，1 230万人找不到工作，其中，失业时间超过半年者达到1/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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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种紧迫感，认为必须加快经济复苏的进度，不然很多长期失业的人恐怕再也无法回归职场了。财政界的一些决策者非但没有帮助经济复苏，反而在努力帮倒忙，这让我感到非常沮丧。我告诉参议员们说“仅仅靠货币政策难以挑起所有担子”。没错，国会在削减联邦预算赤字方面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果在正常时期，这的确算一个积极的进展。然而，在我来看，解决预算赤字问题的方向出现了错误。正如我很久以来一直强调的那样，联邦财政赤字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人口老龄化和不断增长的医保支出。我们需要提高医保体系的效率，并确保社会保障项目等一些关键的福利项目的支付能力，我们还需要提高美国经济的增长效率，这样我们才有能力承担老龄化社会的成本。但是议员们并不去思考和处理这些长期性的问题，而是一味地关注如何削减短期支出和增加税收，这样做反而会让原本疲软的经济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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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听证会上虽然没有这么讲，但连我自己都不禁怀疑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用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去抵消财政逆风（以及其他逆风）的做法还能维持多久。在1月29—30日的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以11票赞成、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决定继续实施当前的宽松政策，其中投反对票者是堪萨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埃斯特·乔治，他是在托马斯·赫尼希离任之后接任现职的。但这个投票结果没有反映出委员会的担忧和疑虑，因为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最新一轮的资产收购就像赌博一样。我相信不设上限的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方面的效果肯定比之前的努力有效得多，但如果美国经济因为美国财政紧缩政策或者欧洲危机卷土重来等美联储无法控制的因素而再次趋于停滞，我们该怎么办呢？美联储大规模收购证券的行动已经持续很久了，这令我的很多同事内心难安，我特别担心可能会失去杰里米·斯坦恩、杰伊·鲍威尔以及贝齐·杜克这三位美联储理事的支持。在2013年没有投票权的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桑德拉·皮亚纳尔托也深表担忧。杰里米和杰伊的提名被一如既往地耽误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在2012年5月得到了批准。他们二人的宣誓就职标志着美联储理事会6年来首次凑足了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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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他们二人的任命一直表现得非常热情。他们将有助于提升美联储理事会在金融方面的专业知识。自从凯文·沃什离开之后，我们在这类知识上就出现了欠缺。杰里米·斯坦恩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研究方向是行为金融、股票市场以及货币政策等。他在奥巴马政府刚刚上台的那几个月里，曾经担任财政部和白宫的顾问，我非常了解他本人以及他的工作，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当经济系主任时，就曾经想把他挖过去。杰伊·鲍威尔曾经在老布什政府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后来成为投资公司凯雷集团的合伙人，他是共和党籍，但肯定不属于茶党分子。（奥巴马总统故意把他跟民主党的杰里米·斯坦恩放在一起提名，是为了增加参议院顺利批准提名的概率。）他离开凯雷集团之后，加入了华盛顿的两党政策中心（Bipartisan Policy Center）。2011年，他为了让议员了解不提高债务上限的风险，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他立场温和，善于凝聚共识，因此颇具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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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伊和杰里米同时到的美联储理事会，一起度过了很多时间，我经常同时见他们两个。他们都表示支持美联储的工作，但都没有完全适应我们的宽松货币政策和不断膨胀的资产负债表。杰里米在一系列演讲中谈到了他的担忧，得到了大量媒体的关注。他特别担心我们购买证券可能引发金融市场的过度冒险行为。这不是一个新的论点，但杰里米谈得更加详细和深入。杰里米认同我长久坚持的一个观点，即预防金融不稳定的第一个办法，也是最好的办法，应该是有针对性地监管，而不是货币政策，但他也不想仅仅依靠监管。他认为金融风险可能很难探测到，只有更高的利率可以“填补金融体系的所有裂缝”，并减少刺激过度冒险行为的因素。我也认同更高的利率可以填补金融体系的所有裂缝，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提高利率可以影响广泛的金融和经济决策，但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在金融市场上使用这个工具可能会引发广泛的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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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伊和贝齐主要是在美联储内部表达自己的担忧。桑德拉·皮亚纳尔托则像杰里米一样，在公开场合的讲话中表达自己的担忧。但这4个人绝不是鹰派人物，他们一致认为经济复苏仍然需要我们从货币政策方面给予实质性的帮助。但他们担心不断膨胀的资产负债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对我们在未来退出宽松政策的能力表示怀疑，同时他们还担心一旦美联储出现亏损，无法向财政部上缴盈利，那将会给美联储带来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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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通常是很赚钱的，因为我们通过收购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获得的利率远高于我们为银行准备金支付的利率（当时是0.25%），而且以流通的货币[1]为表现形式的那部分债务不用支付任何利息。扣除运营费用之后，我们将利润上缴财政部，从而减少了联邦赤字。我们美联储在危机期间和之后上缴的盈利其实多于危机之前的盈利，这反映出我们持有的证券资产比危机之前大得多，而且我们的贷款计划的收益也多得多。或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刻，经济走强，通胀压力加剧，我们将不得不提高短期利率，而且为银行的准备金支付的利息可能暂时性地多于我们持有的证券带来的利息，这反过来可能导致我们连续好几年都不会给财政部上缴盈利。我们认为这一结果不太可能，但我们必须提前研判到这一风险。我在新闻发布会和国会听证会上都曾经提到过这一风险，而且美联储工作人员还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评估了美联储给财政部上缴的盈利可能出现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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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利润不是货币政策的重点。当利率开始上升时，这可能意味着我们的政策开始生效了，经济终于实现了强劲增长，并开始创造就业机会。更强大的经济体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催生的公共福利远远超过了上缴盈利减少对于联邦预算的暂时影响。此外，作为附带的好处，更强的经济会通过增加税收收入等方式改善政府的财政状况。这种效应可能会抵消我们的上缴盈利下降的影响。然而，话虽这样讲，一旦美联储在一定时期内上缴的盈利减少，恐怕将会面临一系列政治和公共关系问题。我们还向银行支付利息（许多是外资银行）。虽然存在这方面的忧虑，但不能因此而选择错误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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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三位理事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都有投票权，因此，如果失去他们的支持，将是我难以承受之重。米歇尔·史密斯甚至将他们称为我的“三个朋友”。我需要找到一个办法让他们相信我们的证券收购计划不会无止境地持续下去。正如杰伊告诉我的那样，我们需要一个“出口匝道”。事实上，我们之前已经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声明中提到了类似于“出口匝道”的说法。我们的声明中说我们打算考虑收购证券的“潜在效果和成本”。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结论是证券收购计划没效果，或者引发的风险过多，那么即使我们没有实现推动就业市场出现重大改善的目标，我们也将停止收购证券。为了安抚这三位朋友，我继续强调指出非常规政策的潜在风险，包括在2月26日那次听证会上也这么讲。我明确表示，我认为迄今为止我们的证券收购计划的好处大于风险，但我也强调指出人们需要关注这一计划的潜在风险。我之所以这么做，部分原因就是想让公众以及不安的同事相信我们没有进入“自动驾驶模式”，必要时能够及时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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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预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在下一次会议，也就是3月份的会议上深入讨论继续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成本和风险。随着会议的临近，我努力接触每个人。我见了所有的理事。与以往不同的是，我还给杰里米、杰伊和贝齐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评论一下我打算在3月份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开场白。我对他们讲，尽管我在证券收购问题上与他们存在分歧，但我会尽力接纳他们的倾向性意见。我对他们说：“如果我没有理事会的支持，那么我这个美联储主席的位子是坐不稳的。”我说希望我们能够在9月缩减证券收购规模，甚至在6月就有这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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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记者和交易员兴奋地猜测宽松政策将在什么时候开始“逐渐减少”。媒体使用的这一措辞暗含着我们收购债券的计划会逐步削减，而不是突然削减。虽然我之前也曾用过这样一个措辞，但不是特别喜欢用。我鼓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采用其他措辞。“逐步削减”意味着一旦收购进度放缓，我们就会沿着一条既定的道路走下去，不停地削减。相反，我想传递的信息是削减证券收购规模的速度可能会存在多种变化，至于具体怎么变化，则取决于就业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收购证券的风险是否超出了它的积极作用。然而，如同往常一样，对于媒体选择使用的词汇，我基本上施加不了什么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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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外界怎么称呼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明确地与外界进行沟通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希望避免1994年收紧货币政策时的那些失误。在格林斯潘主席的领导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1990—1991年的经济衰退期间以及之后大幅削减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后来，低利率政策维持了将近一年半之后，决策者发现了经济过热的早期迹象，并在1994年2月开始提高利率。格林斯潘曾经就未来的政策转变给市场发出警告信号，但长期利率的反应远远超出了委员会的预期，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1月初的5.6%提高到5月初的7.5%。显然，投资者认为美联储2月份的加息预示着之后加息速度会更快，这超出了决策者的设想。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时担心长期利率的意外激增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过于严重的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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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后格林斯潘及时扭转了利率飙升的局面，实现了软着陆，使经济继续增长，同时通胀率也保持在较低水平。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最久的扩张时期，格林斯潘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成了“大师”，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现在，将近20年后的今天，我希望我们运用的沟通技巧，比如运用失业率和通胀率作为第一次提升利率的“门槛”，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与外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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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的会议之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批准的会议声明以及我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的评论都传递出了我想传递的消息，即我们正在认真地讨论如何缩减证券收购规模，但是我们并没有准备立即开始。第二天的《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新闻标题也说：“美联储暂时不会收紧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核心人员，包括那三位摇摆不定的理事，认为年中前后适合开始缩减收购规模。不过，根据媒体的报道和对证券公司的调查，很多市场人士预计我们开始缩减收购规模的时间要晚很多。我知道我需要实现一个微妙的平衡，我的工作就是在继续实施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之际，协调这些不同的预期，让这些预期更加接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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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4月30日至5月1日那次会议上的目标与3月份会议的目标大体上是一样的，即加强与外界的沟通，让外界明白美国经济还没有复苏到立即缩减证券收购规模的程度。当时，得益于消费支出的增长（汽油价格下降对此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和房地产市场的改善，美国经济实现了适度增长。然而，正如我们所担心的那样，在那年的前三个月内，虽然自动减赤机制的冲击还没有全面爆发，但联邦支出已经明显下降。我们在会议声明中试图向外界表明我们的政策需要灵活性，并更加强调地指出我们未来政策的演变取决于经济发展态势。我们说：“委员会将根据劳动力市场或通货膨胀的变化前景，准备加快或放缓收购证券的速度，保持适当的政策调节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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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投资者似乎只听到了“加快”一词，误认为我们正在积极考虑增加收购债券的规模。之后的三周内，美国股市保持了温和上涨的态势。市场对于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未来走势的预期，与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的预期出现了更大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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