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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经济表现糟糕，包括通胀率远低于欧洲央行设定的目标，部分原因在于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紧缩性超出了经济形势的需要。市场也认为欧洲银行压力测试的结果不像美国压力测试结果那么可信。欧洲的政策选择反映了欧洲的特殊情况，包括希腊和其他国家的债务危机，以及欧元区的结构性缺陷（最重要的缺陷是各成员国之间缺乏协调的财政政策）。但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也导致了欧洲的问题。我和盖特纳曾警告说德国及其盟友在欧元区内部过早、过猛地推动了财政紧缩政策，即便德国等近期没有遭遇财政问题的国家也实施了财政紧缩政策，同时，欧元区还抵制量化宽松等非传统的货币政策。虽然欧洲央行在马里奥·德拉吉的领导下最终实施大规模的量化宽松计划，但直到2015年初才投入实施，而美国和英国已经实施了将近6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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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底，美国商品和服务总产出超过2007年底的水平（即危机前的最高水平）8%以上。欧元区的经济总产出水平依然比危机前的最高水平低了大约1.5%。英国总产出比危机前的最高水平略多出3%，日本的总产出依然低于危机前的最高水平。资料从2007年第四季度开始，到2014年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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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积极的货币政策推动美国经济复苏速度超过了其他工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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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欧盟统计局、英国国家统计局、日本内阁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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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经济增长，欧洲的失业率趋于恶化，与美国就业形势的差距令人惊讶。2009年，即金融危机快要结束时，美国和欧元区的失业率都是10%。但在2014年底，欧元区失业率已升至11.25%，而美国失业率却下降到了6%以下。此外，比美国更加严重的一个情况是，欧洲的失业者一直集中在年轻人群，导致年轻人无法通过工作经验发展自己的技能，而缺乏经验的低技能劳动力群体反过来又恶化了欧洲经济的长期增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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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日本的经济复苏情况居于中间位置，虽不及美国好，也不比欧元区差。在英国，英国央行在默文·金和马克·卡尼的领导下，采取的货币政策类似于美联储的政策，有助于推动英国经济实现温和的复苏。英国经济的复苏情况之所以没有美国好，或许是因为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实行了更为紧缩的财政政策，而且英国和欧元区国家的贸易联系更为密切。与其他工业国相比，日本金融业在这场危机中遭到的冲击较小，日本的经济复苏情况虽然好于欧洲，但在2007年到2015年这几年内，基本上处于零增长的状态。日本持续的通缩和可怜的基本面问题（如劳动力数量减少）有助于解释其令人失望的经济表现。然而，在首相安倍晋三和央行行长黑田东彦的领导下，日本在2013年采取了量化宽松等一系列扩张性的经济政策，考虑到日本经济体的体量，其量化宽松政策的力度不亚于美联储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到2015年，经济复苏的结果表明日本在对抗通缩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日本要想实现更全面的经济复苏，必须明确地终结通缩，改革保护既得利益、阻碍（服务业、建筑业和农业等）国内产业竞争的政府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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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墨西哥）现在约占世界经济产出总量的一半。它们之所以也受到了危机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全球贸易的崩溃。自从危机爆发以来，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情况出现了很大差异，其中既有政策因素的影响，又有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是不是石油出口国）。以中国为例，中国从危机中恢复得相对较快，部分原因是中国在2009年实施了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现在又专注于推动长期性的经济改革。如果中国想要延续经济方面的成功，必须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内需的作用，面向国内民众生产商品和服务。中国还迫切需要净化环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减少腐败。随着中国经济体变得日益成熟，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而且在技术方面逐渐赶上西方国家，中国经济增速将不再像前几十年那样快得令人心跳，而是会有所放缓，不过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仍然算是相当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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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一点是，在2013年缩减证券收购规模之后，美联储和其他几大央行的政策变化并没有给新兴市场的金融系统或经济造成什么压力，至少截至2015年初是这样的。正如我们预期的那样，随着美国经济的反弹，美国进口量也随之提高，这些新兴经济体反而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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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美联储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变得更加透明，更加注重维护金融稳定。与此同时，一些新因素妨碍美联储决策者采取有力的行动去保持金融稳定和支撑经济增长。我们无法预见或阻止这场危机，我们的一些反应，特别是我们救助美国国际集团和贝尔斯登的行动，给美联储造成了一定的政治创伤，为美联储的独立性造成了新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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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的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取得参众两院的控制权。议员们提出的三个议案令我感到格外忧虑。第一，来自肯塔基州的参议员兰德·保罗接手他父亲的事业，推动所谓的审计美联储法案，这样国会议员就可以下令国会下属的政府审计署去审计美联储，并评估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如果国会在危机结束几年后获得了这项权力，那么我们政策的反对者就可以把审计作为威胁美联储的工具，很多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措施或将无法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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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2014年，众议院提出了一项议案，要求美联储决策者在制定利率时，遵守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泰勒等人制定的利率公式，而不是依据自己的独立判断。这个要求与核查美联储的要求是殊途同归，即一些国会议员想要对货币政策施加更大程度的控制权。当然，制定广泛的货币政策目标，并让美联储负责实现这些目标，是国会的权力和职责所在，但要真正让美联储承担起这个职责，就必须给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提供足够的灵活空间，不要让其遭遇短期的政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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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令我忧虑的提案是由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戴维·维特（属于保守派）和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属于自由派）共同提出的，旨在针对美联储的紧急贷款机制施加新的限制。这些紧急贷款机制覆盖面非常广泛，对遏制危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此之前，《多德–弗兰克法案》认为既然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有权解散经营失败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公司，很多权力就没必要继续行使了，因此，对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财政部对抗危机的能力施加了重大限制。然而，如果这一次再限制美联储推出覆盖面广的紧急贷款机制，限制美联储充当“最后贷款人”，那么一旦未来再次爆发危机，恐怕会造成极度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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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美联储将继续保持民主与负责任的作风，但我希望美联储的透明度提高之后，将有助于其保持独立性。当前的美联储决策框架，既设定了2%的通胀目标，也承诺了在通胀目标与就业目标发生冲突时采取平衡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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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主席的新闻发布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对经济和利率的预测、美联储决策者在公开演讲中表现出的分歧，继续为国会、公众和市场提供丰富的信息，使其了解美联储的策略及其理由。央行神秘兮兮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美联储不仅是世界上最透明的央行之一，也是华盛顿最透明的机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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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对市场和货币政策非常重要，但它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其他方面。作为主席，我努力扩大与美国社会大众的沟通，比如，出现在《60分钟》之类的电视节目中，到大学举行一系列讲座以及离开华盛顿去会见来自各行各业的人。耶伦成长于布鲁克林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学术研究关注失业问题。她接替我之后，也注重与外界沟通。比如，在她的指示下，美联储新设立了一个由消费者权益保护专家和社区发展专家组成的新的顾问委员会，以便确保美联储理事会成员能够充分地了解美国公众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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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危机除了促使美联储更加透明之外，还促使它将维护金融稳定作为其核心使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维护稳定既需要注意金融体系的“树”，又需要注意金融体系的“森林”。在“树”的层面上，我们重新思考并加强了对银行的传统监管，使用强大的、新的监管工具，比如一年一度的大型银行压力测试。在“森林”的层面上，我们大大提高了对整个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关注程度。现在，虽然美联储对于影子银行和金融体系的其他组成部分并不负有首要监管职责，但美联储的工作人员仍然会对其开展定期监管与核查。与以往那种对金融机构开展逐一监管的方法相比，这个整体着眼的方法应该更有助于美联储及早识别金融体系的漏洞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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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认知与货币政策实践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美联储和其他央行证明，即便在短期利率下降到接近于零的水平之后，货币政策仍然可以支撑经济增长。当经济恢复正常之后，我们创造的一系列非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大规模证券收购计划以及在货币政策路径方面加强与外界沟通，可能会逐步取消，因此，我预计短期利率的调整将再次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随着美联储持有的证券逐渐到期，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也将逐渐萎缩。不过，如果今后有必要，我们之前创造出来的非传统政策工具仍然可以再度派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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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初，2010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中规定的各项改革开始启动，关于第三版《巴塞尔协定》的国际谈判即将结束，协定内容即将全面实施。总体来看，这些新规则将打造一个更加安全的金融体系。然而，除非我们完全取消冒险行为，并愿意承担经济活力和经济增速下降的后果，否则，金融危机在未来就是不可避免的。在后危机时代，改革的首要目标不是完全消除金融危机，而是提高金融体系抵抗危机的能力。我们在后危机时代采取的改革举措包括提高对银行资本水平和流动性的要求（尤其是大银行）；消除导致美国国际集团等大型金融机构事实上不受监管的漏洞；让衍生品交易变得更透明和更安全；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允许政府机构关闭经营失败的金融公司（前提是对金融体系造成的风险要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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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截至2015年初，美联储在监管方面仍然需要做很多工作。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与美联储合作，在安全关闭经营失败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方面，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最大的公司提交了“生前遗嘱”，描述了一旦它们濒临失败的边缘，如何才能安全地将其关闭。然而，在金融体系没有遭到显著危害的前提下关闭一个大型国际金融机构，将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任务。就关闭跨国金融公司而言，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去改善金融公司提交的“生前遗嘱”，并就关闭计划与外国官员进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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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融资的挤兑是这场金融危机如此严重的一个主要诱因。为了降低挤兑风险，监管机构要求银行持有更多易于销售的（即流动性强的）资产。此外，银行监管机构正在考虑差别化监管规则，即银行对于短期融资的依赖性越强，监管机构对其资本水平的要求就越高。然而，即便如此，短期融资遭遇挤兑的风险仍然无法彻底消除，尤其是那些不受新的流动性监管规则约束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面临的挤兑风险更大。2015年初，美联储和其他监管机构还考虑要求金融机构在回购协议市场上融资时提供更多的担保品，这将加大回购协议融资的成本，但无论借款者是谁，这样都可以确保贷款的安全性，从而降低挤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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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到不能倒”的问题如何解决呢？监管机构实施了《多德–弗兰克法案》中的一个基本方法，即大型金融公司现在面临更高的资本水平要求和更严格的监管。因此，大公司的经理和股东必须决定他们扩大经营规模之后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否足以抵消由此引发的额外监管负担。通用电气在2015年4月宣布计划在未来几年出售其大部分的金融部门。如果这一重组计划能够变成现实，那就充分表明我们的金融监管改革成功了，因为我们更严厉的监管会促使那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公司自行拆分。此外，有序清算机构的存在让大型金融机构的债权人意识到，一旦金融机构倒闭，他们可能将承担一部分损失，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与那些规模较小的公司的融资成本相比，那些所谓“大到不能倒”的机构的融资成本就不可能低太多。这样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最大的公司能够安全运转，而且即便这些公司失败了，也可以安全地关闭，不会破坏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国会议员和监管机构的日子应该会变得越来越舒适。如果监管机构不确定能否安全地关闭一个公司，就可以动用现有法律赋予它们的权限去拆分或简化那些最大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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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彻底改革金融监管体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实践肯定会表明，并不是所有新监管规则的好处都能超过其引发的负担。国会和监管机构必须保护具有核心意义的改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会和监管机构应该都会愿意修改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或者几乎没有什么好处，只会增加沉重负担的法律法规。监管机构还需要留意更严格的银行监管会不会促使高风险投资活动转移到金融体系内部接受监管较少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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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精准地说美国经济将在何时恢复正常状态，但肯定会变得越来越正常，失业率肯定会降低到一个可持续的水平，通胀率必然会达到美联储预定的目标。我想起了棒球高手尤吉·贝拉的另一句名言：预测不是件容易的事，预测未来尤其如此。关于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前景，我们能做出什么精准的预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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