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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总是乐于同教师和学生交流沟通(有的来自常春藤盟校,有的来自历史上一直以黑人学生为主的学校,有的则是重返社区大学的成年人)。我一直向他们强调终身教育的重要性。我之所以这样讲,不只是因为我和安娜之前都从事过教育工作。我知道稳健的货币政策可以支持经济健康增长,但货币政策无法凭空创造经济,从长远来看,一个经济体是否有能力提高后代人的生活水平,取决于人们是否有机会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技能,以及取决于接受全面教育之后形成的认知能力。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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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也就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本科生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两周半之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并在会议结束后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我参加完记者招待会之后,回到办公室坐了下来。窗外,宪法大道两侧的榆树已经是郁郁葱葱了,但我的视线却没有集中在榆树上面,而是集中在彭博终端上。股票和债券市场正在大幅波动,参差不齐的红线不停地闪动。在所谓的“缩减恐慌”中,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汇率飙升,而道琼斯指数正在下降,由此引发的经济后果可能很麻烦:如果长期利率继续上升,股票价格继续下跌,将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而美元上涨会抑制美国商品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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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结束的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已经确认将继续以每月850亿美元的速度收购证券,但许多与会者想提前为最终退出这一政策奠定基调。为了安抚他们,我在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描述了一个试探性的、以数据为基础的缩减路径。我说,如果我们预计就业市场能够持续改善,通胀率能够逐渐迈向我们之前设定的2%的目标,那么就可以“在今年晚些时候”逐步减缩收购规模。之后,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将继续以我所谓的“慎重步调”缩减收购规模,并大概在2014年中期彻底终结证券收购计划。根据我们的预测,5月份7.6%的失业率到2014年中期可能会降低到7%左右。虽然7%的失业率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但相对于2012年8月市场开始预期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时8.1%的失业率而言,的确算得上一个重大改善了。我认为,只有等到我们可以合理地宣告这一计划完成了使命之后,才可以结束证券收购计划,这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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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市场对我们未来缩减收购规模出现过度反应,我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了自从2013年12月以来一直被纳入会议声明的一个观点,即我们预计在证券收购计划终结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会继续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换句话讲,就是联邦基金利率接近于零)。最后,由于市场很担心我们终结证券收购计划之后会很快地采取扭曲操作,以便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因此为了缓解这种担心,我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认为我们应该继续持有那些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直到它们到期,并不会急着抛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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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任何关于缩减购买规模的讨论都有可能导致视市场出现负面反应,至少是温和的反应,但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针对证券交易商开展的调查来看,我认为我描述的缩减路径是接近于市场预期的。我甚至希望这样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因素,对市场产生一波积极影响。一般来讲,我不担心短期的市场波动,但那次记者招待会之后,我在彭博终端上看到的行情动态却超出了我的预期。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其影响无异于收紧货币政策的影响,这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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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想到市场会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因此感到非常惊讶。这一切怎么解释呢?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对市场预期的看法过于依赖我们对证券交易商的调查。证券期货市场虽然能够让我们可靠地了解市场对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期,但无法让我们了解市场对证券收购计划的预期。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在征求证券公司的看法时,只是询问了各家证券公司的经济学家们,这些经济学家们对美联储公开声明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给予了认真关注。事实上,这就是说,美联储那些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们在调查的时候,调查对象仅仅局限于同样获得了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这就像一个人照镜子一样,被调查者与调查者属于同一类,但忽视了那些普通交易员们的想法。许多交易员显然并不关注他们公司的经济学家们说了什么,而是或多或少地押注我们的证券收购计划将会继续无限制地实施下去,比如,有些交易员就提出了“永久量化宽松”(QE-ternity)或“无限期量化宽松”(QE-infinity)的说法。这些想当然的看法是不合理的,也不符合我们一贯所讲的内容,但有些投资者的决策显然是以这些无端猜测为基础的。现在,虽然我们发布了对证券收购计划的声明,但他们还是像梅特涅一样,不相信我们声明的内容,而是问道:“不知道他又在搞什么鬼?”虽然我在记者招待会上把话讲得清清楚楚,他们的结论依然是我们将更早地开始提高利率。他们卖掉了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推高了长期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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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纠正市场的错误印象,我们美联储理事会几乎全部动员起来了。6月24日,我通过电子邮件和杰里米以及杰伊商议对策。我直到7月10日才有公开演讲机会,而比尔·达德利和杰伊分别在6月27日和6月28日各有一次公开露面的机会,因此,他们可以不失时机地澄清我们的政策。6月19日那次会议之后,才过了一周的时间,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就已经飙升了半个百分点,而且更严重的是,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也飙升了半个百分点,这对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恢复构成了严重威胁。道琼斯指数下跌将近4%,美元汇率上升将近3%,全球新兴市场经济体也跟着遭殃,因为投资者预期自己可以在美国获得更高的利息,因此纷纷将资金撤出新兴市场经济体,转而投向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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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德利和杰伊在演讲中都强调说:“如果我们觉得缩减证券收购规模可能对经济造成伤害,那么我们就不会这么做。”杰伊说:“如果经济表现疲软,那么委员会将会晚一点缩减证券收购规模,甚至有可能增加收购规模。”达德利说:“如果就业市场的形势达不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预期,那么我想资产收购计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会积极开展下去。”杰里米则说:“我们的政策立场基本上没有改变。”7月10日,我在波士顿发表演讲。其间,在回答某个问题时,我说:“逐步缩减证券收购规模并不等同于紧缩货币,现在大体上还是宽松的。”我们这些澄清果然奏效了,抵押贷款利率和长期国债利率都下降了一些,股市有所反弹,但市场还是弥漫着担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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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缩减证券收购规模并不只是那个夏季的唯一争议,在6月份的那次记者招待会上,《华盛顿邮报》记者伊兰·梅问我怎么看待奥巴马总统两天前在PBS(美国公共广播公司)上对我的评论。当时,奥巴马总统在接受查理·罗斯采访时曾经说:“伯南克干得不错。”然后,他又补充道:“他干的时间已经比他想干的时间以及应该干的时间长得多。”奥巴马总统之所以发表这番评论,可能是因为他想起了我在接受第二次提名时表达出来的复杂心态,以及我干满8年就绝不再干的决心。我没有回答伊兰的问题。其实,自从一年前那个夏季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争先恐后地表示他们会多么迅速地炒我鱿鱼之后,我就不再回应关于我的接替人选以及个人去向的问题了。(顺便说一句,美联储主席与行政机构的部长们不一样,不可能无缘无故地被炒鱿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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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也可以回答伊兰的问题,以免外界误以为我是被赶下台的,但我认为总统那番评论并不意味着他对我有什么不满,也不意味着他对我的看法与当初提名我时的看法有什么变化。但我还是采纳了米歇尔·史密斯和戴夫·斯基德莫尔的建议,尽量避免公开谈论我的去向问题。他们坚信一个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即政策制定者应尽可能长久地避免“跛脚鸭”[2]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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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夏季,关于我的接替人选的猜测达到了狂热的地步。大部分人都猜测是萨默斯或耶伦,但也有人公开提到其他人选,包括唐纳德·科恩、罗杰·弗格森、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艾伦·布林德和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论文导师斯坦利·费希尔。当时,费希尔的8年以色列央行行长任期即将结束。我对于白宫管理任命过程的方式感到不满。人们猜测了一周又一周,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却坐视不管。我认为这些无端猜测有可能损害候选人的声誉,甚至会导致货币政策出现不确定性。虽然耶伦对于外界的噪声感到反感,但还是努力排除干扰,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上。萨默斯与奥巴马总统的关系虽然密切,而且他的才华也得到了广泛认可,但他有一些重大的不利因素,包括之前曾经与学界和政界的对手公开爆发过摩擦。一段时间之后,政府还没有宣布人选,但我认为耶伦的胜算最大。萨默斯的胜算前景在7月下旬遭到致命的打击,当时,参议院的54个民主党人里面,有三分之一的人(很多人属于民主党内的自由派人士)签署了一封联名信,支持耶伦出任美联储主席。因为总统几乎指望不上共和党人支持他提名的人选,因此,他不能失去民主党人的支持,也就必然会重视民主党人的诉求,所以耶伦获得提名的概率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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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夏季即将发生的人事变动并不仅仅局限于美联储主席一职。7月11日,贝齐·杜克宣布将在8月底辞去理事一职。她在美联储任职这5年内,发生了很多大事。她说她也想为美联储服务得更久一些,希望感受一下正常的日子是什么样(她加入美联储一个月多一点时,雷曼兄弟就倒了),但现在她似乎已经放弃希望了。莎拉·拉斯金虽然是美联储历史上第8位担任理事一职的女性,但她却在7月31日成为美联储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财政部副部长提名的女性。自2003年开始担任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桑德拉·皮亚纳尔托宣布将在2014年初退休。我非常欣赏她多年来表现出的那种建设性、低姿态的做事态度。她会认真地倾听她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事的意见,也会认真倾听她管辖的那个储备区的商人、银行家和社区领袖的意见。如同杰里米、杰伊、贝齐一样,她也对大规模资产收购计划持有保留意见,但是她不会哗众取宠地引起轰动,而是努力通过深思熟虑、谦虚低调的论辩去说服委员会成员。她也会在演讲中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不会采用托马斯·赫尼希在2010年使用的那种挑衅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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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其他国家的央行也出现了人事变动。白川方明在日本央行行长职位上服务了5年后,在3月份辞职了。他是一个很好的同行,拥有清醒的头脑,时常提出建设性的观点。他努力帮助日本经济从2011年的地震和海啸中恢复了过来。但他也非常谨慎和保守,也许这是因为他在出任央行行长之前,曾经在日本央行有过长期任职经历。他的继任者黑田东彦曾经担任亚洲开发银行行长,算是日本央行的“外来户”。他的政策被视为更符合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主张大力刺激经济增长的“安倍经济学”。据媒体报道,他将采取更加接近于“伯南克式”的策略,包括不设上限的资产购买计划以及努力将日本通胀目标设定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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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时的老同事默文·金在7月1日结束了10年英国央行行长任期。他于2011年被封为爵士,并在2013年成为终身贵族,因此跻身英国上议院,我偶尔打趣地称呼他为“金爵士”。我曾经前往伦敦和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参加为他举行的欢送晚宴。他的继任者是马克·卡尼,曾任加拿大央行行长,也是备受尊重。卡尼的继任者是斯蒂芬·波洛兹。他曾经担任加拿大央行研究部门主管,并领导过一个促进出口贸易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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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减缩恐慌”之后,我们的货币政策延续到了夏季。在7月30日至31日召开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我们的会议声明几乎没有做出什么改变。我在半年一度的货币政策听证会上以及在其他场合,依然继续阐述证券收购计划和利率政策的区别。我们购买证券的主要目标是增加经济增长的短期动力,提高其自我维持增长的能力。接近于零的短期利率则是在债券收购计划结束后,为经济增长注入长期动力。我们这套计划类似于多级火箭,助推器先是把火箭推进太空,使其达到逃逸速度,然后,第二节助推器为其继续提供长期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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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和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分别于7月17日和18日举行了听证会,那是我以美联储主席身份参加的最后两个听证会。许多议员,包括一些曾经严厉批评美联储行动的人,都走到我面前,以各自的方式感谢和祝贺,尤其是感谢美联储在金融危机期间采取的行动。参议员鲍勃·科克里在《多德–弗兰克法案》辩论过程中曾经是美联储的一位盟友,但他也强烈反对量化宽松政策。他对我讲:“谢谢你的服务,谢谢你的友谊,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祝福你。”但就在5个月前的货币政策听证会上,他还曾指责美联储的政策产生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把储蓄账户和定期存单的利率压得非常低,无异于“把老年人往火坑里推”。我喜欢和尊敬科克里,他是一个有能力的议员,但我永远也不会适应政客们这种既打击你,又恭维你的“双重人格”。但至少参议员科克里在私下场合跟我讲的话,和在公开场合讲的话是一致的,而他的很多同僚都做不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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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听证会召开时,《多德–弗兰克法案》通过几乎三周年了,我为议员们介绍了美联储为了落实这一法案而付出的努力。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在制定新的监管规则时,我们不仅必须协调美国的其他监管机构,还必须尽最大努力确保这些规则符合国际惯例,因此,还必须与国外的同行协调。7月2日,我们美联储和美国其他银行监管机构共同采用了更加严格的银行资本金要求,甚至比第三版《巴塞尔协定》的标准还要高。自美联储在2009年初率领其他机构开展综合压力测试以来,美国大型银行的资本金水平增加了一倍多。他们可以更好地抵御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并维持对家庭和企业的贷款。我们采用这些严格的监管标准那一周内,横跨多部门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就宣布美国国际集团和通用电气金融服务公司(GE Capital)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公司,这就意味着它们必须接受美联储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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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卢在公开讲话中以及在财政部内部的会议上,都不停地催促各个监管机构加快制定《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实施细则。8月19日,奥巴马总统在罗斯福厅召见我们两人,为我们提供精神鼓励。他显得特别焦虑,因为他很想在年底前开始实施“沃尔克规则”,禁止银行从事许多证券、金融衍生品、商品期货和期权的自营交易。我理解总统为什么会有紧迫感,但我想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为了落实“沃尔克规则”,共有5个监管机构参与制定实施细则,它们发现最具有挑战性的一个工作就是区分哪些交易是允许的,哪些是不允许的。但最后我们在12月10日敲定了最终版本,总算在总统给的截止日期之前完成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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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制定实施细则的过程中,一个重大的考量就是保持金融稳定,绝不能因此对信贷流动和经济增长造成不必要的限制。两年前,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曾经在一个公共论坛上问我是否计算过我们实施的新规则累计创造了多少经济效益。我们在制定某一个或某一些规则时,理所当然地会分析它的潜在成本和收益,但要全面地评估所有规则的成本和效益,则是不切实际的。他对我的回答感到不满。戴蒙在公共场合对我发起的挑战代表了银行家们的利益,因此,他在一段时期内成了华尔街的英雄人物。或许我可以给戴蒙提出一个更好的答案,即如果不制定严格的监管规则,任由我们刚刚经历的这场危机重新上演,那么造成的经济成本和人力成本或将无法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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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的那两个听证会是我在9月17—18日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召开之前公开发表演讲的最后机会。由于听证会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之间的时间间隔太长,因此,为我引导市场对于缩减证券收购规模的预期平添了一些复杂因素。通常情况下,我会利用8月在堪萨斯城召开的杰克逊霍尔年会发表演讲,预示即将到来的政策转变,但今年的年会我决定不参加了。其实,去年的年会我就打算不参加,因为我侄女的成人仪式恰巧也安排在了那个周末。但堪萨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埃斯特·乔治特别为我调整了会议日期,我才参加的。现在回想起来,幸好去参加了,因为那是埃斯特·乔治出任堪萨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之后首次主办杰克逊霍尔年会,如果我当时没去,媒体很可能将其解读为我不给埃斯特面子,当然,我肯定不想发出这种信息。不过,我对这个年会也存在一些担忧。它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媒体炒作的舞台。此外,我认为,这个年会已经成了美联储的旗舰会议,而美联储系统内有12家联邦储备银行,只让堪萨斯这一家担任主办机构并主导议程的设定,的确有点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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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没有参加这个年会,而是和妻子安娜一起度假5天。这是我们在2007年8月被迫取消前往默特尔沙滩度假的计划之后,第一次和妻子一起度假。我们先去夏洛特市拜访了一下家人,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去了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在那里参观了美国最大的私人宅邸——比尔特摩庄园。这个庄园的设计者是著名的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他也是纽约中央公园的设计者。我们还在一个酒馆欣赏了一下当地的蓝草音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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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还有点担心缺席杰克逊霍尔会将给美联储与外界沟通造成一定的难题,但事实表明,经济指标涨跌互现,即便参加那次会议,我也不能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尽管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不利因素,但随着9月会议的临近,市场参与者似乎越来越期待我们终于要启动众所周知的缩减计划了。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的一周内,《华尔街日报》调查了47个经济学家,三分之二的人都预测我们将开始缩减证券收购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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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前夕,我觉得形势依然很不明朗。8月份失业率进一步小幅下降,降到了7.3%,但就业增长势头似乎已经减弱了,7月和8月新增就业人口平均每月只有13.6万人。我还担心金融政策的收紧速度过快,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在5月份时还不到3.5%,此时却飙升到了4.5%以上。其他长期利率也有所上升。与此同时,国会和政府将在10月1日围绕债务上限问题和2014财年政府预算问题走向最后摊牌。根据我们在2011年总结出来的经验,这种边缘政策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会损害市场信心,在最坏的情况下,将引发国债违约,或将引发重大的金融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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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分为了两派,一派倾向于适度减少,比如说,每月购买规模从850亿美元减少到750亿美元,另一派成员想要延迟。尽管市场普遍预期我们会开始缩减收购规模,但我建议说我们推迟缩减行动。比尔·达德利以及耶伦对我的观点表示支持。我说:“我在今年6月也没有说过我们会在9月开始缩减收购规模,我当时只是说‘今年晚些时候’。”但更重要的是,经济前景还不能清楚地证明现在适合开始缩减购买规模。我想发送的一个强有力的信息是:我们的政策将取决于经济和就业市场的前景。毕竟,这也是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制定开放式证券购买计划的全部意义所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支持我的建议,只有埃斯特·乔治不同意,她一年来一直都是表达反对意见。杰里米·斯坦恩加入了多数派,主张推迟缩减行动,但在接下来那一周的一次演讲中,他说如果能够立即开始缩减收购规模,他就会感到更加舒服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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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很努力地对外界沟通,因此,9月份那次会议上按兵不动的决定让市场感到惊讶,但市场的惊讶反而让金融形势缓和了一些,为我们真正开始缩减计划创造了条件。我们的会议声明发表后,长期利率下跌,而股市上涨。第二天,温和的《纽约时报》刊文说我们在购买证券计划上坚持到底是正确的选择。然而,这没有说服我们的批评者。《华尔街日报》一篇评论的标题是“伯南克先生的疏忽”,指责我“缺乏胆量”。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采用了里克·佩里在2012年发表讲话时采用的字眼,把我称为“缩减计划的叛徒”。在这个时候,我的任期行将结束,我丝毫不关心外界怎么评价我,也不关心债券交易员被弄得措手不及之后的恼羞成怒,我只想做正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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