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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截至2015年初，美联储在监管方面仍然需要做很多工作。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与美联储合作，在安全关闭经营失败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方面，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最大的公司提交了“生前遗嘱”，描述了一旦它们濒临失败的边缘，如何才能安全地将其关闭。然而，在金融体系没有遭到显著危害的前提下关闭一个大型国际金融机构，将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任务。就关闭跨国金融公司而言，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去改善金融公司提交的“生前遗嘱”，并就关闭计划与外国官员进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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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融资的挤兑是这场金融危机如此严重的一个主要诱因。为了降低挤兑风险，监管机构要求银行持有更多易于销售的（即流动性强的）资产。此外，银行监管机构正在考虑差别化监管规则，即银行对于短期融资的依赖性越强，监管机构对其资本水平的要求就越高。然而，即便如此，短期融资遭遇挤兑的风险仍然无法彻底消除，尤其是那些不受新的流动性监管规则约束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面临的挤兑风险更大。2015年初，美联储和其他监管机构还考虑要求金融机构在回购协议市场上融资时提供更多的担保品，这将加大回购协议融资的成本，但无论借款者是谁，这样都可以确保贷款的安全性，从而降低挤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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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到不能倒”的问题如何解决呢？监管机构实施了《多德–弗兰克法案》中的一个基本方法，即大型金融公司现在面临更高的资本水平要求和更严格的监管。因此，大公司的经理和股东必须决定他们扩大经营规模之后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否足以抵消由此引发的额外监管负担。通用电气在2015年4月宣布计划在未来几年出售其大部分的金融部门。如果这一重组计划能够变成现实，那就充分表明我们的金融监管改革成功了，因为我们更严厉的监管会促使那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公司自行拆分。此外，有序清算机构的存在让大型金融机构的债权人意识到，一旦金融机构倒闭，他们可能将承担一部分损失，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与那些规模较小的公司的融资成本相比，那些所谓“大到不能倒”的机构的融资成本就不可能低太多。这样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最大的公司能够安全运转，而且即便这些公司失败了，也可以安全地关闭，不会破坏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国会议员和监管机构的日子应该会变得越来越舒适。如果监管机构不确定能否安全地关闭一个公司，就可以动用现有法律赋予它们的权限去拆分或简化那些最大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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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彻底改革金融监管体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实践肯定会表明，并不是所有新监管规则的好处都能超过其引发的负担。国会和监管机构必须保护具有核心意义的改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会和监管机构应该都会愿意修改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或者几乎没有什么好处，只会增加沉重负担的法律法规。监管机构还需要留意更严格的银行监管会不会促使高风险投资活动转移到金融体系内部接受监管较少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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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精准地说美国经济将在何时恢复正常状态，但肯定会变得越来越正常，失业率肯定会降低到一个可持续的水平，通胀率必然会达到美联储预定的目标。我想起了棒球高手尤吉·贝拉的另一句名言：预测不是件容易的事，预测未来尤其如此。关于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前景，我们能做出什么精准的预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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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美国经济面临着多项重大挑战。我们在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远远超过了其他大多数工业国家，但结果却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超越，而且往往还不如其他国家。美国人口的平均年龄在增加，这意味着退休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比例正在增加。联邦政府由于要为更多的退休人口提供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服务，因此，联邦政府的财政压力必然会进一步增加。这种局面必然会引发更多的政治僵局，必然会影响政府履行职能，从而阻碍政府的合理支出，阻碍政府实行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税收措施以及其他措施，比如改革监管体系，改善教育和培训，以及加大在基础设施和技术方面的公共投资（这些投资有利于提高美国经济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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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这一直是美国非常珍视的声誉，但现在这个声誉似乎褪色了。部分原因是许多美国人缺乏从幼儿园到高中的系统教育，因此缺乏在全球化的高科技经济中取得成功所需的技能。社会收入差距扩大以及中产阶级“空心化”是当前的两大长期趋势，教育和技能的缺失肯定是主要原因之一。这些趋势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经济已经复苏了好几年，许多美国人依然相信美国经济在衰退，因为虽然经济数据显示经济正在复苏，但这些缺乏教育和技能的美国人依然无法找到工作，无法从经济复苏中受益，觉得经济依然在衰退。美联储可以推动经济复苏，促进整体就业形势的改善，但它没有权力去解决教育质量的问题、技术创新步伐的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我们也不能确保美国经济复苏过程中新增的工作岗位是不是高薪的好工作。所以，我才经常说货币政策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国会也要挑起自己的担子，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但危机平抑下来之后，国会并没有迅速伸出援手。但当经济复苏没有起到普度众生的作用时，也就是说，没有让每一个人找到工作时，美联储却成了众矢之的，我相信这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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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国面临着不可否认的问题，但我认为，在未来几十年内，就生活、工作和投资而言，美国依然堪称最具吸引力的地方之一。我之所以这么乐观，原因有很多，我在这里只提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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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尽管美国人口的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但美国人口结构看起来明显优越于其他大多数工业国，甚至优越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比如中国，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实行了几十年，现在日益感受到了这个政策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们的生育率是相对较高的，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比其他国家更欢迎移民，美国接受的移民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接受的移民都要多。随着年轻人口越来越多，可用的劳动力就会越来越多，经济活力也更强，这会带来很多好处，比如有利于催生一个更大的高科技产品市场。我还认为，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更发达，就业政策更灵活，因此，更有能力吸纳愿意发挥余热的老年人重返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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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美国在这方面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世界上最好的研究型大学大多数都在美国，而我们也更加擅长推动新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镇的肯德尔广场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的“研究三角区”（Research Triangle），许多高科技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了名牌大学的周围，这肯定让其他国家羡慕不已。美国的技术创新不仅体现在网络公司、软件应用程序以及电子设备（像智能手机），还体现在其他方面。例如，新的钻探开发技术推动了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出现了新的繁荣，推动美国一跃成为世界顶尖的能源生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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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事实证明，我们传统的创业精神和充满活力的市场在催生新产业和新产品方面一直非常成功，这一模式很可能继续维持下去。美国经济规模庞大，多样性特征鲜明，这就为初创企业挑战现有的、已经变得自满的企业留下了很大空间。事实上，美国很多地区曾经在经济发展方面非常落后，比如我土生土长的美国南方地区，但在最近几十年间，这些地区已经充满活力了，即便“铁锈地带”[1]的一些城市，也找到了振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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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个因素以及其他因素让我对美国经济前景感到乐观。然而，成功不是板上钉钉的，好政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我们需要理性的、大方的移民政策，向熟练的技术工人伸出友好之手，绝对不能歧视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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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各级政府必须继续加大在基础技术、教育培训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力度。至关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去帮助人们获得工作技能。改善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固然非常重要，但这不是提高技能水平的唯一方式。我们应该更加认真地考虑一下儿童早期教育、技术学校、学徒计划、社区学院、成人培训和其他方法，促进终身教育。比如，我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曾经参观过里士满一个富有创意的再培训项目。这个项目是由私营企业、弗吉尼亚州政府以及两个社区学院共同发起的，如果私营企业出现了职位空缺，那就委托社区学院培养具有相应技能的人才去填补这个岗位，并支付一定的培训成本。我们还必须确保医疗费用的增幅像过去10年那样继续放缓。联邦税法自从1986年以来一直没有彻底修订过，现在副作用已经显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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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充分发挥出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所有潜力，需要创新领导方式。在我看来，我们的政客，甚至一些技术官员，过于注重打败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手以及在争辩中为自己赢得加分。事实上，我们更应该注重凝聚共识，找到有利于促进共同进步的路子，即便这个路子不是尽善尽美也无妨，最终以互利共赢的方式促进各方朝着共同目标迈进，但这一点恰恰遭到了严重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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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到华盛顿时，是一位沉默寡言、性格矜持的教授，我的研究背景在金融危机期间颇为有用，但我很快了解到，无论在公共部门，还是在私营部门，领导方式与知识背景同样重要。我努力让我的领导方式与我的个性及长处保持一致，同时符合实际形势的需要。作为一名曾经的学者，我非常珍视集体领导，珍视创新，珍视合作。我认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该基于广泛的、开明的讨论，而不是基于个别人的一己之见，我对这一点强调得非常多，每次开会，我都鼓励大家辩论，鼓励大家发挥创造性思维。虽然美联储决策者公开表达异议会制造一定的杂音，导致一些人提出埋怨，但我不会阻止大家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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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领导方法有许多优点，创新思维可以催生很多新想法，而认真的辩论则可以筛选和鉴定这些想法。我努力让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从员工到决策者的每一个人都发挥创新思维，这样每个人都可以为最终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做出自己的贡献。鼓励公众辩论也让美联储为外部的人们提供了一种保证，让他们相信我们的确在广泛征求意见。因此，这种领导方式有助于建立外界对于美联储的善意和信任。一旦发生紧急事件，我就可以在少征求或不征求他人意见时立即采取应对举措，这个时候，善意和信任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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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紧急时刻只是例外，而非常态，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央行的公信力对于有效决策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有了公信力，公众才能相信决策者会用实际行动践行决策。我们必须以认真的态度去达成强烈的共识，并耐心地将其维持下去。只有这样，才有助于缔造公信力。这样往往会促使大家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做出更好的决策。这就是我在美联储学到的领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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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领导原则应该更加广泛地应用于华盛顿。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进步都是基于集体领导和妥协。有时必须坚持原则。但就今天而言，我们需要加强合作，减少对抗，这是一个绕不开的结论。如果政府要履行好促进经济成功的关键职能，我们必须彰显礼让、妥协和开放精神。没有这些，美国经济将无法发挥出巨大的潜力，从而堕入悲惨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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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铁锈地带指从前工业发达，但现在已衰落的一些地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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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勇气：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回忆录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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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戴夫·斯基德莫尔精湛的编辑、写作和研究，这本书将不可能完成。他曾经是美联社的一名记者，后来加入美联储理事会公共事务办公室。为了协助我，他特意向美联储请了一年的假。他在美联储的工作是监督美联储工作人员为我准备的公开讲话稿，并提供合理的建议。本书的时间跨度中，他一直都在美联储工作。他对本书的付出，远远超过了正常使命的要求。我非常感谢他的努力和对每一页书稿的认真关注。他用记者的眼光帮我写出了生动的逸事，引用了令人回味无穷的名言警句，并帮助我将专业性强的经济术语转换成用普通读者能够理解的词汇。是他让本书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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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里·萨斯特里是一个富有智慧的人，总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她的研究为我们撰写此书提供了很多协助。她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做了两年半的研究助理之后，为了帮我写书，推迟了法学院的入学时间。她以饱满的热情和奉献精神帮助我准确地理清了危机之前、危机期间以及危机之后的各个事件的先后顺序，我非常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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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金斯学会为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合意的工作环境，也非常支持我的研究工作，我再次表示感谢。我尤其要感谢的几个人包括：布鲁金斯学会主席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布鲁金斯学会哈钦斯财政与货币研究中心主任戴维·韦塞尔；布鲁金斯学会经济研究部门主任特德·盖尔。戴维·韦塞尔在布鲁金斯学会内部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成员包括他自己、利雅卡特·艾哈迈德、唐纳德·科恩、路易斯·希纳和贾斯汀·沃尔弗斯。他们为本书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评论。此外，布鲁金斯学会的莎拉·霍尔姆斯在行政方面为我提供了非常好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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