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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即就业市场前景已经出现了重大改善，这是毫无争议的。2012年8月，当我在杰克逊霍尔预示将要实行第三轮量化宽松时，失业率为8.1%。2014年10月，证券收购计划结束时，失业率已经下降到了5.7%。2014年新增就业机会高达300万个，是1999年以来年度增幅最大的一年。整体来看，从2010年到2014年，总共增加了将近1 070万个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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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的证券收购计划和贷款计划为政府挣到了大量利润。2014年，美联储向美国财政部上缴了将近1 000亿美元的盈利，开创了一个新纪录，从而使得从2009年到2014年这6年期间上缴的盈利总额达到了将近4 700亿美元，是危机爆发前那6年（2001—2006）上缴盈利的3倍多，相当于为每一个美国人赚到了将近1 5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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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初，短期利率依然维持在接近于零的极低水平，这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前几年的货币政策是一致的，但市场预期下半年将会开始加息。当然，加息的幅度和速度取决于经济形势的改善程度。2014年，尽管失业率下降，但工资增长缓慢，表明对劳动力的需求还没有超过供应。因此，美联储似乎还有继续保持宽松政策的空间，用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支持就业增长，也不用担心过高的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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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初，全球经济增长缓慢，加上美元走强，抑制了美国的出口，导致美国经济在第一季度整体放缓。不过，在美国，积极的经济迹象比比皆是。约占美国经济活动的三分之二的美国消费者支出也达到了多年来的最佳水平。家庭债务减少，利息支出减少，房屋价格上升，大多数退休账户也是一样。石油价格从2014年7月的每桶100美元急剧下降到2015年初的50美元，虽然给美国能源企业带来了一定的问题，但降低了汽油和取暖油的价格，因此，对于消费者而言，无异于大幅减税。调查显示消费者信心回升。房地产市场虽然仍旧疲软，但经济衰退结束以来的回暖速度显著加快。平均而言，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从“紧缩性”变为“中性”，既不支持经济增长，也不抑制经济增长。即使剔除持续下跌的能源和食品价格，通胀率仍然相当低，远低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目标，而且依然有可能继续下降一段时间。全世界都知道，通胀率太低或太高同样糟糕，因此，美联储必须告诉外界，它要认真地推动通胀率接近于既定目标，这对于美联储的公信力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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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美国经济复苏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货币政策，我们只能推测如果美联储没有采取这些政策，可能发生什么情况。但大多数的证据（包括世界多家央行以及其他机构开展的研究）都表明，量化宽松政策和加强政策沟通等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确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并降低通缩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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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美联储的政策是有效的，一个原因就是根据其他工业国的经验来看，美国经济复苏情况看上去特别好（见图4）。2014年底，美国商品和服务总产出超过2007年底的水平（即危机前的最高水平）8%以上。换句话讲，在长达7年的时间内（包括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那一段时间在内），经济总产出增长了8%多一点。这种结果虽然算不上太好，但比其他发达工业国好多了。2014年底，欧元区的经济总产出水平依然比危机前的最高水平低了大约1.5%，在欧元区经济产出总量中占比三分之一的德国，总产出比危机前的最高水平高出大约4%，欧元区其他经济体的表现更差。在欧元区之外，英国总产出比危机前的最高水平略多出3%，日本的总产出依然低于危机前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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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家的经济复苏进度之所以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不同国家的劳动力增加速度的差异，但经济政策似乎也可以对这些差异做出一定的解释。虽然美国是2007—2009年那场金融危机的“震中”，但复苏也最强，因为美联储放宽货币政策的力度比其他央行大得多，而且尽管美国财政政策成为影响经济复苏的一股“逆风”，但这种阻碍作用比其他国家和地区小得多。2009年的银行压力测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这些压力测试在美国经济复苏初期就推动美国银行走上了一条更为健康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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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经济表现糟糕，包括通胀率远低于欧洲央行设定的目标，部分原因在于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紧缩性超出了经济形势的需要。市场也认为欧洲银行压力测试的结果不像美国压力测试结果那么可信。欧洲的政策选择反映了欧洲的特殊情况，包括希腊和其他国家的债务危机，以及欧元区的结构性缺陷（最重要的缺陷是各成员国之间缺乏协调的财政政策）。但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也导致了欧洲的问题。我和盖特纳曾警告说德国及其盟友在欧元区内部过早、过猛地推动了财政紧缩政策，即便德国等近期没有遭遇财政问题的国家也实施了财政紧缩政策，同时，欧元区还抵制量化宽松等非传统的货币政策。虽然欧洲央行在马里奥·德拉吉的领导下最终实施大规模的量化宽松计划，但直到2015年初才投入实施，而美国和英国已经实施了将近6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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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底，美国商品和服务总产出超过2007年底的水平（即危机前的最高水平）8%以上。欧元区的经济总产出水平依然比危机前的最高水平低了大约1.5%。英国总产出比危机前的最高水平略多出3%，日本的总产出依然低于危机前的最高水平。资料从2007年第四季度开始，到2014年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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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积极的货币政策推动美国经济复苏速度超过了其他工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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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欧盟统计局、英国国家统计局、日本内阁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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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经济增长，欧洲的失业率趋于恶化，与美国就业形势的差距令人惊讶。2009年，即金融危机快要结束时，美国和欧元区的失业率都是10%。但在2014年底，欧元区失业率已升至11.25%，而美国失业率却下降到了6%以下。此外，比美国更加严重的一个情况是，欧洲的失业者一直集中在年轻人群，导致年轻人无法通过工作经验发展自己的技能，而缺乏经验的低技能劳动力群体反过来又恶化了欧洲经济的长期增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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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日本的经济复苏情况居于中间位置，虽不及美国好，也不比欧元区差。在英国，英国央行在默文·金和马克·卡尼的领导下，采取的货币政策类似于美联储的政策，有助于推动英国经济实现温和的复苏。英国经济的复苏情况之所以没有美国好，或许是因为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实行了更为紧缩的财政政策，而且英国和欧元区国家的贸易联系更为密切。与其他工业国相比，日本金融业在这场危机中遭到的冲击较小，日本的经济复苏情况虽然好于欧洲，但在2007年到2015年这几年内，基本上处于零增长的状态。日本持续的通缩和可怜的基本面问题（如劳动力数量减少）有助于解释其令人失望的经济表现。然而，在首相安倍晋三和央行行长黑田东彦的领导下，日本在2013年采取了量化宽松等一系列扩张性的经济政策，考虑到日本经济体的体量，其量化宽松政策的力度不亚于美联储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到2015年，经济复苏的结果表明日本在对抗通缩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日本要想实现更全面的经济复苏，必须明确地终结通缩，改革保护既得利益、阻碍（服务业、建筑业和农业等）国内产业竞争的政府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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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墨西哥）现在约占世界经济产出总量的一半。它们之所以也受到了危机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全球贸易的崩溃。自从危机爆发以来，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情况出现了很大差异，其中既有政策因素的影响，又有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是不是石油出口国）。以中国为例，中国从危机中恢复得相对较快，部分原因是中国在2009年实施了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现在又专注于推动长期性的经济改革。如果中国想要延续经济方面的成功，必须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内需的作用，面向国内民众生产商品和服务。中国还迫切需要净化环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减少腐败。随着中国经济体变得日益成熟，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而且在技术方面逐渐赶上西方国家，中国经济增速将不再像前几十年那样快得令人心跳，而是会有所放缓，不过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仍然算是相当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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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一点是，在2013年缩减证券收购规模之后，美联储和其他几大央行的政策变化并没有给新兴市场的金融系统或经济造成什么压力，至少截至2015年初是这样的。正如我们预期的那样，随着美国经济的反弹，美国进口量也随之提高，这些新兴经济体反而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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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美联储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变得更加透明，更加注重维护金融稳定。与此同时，一些新因素妨碍美联储决策者采取有力的行动去保持金融稳定和支撑经济增长。我们无法预见或阻止这场危机，我们的一些反应，特别是我们救助美国国际集团和贝尔斯登的行动，给美联储造成了一定的政治创伤，为美联储的独立性造成了新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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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的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取得参众两院的控制权。议员们提出的三个议案令我感到格外忧虑。第一，来自肯塔基州的参议员兰德·保罗接手他父亲的事业，推动所谓的审计美联储法案，这样国会议员就可以下令国会下属的政府审计署去审计美联储，并评估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如果国会在危机结束几年后获得了这项权力，那么我们政策的反对者就可以把审计作为威胁美联储的工具，很多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措施或将无法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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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2014年，众议院提出了一项议案，要求美联储决策者在制定利率时，遵守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泰勒等人制定的利率公式，而不是依据自己的独立判断。这个要求与核查美联储的要求是殊途同归，即一些国会议员想要对货币政策施加更大程度的控制权。当然，制定广泛的货币政策目标，并让美联储负责实现这些目标，是国会的权力和职责所在，但要真正让美联储承担起这个职责，就必须给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提供足够的灵活空间，不要让其遭遇短期的政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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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令我忧虑的提案是由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戴维·维特（属于保守派）和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属于自由派）共同提出的，旨在针对美联储的紧急贷款机制施加新的限制。这些紧急贷款机制覆盖面非常广泛，对遏制危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此之前，《多德–弗兰克法案》认为既然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有权解散经营失败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公司，很多权力就没必要继续行使了，因此，对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财政部对抗危机的能力施加了重大限制。然而，如果这一次再限制美联储推出覆盖面广的紧急贷款机制，限制美联储充当“最后贷款人”，那么一旦未来再次爆发危机，恐怕会造成极度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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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美联储将继续保持民主与负责任的作风，但我希望美联储的透明度提高之后，将有助于其保持独立性。当前的美联储决策框架，既设定了2%的通胀目标，也承诺了在通胀目标与就业目标发生冲突时采取平衡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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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主席的新闻发布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对经济和利率的预测、美联储决策者在公开演讲中表现出的分歧，继续为国会、公众和市场提供丰富的信息，使其了解美联储的策略及其理由。央行神秘兮兮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美联储不仅是世界上最透明的央行之一，也是华盛顿最透明的机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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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对市场和货币政策非常重要，但它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其他方面。作为主席，我努力扩大与美国社会大众的沟通，比如，出现在《60分钟》之类的电视节目中，到大学举行一系列讲座以及离开华盛顿去会见来自各行各业的人。耶伦成长于布鲁克林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学术研究关注失业问题。她接替我之后，也注重与外界沟通。比如，在她的指示下，美联储新设立了一个由消费者权益保护专家和社区发展专家组成的新的顾问委员会，以便确保美联储理事会成员能够充分地了解美国公众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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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危机除了促使美联储更加透明之外，还促使它将维护金融稳定作为其核心使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维护稳定既需要注意金融体系的“树”，又需要注意金融体系的“森林”。在“树”的层面上，我们重新思考并加强了对银行的传统监管，使用强大的、新的监管工具，比如一年一度的大型银行压力测试。在“森林”的层面上，我们大大提高了对整个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关注程度。现在，虽然美联储对于影子银行和金融体系的其他组成部分并不负有首要监管职责，但美联储的工作人员仍然会对其开展定期监管与核查。与以往那种对金融机构开展逐一监管的方法相比，这个整体着眼的方法应该更有助于美联储及早识别金融体系的漏洞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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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认知与货币政策实践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美联储和其他央行证明，即便在短期利率下降到接近于零的水平之后，货币政策仍然可以支撑经济增长。当经济恢复正常之后，我们创造的一系列非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大规模证券收购计划以及在货币政策路径方面加强与外界沟通，可能会逐步取消，因此，我预计短期利率的调整将再次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随着美联储持有的证券逐渐到期，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也将逐渐萎缩。不过，如果今后有必要，我们之前创造出来的非传统政策工具仍然可以再度派上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