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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巴菲特的说法，这些人中，有些会把他们的方法写成书，书名就叫“我是如何在20天中每天早上工作30秒就将1美元变成100万美元的”（How I Turned a Dollar into a Million in Twenty Days Working Thirty Seconds a Morning）；有些则会去纠缠象牙塔中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经济学家们：“如果不可能做到，那我们这215个人是怎么回事？”“然后商学院的一些教授将很可能会粗鲁地提出一个事实，如果2.15亿个猩猩也去做类似的运动，结果也是一样的——连续赢了20次的215只自负的猩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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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样的证据可以说服我们相信有人可以很好地选择股票战胜市场呢？每年，晨星公司评级都会报出表现优于市场或者其他同行的互惠基金经理人。其中有一些连续多年蝉联评级榜单顶端。他们的基金广告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让人们认为过去的这些傲人的记录说明该基金具有超前的预测能力（忽略保留条款）。但是正如巴菲特讲的故事所说，肯定会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小部分非常幸运的经理人可以实现长期的傲人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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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决策而不是年份来衡量记录是合理的。所做的决策利润越丰厚越好，也更有说服力（更不像大猩猩），外界观察者至少能够理解股票选择背后隐含的一些逻辑。股票选择通常是主观的，建立于很多因素基础上，对于一个投资者或者其他任何投资者来说都很难理解基金经理人在做什么。当没有其他人能够理解一个经理人选择股票的逻辑时，你也不可能说服一个怀疑论者让他相信这个经理人获得的收益不只是靠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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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神数学家：战胜拉斯维加斯和金融市场的财富公式 指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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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股市的最佳案例之一涉及一个被称为“统计套利”（statistical arbitrage）的计划。为了在股市中赚钱，你必须低买高卖。为什么不让电脑来告诉你哪只股票价低，哪只价高呢？从概念上讲，这就是统计套利。基础分析在决定购买哪只股票时要考虑大量因素，其中很多是用数字表示的。如果这个过程具有任何有效性，那就应该是可以实现自动化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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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79年时，爱德华·索普就已经开始追寻这个想法。这成为普林斯顿-纽波特公司为人熟知的“指标计划”的发现结果之一。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前任教授杰罗姆·巴塞尔（Jerome Baesel）负责这个项目的研究，是索普说服他来普林斯顿-纽波特公司全职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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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分析是通常购买股票并持有几个月、几年或者几十年。持有股票的时间越久，大幅度战胜市场就越困难。比方说，你被说服相信一只股票的售价只是其“真正”价值的80%，这是个不错的折扣。如果市场在一年的时间里按照你的思维方式行事，你将能够在出售这些股票时获得25%的利润（高于其他任何收益：这25个百分点就是你“战胜市场”的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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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市场花费20年时间才意识到低估了该股票的价格，这种缓慢的重新估价将只会在你多年来的年收益率上增加1.1%左右。打算战胜市场的长线投资者必须要找到现在被严重低估的股票，而且必须能够预测遥远的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二者都是很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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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索普和巴塞尔的研究焦点在短线上。他们的软件可以挑选出在前两周按照百分比计算上下浮动最大的股票，这些浮动是根据股息和股票拆分进行的调整。这些公司都曾因为或好或坏的消息令市场震惊。他们发现上浮的股票在短期内回落的趋势很强烈，而下跌的股票又趋于上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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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大势投资者”们下赌注恰恰相反。这就很好地验证了那句老话：有时候即使没有消息，市场也会反应过度。然后情感消退，钟摆又摆回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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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普和巴塞尔利用投资组合进行试验，他们购买“跌幅最大的”股票并卖空“涨幅最大的”股票。只要他们购买了足够多的股票，这种做法就可以提供良好的对冲，足以对抗一般的市场波动。他们推断可以获得大约20%的年收益。讽刺的是，这却成了绊脚石。普林斯顿-纽波特公司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而且在其他交易中获利更高（从1980年到1982年连续获胜，扣除20%费用后，年收益分别为28%、29%和30%）。涨幅最高加上跌幅最高的股票投资组合也比普林斯顿–纽波特的其他交易变数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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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概念很精妙，但普林斯顿–纽波特根本用不上，因此指标计划被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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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2年或是1983年，杰瑞·班伯格（Jerry Bamberger）也几乎想到了同样的主意。班伯格在纽约为摩根士丹利投资公司工作。他想到的涨幅最大——跌幅最大的投资组合系统很显然比普林斯顿–纽波特丢弃的那个系统更高级，因为它的收益更加稳定。1983年，班伯格开始利用这个系统为摩根士丹利公司进行交易。这个系统生效，在班伯格的老板农西奥·塔尔塔利亚（Nunzio Tartaglia）的领导下，摩根士丹利大规模地扩展了这个系统的应用范围。塔尔塔利亚为此大受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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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伯格感觉没有得到赏识，于是辞掉了这份工作。然后他看到一则广告，为承诺提供低风险交易策略的人提供资金。这则广告是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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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伯格和索普在纽波特比奇见面，并在那里对他的系统进行了解释。班伯格的系统通过将股票分成产业集群的方式降低风险。它自动抵销了每个产业集群中的长短线投资。索普断定这确实是一种真正的改善措施，于是同意资助班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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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开始在纽波特比奇对这个系统进行测试。班伯格是个烟瘾很大的人，而每天都量脉搏并跑步锻炼身体的索普曾立下规矩不雇用吸烟者。最后他们互相让步，允许班伯格在室外吸烟。班伯格也被禁止进入计算机室，因为据说每台都相当于洗衣机大小的十亿字节硬盘驱动器很容易受到攻击，哪怕是空气中最微小的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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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普注意到班伯格每天都自带相同的午餐，于是问：“你午餐多久吃一次金枪鱼沙拉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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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伯格回答道：“过去的6年里每天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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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伯格的交易系统在计算机模拟中运行良好。索普和里根设立了一个新的分公司，叫作BOSS合伙人公司，是班伯格+奥克利萨顿证券公司（Bamberger plus Oakley Sutton Securities）的缩写。总部位于纽约的BOSS公司开始为普林斯顿–纽波特公司管理资金，金额为3000万～6000万美元。1985年，该公司获得了25%～30%的年收益。这项收益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逐渐减少。到1987年时已经降至15%，无法再与普林斯顿–纽波特的其他机遇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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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很显然在于竞争。塔尔塔利亚继续扩大摩根士丹利的统计套利业务规模。到1988年，塔尔塔利亚的团队买卖的股票价值高达9亿美元。班伯格常常试图购买与摩根士丹利相同的暂时廉价的股票，导致价格上涨，于是削减了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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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赚了一大笔钱的班伯格决定退休，于是BOSS被关闭。最终，据说摩根士丹利的业务遭遇了巨大损失。该公司也关闭了统计套利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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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普继续摆弄统计套利。他用一个更为灵活的“要素分析”系统取代了班伯格的产业集群分割系统。该系统通过股价波动与市场指数、通货膨胀、黄金价格等因素的关系对股票进行分析，可以更好地管理风险。在朱利安尼突袭普林斯顿办事处一个月后，普林斯顿–纽波特公司将这个改良后的系统投放市场，命名为STAR（Statistical Arbitrage，统计套利）。STAR系统获得的扣除费用后的收益率为25%或20%。后来合伙公司解散，这个想法因此第三次被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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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纽波特公司关闭后，索普离开了一段时间。他大约有一年的时间都没为其他人做投资。就像患强迫症的赌徒一样，他不会离开太久。他在日本认股权证上发现了一些难以抗拒的机会。到1990年年末，他已经在进行认股权证交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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