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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市场假说远没有消逝。尽管还和从前一样尖锐，却仍然缺乏证据证明一些成功的对冲基金的交易记录已经改变了很多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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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利准则的故事始于赌博庄家和赛马。凯利系统获得正统地位的环境既不是华尔街的峡谷，也不是学术界，而是中国香港地区的赛马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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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数十年里，赌徒们已经开始发现体育运动赌博“市场”是多么无效。这种意识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迈克尔·肯特（Michael Kent）、伊凡·明德林（Ivan Mindlin）和比利·伍兹（Billy Woods）在拉斯维加斯建立的“计算机集团”（Computer Group）。他们有一个要素分析系统，可以查看大学生足球和篮球比赛的统计数据，进而决定投注哪个球队以及赔率大小。计算机集团的预测结果迅速传开，因此削弱了团队的利润。因为其他人效仿该集团的预测下注，因而影响了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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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超级碗比赛的周日，联邦调查局突袭了计算机集团在16个州的43处联播电台。该集团在全国的体育博彩区设赌，目的是将其对赔率下注的影响力降到最低。政府认为这就构成了外围下注犯罪。于是他们被起诉，计算机集团因而解散，最终指控被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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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一个刚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完成博士学位的神秘计算机科学家来找爱德华·索普。这位计算机科学家自称有一个系统，可以确定篮球比赛和其他职业比赛的有利赌注。他发现，不得不赶赴另外一座城市比赛的球队通常比不必赶赴其他城市比赛的球队表现差，不得不连续进行大量比赛的球队的平均表现要比在比赛之余有更多休息时间的球队差。这些变量在庄家的赔率中并没有被恰当地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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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普深受打动，于是提供了5万美元用于试验。为了将跟风赌博的情况减至最低，他们认为下注的人应该不同于人们对成功赌博者外表的刻板印象。这位计算机科学家的一位女性朋友同意扮演这个角色。为了进行这次试验，她去了拉斯维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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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赛事赌博比21点有一些优势。因为可以下大赌注，必要时可以分散到多个庄家处。当没有有利机会时也不必非得下注伪装，计算机系统会确认出具有6%胜率的赌博，他们根据凯利准则决定下注规模。随着资金增长，赌注从几百美元到几千美元不等，他们一天之内在各处下注5～1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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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早期的101天里，这个团队利用初始的5万美元累计获得12.3万美元利润。他们通过一个叫作小凯撒的破旧体育博彩区，几乎榨干了一家银行的全部资金。在试验进行过程中，这家银行倒闭，索普怀疑他们的取胜也是导致其倒闭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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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就此收手，因为这个系统要求必须有人去拉斯维加斯下注。赌博者必须要运输大量现金，这让每个人都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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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21点和体育博彩时获胜导致的一个问题就是，迟早会有一个穿西装的大块头过来叫你离开。因为成功的玩家赢走的是赌场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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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艾伦·伍兹（Alan Woods）就是应付这类事件的专业21点玩家。他读过索普写的关于21点的书，而且好奇是否可能采用相似的方法赌马。赛马赢的钱来自广大赌徒的腰包。马场总能获得自己的收益分成，因此没有理由介意是谁赢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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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经济学家威廉T.津巴（William T.Ziemba）和唐纳德B.豪施（Donald B.Hausch）出版了一本书，受索普启发，他们给书起名为《战胜马场》（Beat the Racetrack）。在这本书和其他出版物里，作者们阐述了如何在赛马场发现套利机会并以赌马的名义利用凯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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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和豪施的经历主要来源于北美的赛马场。到1984年，伍兹已经确定赌马的最佳地点是香港。赌马在香港是唯一的合法赌博形式，而且一家官方网站称其为“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娱乐形式”。每年在香港有大约1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赌马。平均下来，相当于包括男人、女人和小孩儿在内的每个人的赌金为1400美元。几次香港马赛的赌资比美国和欧洲马场全年的赌资还要多，通过电话或者互联网也可以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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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赛马比赛由香港赛马俱乐部（Jockey Club）负责，这是一家非营利组织，每年收入20亿美元左右。该俱乐部拥有无可指摘的声誉，如果比赛场次过少，会影响俱乐部的收入。赛马俱乐部经营两家赛马场，一个是跑马地赛马场（Happy Valley），另一个是比较新的高科技的沙田赛马场（Sha Tin）。香港的赛马场地是相对孤立的。赛马和骑师几乎没有理由到其他地方去比赛。这对于计算机系统也是一件好事，因为没有成绩记录的“未知”赛马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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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兹与比尔·本特（Bill Benter）和沃尔特·西蒙斯（Walter Simmons）在“香港辛迪加”合作。本特负责编写软件，西蒙斯负责收集赛马和骑师的历史数据，伍兹提供15万美元种子资金。他们付出了数年的辛苦劳动才让这个系统开始运行。本特的计算机模型采用部分凯利系统来决定最佳的赌博组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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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利的胜率/赔率公式忽略了赌徒自己对派利分成赔率所产生的影响。下大赌注的人——相对于已经押注在赛马上的赌金而言较大的赌注——将会降低赔率和潜在的盈利。本特不得不利用更加复杂的凯利公式将这一点考虑进去。成功的赌博操作本身对赔率所产生的影响比正常的超额赌博更加不利于获利。这就是青睐香港及其大型赌池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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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赌博团队的经营属于劳动密集型工作。需要多达数百人挤到下注窗口去连续不断地更新模型的数据库。本特的模型不仅利用公开的骑师和重点位置等数据，还利用了大约130个变量。这个辛迪加雇人查看每场比赛的视频资料，四处搜集像一匹赛马是否在拐弯时撞到了或者赛马恢复得如何这样的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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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获胜季在1986～1987年。几乎是在资金刚开始流入时，本特和伍兹就开始为利润分配而争吵。辛迪加分崩离析，每位合伙人获得了一份软件副本。几年内，本特、伍兹和西蒙斯都成了千万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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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兹具有科学赌博者的一个悲剧性弱点：他爱谈论自己的丰功伟绩。他曾告诉一名记者：“如果对此事保密，我本可以从中获利——这样也不会泄露来这里后成为百万富翁的其他计算机团队的秘密。但是这是极难做到的事情，我就是没办法守住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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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津巴估计，一流的香港计算机团队可以在好的赛季里赚到1亿美元，其中大约一半收益都归团队领导所有。伍兹自己说已经赚了1.5亿美元。对津巴而言，赛马只是证券市场的一个启发性模型。为技术股票设定价格的人和展示赌博目标的人都是同样容易犯错的人。这两种活动的投机者都受到获利欲望的驱使，这并不能保证完美的市场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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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兹过着像《007》电影中的反派间谍一样的生活，只是不及他们那样风流。他在马尼拉安家，离香港足够近，用光纤电缆传送象征着金钱的消息。现在年近60岁的伍兹是个白发苍苍的隐士，几乎很少离开他那奢华的超高层公寓和他那婀娜多姿的女伴。如果他需要什么东西，他会让他的女仆或者菲律宾女友去帮他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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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兹常常夸耀说在过去的18年里他从未亲身观看过赛马比赛。他认为赛马比赛没那么有趣。他安排在赛马场的代理人会在第一时间将比赛结果传给他，信息中通常带有适当的笑容或者皱眉的表情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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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股市泡沫处于顶峰时期，伍兹卖空了纳兹达克指数股份。这完全是一场赌博，赌股市泡沫会破裂，但时机不对。伍兹说他损失了1亿美元。他说：“当你看到我从1987年开始从赛马身上连续赚了多少钱的时候，再对比一下我在股市的表现，你会发现，赌马似乎比投资股票安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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