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447830
·第二，跨领域、国际合作的综合监管成为趋势。许多金融创新跨越了国界和银行、证券、保险等多个领域，金融风险往往就在这些领域交叉出现。因此只有跨领域、跨国际合作的综合监管才能及时甄别国际金融市场风险。
1703447831
1703447832
·第三，对原来在监管领域之外的影子银行体系以及对冲基金等进行全面监管开始在全球达成共识。例如，美国原本反对监管对冲基金，而现在相关机构则开始加强监管，采取了提高市场准入、调整会计准则等措施。随着本轮金融危机的深化，很多监管方面的转变还会逐步显现出来，值得高度关注。
1703447833
1703447834
机遇和压力并存
1703447835
1703447836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外市场需求的急剧下滑，中国政府及时出台了包括4万亿投资计划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但应当看到，这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应急性措施。随着政府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到位，以及从2008年11月份以来的高速信贷投放，未来很可能即将迎来一个十分强劲的总需求的恢复过程，可能首先是环比的迅速改善，随后是同比的迅速改善。因此，在经济迅速下滑的局面逐步得到改善后，政策重点应当从危机应对为重点的应急政策，转向可持续的复苏，推动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其政策的着眼点，就是当前全球经济正在经历的从恐怖平衡到再平衡的波动过程，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重大结构变化。
1703447837
1703447838
从内部和外部环境综合来看，处于世界“金融恐怖平衡”一端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结构调整需求，外部是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全球经济增长格局的调整，以及由此形成的外部需求下降，内部则是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带来的转型压力。具体来说，目前的结构调整就是从原来以外需主导的经济增长，调整到以内需和外需并重的经济增长，从原来大量依靠劳动力和生产要素投入等推动的经济增长，转向以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为主要动力的增长。这些调整可以从以下6个方面促进经济发展。
1703447839
1703447840
第一，适当调整出口导向型战略有助于改善中美之间的经济结构失衡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质量。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中美经济结构失衡，中国有必要调整长期以来实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的特点是，在国家支持政策中采取的方式是出口退税和信贷支持，在地方政府政策中采取的方式是建立开发区，以土地、税收优惠等措施吸引外商投资。出口导向型战略使我国在20多年的时间内保持了近10%的高速增长，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和外汇储备，但同时也形成了资源的浪费、环境污染、技术进步缓慢、对国外市场高度依赖等巨大的经济社会成本。在中国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和出现产能过剩后，这种战略势必需要及时调整。具体来说，经济发展战略和各地招商引资的有关政策需要全面调整，招商引资要从注重数量调整为注重质量，从注重出口创汇调整为注重技术进步，从出口导向战略调整为进口替代战略，逐步减轻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缓解巨额外汇储备的压力。按照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原则，重点引进那些含有较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和没有环境污染的产业，引进国内缺乏的技术和资源，加以消化和创新，弥补国内资源和技术力量的不足，努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活力。
1703447841
1703447842
第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密切配合有助于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中国中央银行在应对这次金融危机上表现出了快速的反应，2008年连续五次降息，避免了短期内实际利率的大幅上升。从数据上看，金融市场已对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做出了比较正面的反应，2009年第一季度银行信贷达到了惊人的4.58万亿，尽管有一部分是票据贴现业务所致，但银行惜贷势头已经有所缓解，这对帮助经济走出低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从理论上讲，在经济回落时期，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作用有限，还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配合。
1703447843
1703447844
相比之下，财政政策的决策效率虽然比货币政策低，但对恢复经济增长、促进结构调整具有更大的作用。即使近期全国财政收入出现下滑，但中国财政的实力依然较强，目前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值也不超过1.5%，在扩大财政赤字、提高负债率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此外，我国国债占GDP的比重仅有22%，而西方其他国家这一比重高达70%以上，所以我们同样拥有一定的国债负债空间。从理论上讲，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货币政策更多地只是为结构调整创造更为稳定的货币环境，而很难替代结构调整本身。财政政策应当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这主要包括：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准备一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作为储备；在劳动力从被淘汰的企业转移到新的企业时提供培训等帮助；在高物价条件下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补贴和救助；实施更为灵活的税收政策，适当降低企业经营的税收特别是受到紧缩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的税收等。
1703447845
1703447846
第三，完善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制度是扩大内需的长久之策。国内理论界一直关注内需的疲弱特别是消费对于GDP贡献度的下降，但是，在外需增长势头较为迅猛时，内需的扩大往往容易受到忽视。同时，较之投资的迅速启动速度来看，消费的扩大往往需要对整个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进行制度创新，因而往往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从政策效果看，启动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来刺激经济往往见效较快，而以增加收入、减税等促进消费的方式来拉动内需存在时滞性长的弱点。但是，在当前的结构调整压力下，仅仅依靠投资来带动，可能并不能有效解决此次经济迅速回落中所暴露出来的对于投资过度依赖以及产能过剩等问题，关键还是要靠扩大消费的政策措施。
1703447847
1703447848
第四，市场驱动的需求恢复程度是中国经济从危机冲击下复苏的关键，其中，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应当是扩大内需中的短期政策重点。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刺激内需政策角度看，大量基础设施项目可能基本集中在大型的垄断性国有企业，一些企业所说的，调整中可能出现的“民企国企化，国企央企化，央企垄断化”的现象可能并不一定准确，但是如果调整中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冲击过大、大量资源投入到垄断的资本密集型企业中，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状况。对于这些能够大量吸收就业的企业来说，最为需要的，可能不仅仅是新上一些基础设施项目，而应该是减税等政策举措，以及放松管制、降低准入门槛的举措。
1703447849
1703447850
第五，放松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准入管制，为从低效率出口企业等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和资源提供可以转移的新增长点。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的重点在于引导和扶持，在于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和宽松的政策环境来促进企业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转型路径。除了强调要促进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外，鼓励企业发展先进制造业、实现制造业的服务化、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利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都是可供选择和探索的道路。目前，不少有助于扩大内需的服务业等产业存在严格的准入管制，准入门槛太高。应该适时放松管制来吸引资源的进入，例如服务业、医院、教育、社区性的金融业等，这样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1703447851
1703447852
第六，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推动中国经济的再杠杆化，满足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时期的金融服务需求。无论是与国际水平比较还是与中国的历史水平比较，总体上看，中国政府、企业、居民的负债率都处于较低的水平，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也十分健康，这与美国等国家的过度负债和过高杠杆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金融系统扩大信贷资产规模，提高杠杆比率存在着较大的空间，是中国应对这次危机最为有利的条件。在企业的淘汰比例明显增多的结构调整时期，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融资结构显然是难以适应的，要积极发展为企业并购、重组提供相应服务的金融机构和产品，放松其他渠道的多元化融资。可以将风险并不高的民间融资规范化，这样能够吸引很多资金的进入，降低其对银行信贷的过分依赖。同时，银行也需要提高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应对能力，增强自身的风险识别、衡量和管理能力，避免在再杠杆化过程中出现新的大规模不良资产。从融资形式看，银行信贷是低风险偏好的，这种融资形式是难以适应经济结构调整时期的需求的，也不适用于推进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和创新应该由一些高风险偏好的基金来推动，同时需积极推动股权融资、债券融资等直接融资渠道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创业板的发展就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1703447853
1703447854
1703447855
1703447856
1703447858
中国金融大未来 第2章 打造完善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 来自三次G20峰会的共识
1703447859
1703447860
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改革的催化剂。从华盛顿、伦敦到匹兹堡，伴随着金融危机在不同阶段的演进，G20三次峰会不断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讨论和实践推向深化。
1703447861
1703447862
2009年9月25日，20国集团领导人匹兹堡峰会落下帷幕。虽然距离上一次伦敦峰会仅有5个月时间，但整个会议的气氛有了明显的好转，因为全球经济已经开始企稳回升了。匹兹堡峰会没有了此前华盛顿峰会和伦敦峰会的恐慌和悲壮，各国领导人开始反思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体制性原因，并开始着手讨论一些解决的办法与举措，特别是关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问题。实际上，关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话题，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直都是全球经济金融界关注的焦点，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世界经济能否避免重蹈危机的覆辙并顺利复苏，还关系到世界经济格局重新调整的方向，对于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1703447863
1703447864
1703447865
1703447866
1703447867
中国金融大未来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主要课题
1703447868
1703447869
国际金融体系面临的诸多问题由来已久，在金融危机的特定背景下，G20峰会这样一个在此前的国际经济领域话语权并不高的会议形式，开始成为讨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这样一些重要问题的平台。
1703447870
1703447871
从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G20为平台，各国关注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主要课题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703447872
1703447873
首先，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涉及一些国际性多边金融机构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长期以来，在国际金融活动中，国际金融机构的合法性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和争议。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代表性不足。作为最关键的国际金融机构之一，IMF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确保成员国投票权与其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角色相称，同时应使受IMF决策影响的国家能够具有适当的话语权。显然，与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日益上升的影响力相比，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这方面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增加。第二个方面是IMF与成员国的关系。少数有影响力的国家实际上（而非法律意义上）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且受到的约束相对更少。例如，在目前的规则安排下，IMF对重大事项的表决，必须得到85%以上的赞成票才能通过。目前，美国作为IMF最大的份额拥有者拥有超过16%的投票权，多数国家都没有超过5%。这种局面下，美国拥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如果不通过份额改革，美国主导IMF的局面无法改变。
1703447874
1703447875
国际金融机构合法性缺失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研究对20国集团1999-2007年间的政策行为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自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G20）成立以来，达成的决议中大部分都只反映了发达国家的政策需求和偏好。这显示出G20机制主要是一个能够使G7国家政策——特别是G7政府最关心的问题获得支持的工具。通过G20会议，G7国家的政策能够获得更广泛的合法性和影响力。而发展中国家的要求，特别是那些可能增加G7国家政府和企业成本的要求，在集团内部则很难取得进展。在成立8年以后，虽然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表现更加积极和活跃，但G20在提升发展中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方面进展并不明显。
1703447876
1703447877
关于国际金融机构合法性的另一问题是，目前对身负国际金融秩序管理职责的组织和机构的问责制不完善。这包括机构问责和个人问责。例如，IMF成立以来，监督世界经济有效运行的任务不断增加，其应当向所有对其提供融资的成员负责，并向所有利害关系方提供相关信息；特别是对于那些受到直接影响，但在决策中又没有话语权的国家，国际机构有义务进行解释和说明。同时，在运行日益复杂的过程中，国际机构理事会也需要加强对管理层和工作人员的问责。建立和完善问责制不是要施加控制，而是通过问责，赋予国际机构行动的合法性，并加强其独立性。国际机构通过向公众解释如何履行其使命，并让公众表达对其政策的看法，从而建立自己的声誉。一家声誉卓著的国际多边机构更有可能得到公众的信任，同时也有利于增强机构自身的独立性。国际机构通过提高透明度，广泛协商，赋予成员便于参与的渠道，可以使组织更具代表性，同时，也能更好地完善和维持问责制。
1703447878
1703447879
其次，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涉及国际组织和机构之间缺乏协调性和一致性的问题。国际金融治理涉及多个组织机构和广泛的监管机制，涉及银行、资本市场和保险机构的监管组织，金融稳定理事会（前身为金融稳定论坛）等。这些机构在成员组织内部的各成员国监管当局间进行协调，但不具备在全球范围的授权。如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负责通过交流信息，促进全球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各成员组织协同制定共同的准则，建立国际证券业的有效监管机制，以保证证券市场的公正有效；共同遏止跨国不法交易，促进交易安全等。对于IMF、世界银行和WTO来说，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IMF监督、评估成员国的金融稳定问题，世界银行帮助改进金融系统，WTO处理金融机构及与服务贸易相关的问题。此外，G7与G20的效力也并不清晰。在这样的情况下，各组织机构及不同机制间相互协调、形成合力就非常关键。这种协调机制建设需要国际社会的广泛推动。由于国际社会在正常情况下往往难以产生这种机制，因此不得不借助于经济危机的压力和背景。例如，以IMF为代表的布雷顿森林机构的产生就是为应对当时环境下主要成员国的金融危机。但这种被动式的应对容易产生合法性和全球治理方面的问题，使得IMF的授权范围和与成员国关系一直为国际社会所诟病。
[
上一页 ]
[ :1.70344783e+09 ]
[
下一页 ]